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
这样，陈果夫仅一张废纸便囤积了大量粮食，仅以发放和兑换之间的差价，农行便大发其财了，更不用说粮食价格暴涨时，农行的收益更是难以估计。
当然，更重要的是，陈果夫以此办法，将全国粮食掌握于自己手中。
当时，解放战争正激烈进行，为了应付战争，蒋介石需要大量军粮，原由国民党政府粮食部收购，但粮食部一是收不起来，二是大量贪污粮款，蒋介石便将收购军粮的任务也交给陈果夫，由农民银行独家办理。
蒋介石将粮款交给农民银行，农行在收购中赚手续费，手续费为收购金额的3％。
陈果夫从1946年开始一直办理此项业务，从中大获其利，并多次受到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表扬。
陈果夫更是卖力，他曾设想将收购粮食完全纳入农民银行的业务范围，使农民银行成为全国最大的粮食托拉斯，后因全国解放，这一设想成为泡影。
2．举办信托业务，从事商业投机。
对于农贷与粮食收购中的大量获利，陈果夫并不满足，他在主掌农民银行后，其业务活动的重点便转向信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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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取豪夺（2）
以前，农民银行靠滥发钞票大肆赚钱，1942年发行集中了，农民银行被取消了作为“法币”发行银行的资格，靠发行赚钱的这块肥肉被挖掉了，因此，便把重点转向倒卖物资，转向信托的商业投机。
当时，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使产业利润落后于银行利润，银行利润又落后于商业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银行把资金抛到商业投机的活动中可瞬息万利，陈果夫正是看准了这一发财的契机。
中国农民银行信托部总部设在上海，同时在南京、汉口、杭州、广州、福建、重庆、汕头、蚌埠、西安、南昌设有分部。
中国农民银行的纯益大部分来自信托部，而农民银行信托部的纯益，主要来自中国农业供销公司。
农业供销公司由农民银行直接投资建立，是农行投资的公司行号中投资最多的一个，公司高级职员均由农行派任，以100亿元作为本金，该公司主要收购农产品，然后从中渔利。
在农产品中，一是棉花。
农行一方面以低价强迫向棉农收买，另一方面以高价卖给厂商，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而且收购的资金还不必由农行自己出，而是由政府拨给，即由中央银行这一“发钞供应所”无代价地供给，农民银行转手之间，便获得大量利润。
由于政府的支持，陈果夫的投机生意做得又大，又无风险可担。
1947年至1948年，农业供销公司经营的棉花因为陇海铁路不通，陕西的棉花运不出，他们就利用飞机运到上海，取得巨额利润。
二是杂粮及其他经济作物，这些都是工业品原料。
陈果夫对此也十分重视，大搞贱买贵卖的投机活动，如1947年，他们在万县、常德购进500吨桐油，周转期只三个月，按当时上海市价，除去缴损耗利息外，总共盈利25亿元。
同年，农行在汉口、蚌埠两地收购蚕豆4000吨、大豆300吨，四个月周转期，盈利45亿多元。
他们还在河南等地大量收购杉木、杉桐及木板等，运到南京、上海销售，本廉售昂，致获暴利。
除农业供销公司外，陈果夫还指示农行独资开设了中和盐业公司。
中和盐业公司于1947年2月正式成立，其业务范围为购运海盐和精盐，行销湘、鄂、豫、桂、皖、赣及上海、北京、天津、徐州、蚌埠等地，并在上海、天津、汉口、长沙、衡阳等地设立门市部，其独占势力，遍及蒋管区各地大、中、小城镇。
该公司资本额在登记时为法币2000万元。
1947年增为1亿元，后又增至10亿元，“该公司1947年决算利润为33亿元、资本总额按年终账面数额10亿元，利润为资本总额的3倍多，其资本增殖率已属不低。
但是账面上的数额还仅仅是它的巨额利润的一部分，因为他们还有许多‘副牌’。
‘副牌’是利用同一资本，基本上又是利用原有的人马和设备来经营各种盐业投机买卖的”。
陈果夫主持的农民银行为牟取暴利，不择手段地进行投机活动，曾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
1945年，参政员黄宇等人便提出了“查中国农民银行运盐、售油、囤糖、违反法令，有营私舞弊嫌疑，拟请政府彻查案”。
认为“已触犯刑章，应即移交法院办理”。
3．勾结地主豪绅开设典当，进行高利贷剥削。
陈果夫当上农民银行董事长后，在1946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合作事业交给合作金库后，农行对农民做什么工作呢？我想要做典当。
”于是，陈果夫积极筹备开展典当业务，1947年3月14日，在他的主持下，召开了典当座谈会，陈果夫在会上大肆宣传典当的好处，说：“典当之设立，原为打击高利贷之猖獗。
以前经营典当者，多为公正士绅，故经营典当，多认为正当事业。
”当有人提出典当有高利剥削之嫌时，陈果夫为其辩解说：“目前典当发生剥削现象，因为其资金来源不济其营业。
”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见陈果夫执意要搞典当，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便都附和他，大谈典当为民解难的作用，在陈果夫的控制下，这次典当座谈会最后作出决议：“农民银行自行选择示范典当，已设农仓或简易农仓之地，可由仓方兼办典当业务，各地典当可申请农行约为‘特约典当’，农行贷给款项，并派员督导。
”“资金：公典基金应请地方政府筹4成，中央政府拨6成。
私典营运资金：由中央、中农两行洽数，于中、农行透支办理。
各地典当资金存在农民银行。
”随后，中国农民银行便在湖北、江西、河南等一些地方举办典当，在农村，一般叫农民抵押贷款所，实际上是旧典当，典当100元要索取年利20到30元，甚至更高，实际盘剥程度甚于旧式典当，是一种更加残酷的高利贷。
陈果夫通过此举，每年可以安稳地获取高额利润。
4．操纵进出口业务。
农民银行手中有了粮食、棉花、茶叶等大量农产品，就可以操纵出口业务，换取大量外汇。
以前，农民银行并未开办外汇业务，当时仅有外汇资产而无负债。
陈果夫主掌农民银行后，由于实力增强，特别是手中掌握了大量出口农产品，便被指定为经营外汇业务银行之一，于是，农民银行更加肆无忌惮地出口大量农产品，例如蚕丝、烟叶、猪鬃、食盐等传统的出口物资一概经营。
巧取豪夺（3）
获取外汇，为了业务发展，农行除在上海外，“并在国内出口贸易重要据点各行处（包括香港在内），开办外汇业务”。
先后有广东、香港、汕头、厦门、福建、天津、青岛、武汉等地开办此项业务。
除抓出口换汇外，对进口物资