《陈果夫与陈立夫:国民党兄弟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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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与陈立夫:国民党兄弟教父- 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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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船开后,才知自己一人一室,并无其他乘客。
  他认为付款太少,便找售票员,要求补票4角。
  但售票员并不接受,说何必如此计较。
  陈果夫说:“吾与汝本无须计较,但此非关个人,乃予与公事与其他人之计较,惟我与汝相识,尤不能不作一公正交易。”售票员还是不肯接受,说:“凡公正交易,须使众咸知,今惟我与汝两人,何必尔?”陈果夫十分认真地说:“不然,惟其吾侪二人外无他人在,尤当如是,盖人之坏每坏于无人处。予不愿此日为予始坏之日,此事为予始坏之事,尔同取去,毋稍客气。”售票员见陈果夫如此坚决,才接受了补票款。
  这一夜陈果夫睡得特别舒服。
  陈果夫到上海后,即进入晋安钱庄,担任助理信房。
  信房的工作便是处理各地与钱庄有业务关系的信件。
  每天都有一大堆信要看,要处理,因此十分繁忙。
  但陈果夫却干得十分高兴,因为里面好多程序和知识,他原先并不知道,现在接触感到很新鲜,很有趣。
  由于陈果夫只是信房的助理,工作再忙也不显得累。
  但不久信房先生病死,陈果夫奉命代理信房,原来的信房先生是经理的同乡,月薪32元、陈果夫由于是刚开始进入钱庄,月薪只有8元,现在助理信房不再配备,这样,两人的工作只由一人承担,而后业务信件一天多过一天,且月薪仍只有8元,陈果夫才感到工作既忙且累,竟然病了一场。
  后来朱五楼看不过去,出面找经理说话,才加了4元薪水。
  虽然如此忙碌,陈果夫还经常抽出时间来,去帮助别人工作。
  因为他想学习钱庄各部门的知识,只有在帮别人工作时,才可以接触这些部门,才可以学得知识。
  到了晚上,他常常是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翻阅银行或经济学知识的书籍,遨游于知识的海洋。
  有人约他逛街上酒店或者去妓院,他都予以拒绝。
  他说:“我有我的兴趣所在!我愿一天忙到晚,自己找事做,可不愿和庄上的同事同流。”第二年春天,陈果夫约了几个好朋友共同向蒋介石借了一笔钱,做洋钿生意,结果,不到20天功夫,竟赚了600多两银子。
  旗开得胜,令陈果夫好不得意,因当时陈果夫除了自己生活外,还要接济弟弟陈立夫的学费,一个月的工资实在不够花销,他必须自己做生意,才可赚更多的钱。
  他心想,还要把这种生意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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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场纵横(2)
正当陈果夫在晋安钱庄碌碌奔忙的时候,蒋介石找到了他,交给他另一项任务。
  原来,孙中山护法失败后,为了筹借经费,以救济革命先烈遗孤,并资助革命秘密工作,便鼓动江浙财阀虞洽卿出面主持,命一些国民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介石便属其中之一。
  他接受任务后,首先将此事告诉了陈果夫,希望陈果夫参加。
  陈果夫也正感在上海经济困难,难以施展,因此欣然同意,便参与筹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活动。
  对于证券物品的交易,陈果夫从来没有做过,而且这方面的书也没看过,得从头学起。
  首先,陈果夫跑到日本人在上海办的取引所去参观了两次,了解了证券物品交易的一般知识,然后去请教上海金融界的巨头,如钱业董事及银行、钱庄经理之类。
  这些人向他面授机宜,说是要闯金融界,必须会嫖、会赌、会吃、会穿,陈果夫觉得这些话并不对,老子说的“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的道理才是对的,他决定不按此道去办。
  为了取得上海经济界的支持,陈果夫与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先组织了一个“协进社”,拉拢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虞洽卿、赵家艺、盛丕华、洪承祁、温宗尧、闻兰亭、李云书等为社员,然后由他们出面,向农商部提出申请开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要求给予批准。
  经多方面活动,由农商部核准。
  1920年2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成立,理事长为虞洽卿,常务理事6人,理事17人,监察人为蒋介石的老师周骏彦。
  在理事长虞洽卿的号令下,一声锣响,经纪商们鱼贯拥入交易大厅。
  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开张,标志着陈果夫开始了他的新经济事业,用陈果夫的话说,亦即“我的商业经验又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交易厅中,陈果夫的席位排序54,号名茂新,专做证券、棉花两种生意。
  开始,整个交易所资本共35000元,1000元为一股,共35股,股东17人。
  其中张静江5股,张静江兄、侄共8股,蒋介石4股,戴季陶2股,陈果夫1股,这样,张静江一家和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共20股,占全部股份的4/7。
  而陈果夫茂新的资本只有3000元的现金,由陈果夫向晋安钱庄借了1000元,朱守梅、张静江等人出2000元,仅以这微量本金,便开始做起了证券物品买卖的大生意。
  开张的第一天,由于上场的代理人没有经验,场账不清,不能把握价格的变化,结果亏本1700多元,茂新的资本去了大半,真可谓出师不利。
  陈果夫伤心透了,但他并不气馁,认为商业场上的沉浮起落是正常的,只要吸取教训,是可以转败为胜的。
  他开除了那位误事的经办人,作出谨慎行事、兢兢业业、稳扎稳打的决策。
  并且,他也从晋安钱庄辞职,一心一意做起他的交易所生意来。
  半年后,茂新稳住了阵脚,陈果夫也学会了很多证券交易的知识,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
  为了把茂新办好,陈果夫给职工规定的做生意的四条原则:一、不作弊;二、不随便拉客人;三、不劝客人做多;四、认真。
  为了防止职员利用茂新的牌子自己做生意,陈果夫做出规定,禁止职员自己做生意。
  为了拉拢职员,他向股东会提出,将红利的分派额酌情予以增加,以使职工为他们卖命,不再斤斤计较于自己的利益。
  为了便于他掌握每天的行情,陈果夫规定当天的账一定要清算。
  所以每天晚上,别的经纪人号都熄了灯,惟有茂新的职员还在工作。
  陈果夫制定的这些规章,确实给茂新带来了新的面貌,在上海商业场上获得了信誉。
  当然,有些规章冠冕堂皇,说得好听,但实际上不一定都能做到,为了赚钱,他们是可以打破这些原则的。
  在陈果夫看来,不管有多少原则,赚钱就是最高原则,整个上海商业场,就是一个互相欺骗、互相吞并、互相厮杀的战场,充满了冒险与残酷,不昧良心绝对不能发财。
  陈果夫这样想,也是这样干的。
  有一天,交易所场务科本来拍错了板,但陈果夫凭着他对交易行情的熟悉,将错就错,经过一天的争辩,竟使对方胆虚退让,结果,“赚了1800余元,不但翻回第一次的本,连利息亦有着了”。
  茂新就是这样由小到大,不断盈利的。
  据当年交易所理事之一的魏柏桢回忆:“开始时,股票价在30元左右。
  到了1920年春已拍到每股50多元。及至年终每股涨到120元,这时每股所欠缴的股款3/4,即37元5角已全数缴清,交易所已收股500万元。”陈果夫等大获其利。
  茂新的股本不断增加,于是陈果夫想扩大生意范围。
  他与蒋介石等商量后,便又开了一家经纪号,取名鼎新,由朱守梅任经理,他自己做协理,专门经营棉纱与金银生意。
  这样,陈果夫的交易所不再是单一经营,可同时做棉花、棉纱、金银、证券四大生意了。
  因此,本大业大,营业更加兴旺。
  这一期间,陈果夫的交易所大约做了好几亿元的交易,佣金总收入在20万元以上。
  

洋场纵横(3)
陈果夫大发其财,不仅能支持他个人在上海高昂的生活费用,也能较多地支持正在北洋大学攻读的弟弟陈立夫的生活、学习费用,“甚至当粤军于这年8月(按指1920年——引者)回师###桂系时,饷糈奇绌,亦赖以经营所得助之,始得开拔”,多少资助了孙中山的护法革命运动,这当然是一举数得的大好事。
  陈果夫发达了,仍然过着俭朴的生活,圈里人视其为异类,背过脸叫他“古板先生”。
  陈果夫生意照做,钞票照赚,吃喝嫖赌一样不来。
  后来,他从《商业场中》一文里专门谈了为什么与众不同的原因,他说:“我自信如不与他人同流,我的工作未必就不能胜人。
  所以在交易所时,以至于上溯到钱业时期,始终保持这种态度,没有把我的信念动摇。
  这在事业的初期,当然要吃亏,第一天的亏本即其实证。
  不过结果我还是不失败,并且可以说是成功,因为我们生意不在十名之下。
  张静江先生等当时对我们的作风也加以称誉,渐渐地他也做了我们的股东”。
  可见,“事在人为,而且只要自己立得稳,人家相信你可靠,更不怕自己没有地位了”。
  孙中山建议创办证券物品交易所,主要是为了筹措经费,同时也有救济烈士遗属的考虑。
  陈果夫在交易所经营中,也是以此为宗旨,他惟恐勤勉不足,有愧同志和革命,努力工作中,也生出许多额外负担,他说:“同志、亲友们看见交易所赚钱容易,往往要托我们代为做些,那些穷苦的同志来托付时,尤其不能拒绝。他们不能亏本,只有赚钱之一法。所以那时候,我们送同志、亲友的钱,只好我自己做输赢,输是算自己,赢则写上某某记,写一张报告单,联同支票一并送去。在两年之中,我们用这种方式,也送上了万元之数。这些地方,我们对于同志、亲友,可算无愧。”陈果夫以诚信待人,以严谨为业的风格,终于博得了同行们的默认和赞许,他们再与“古板先生”交往,也习惯遵守陈氏规则,乐于与他做生意,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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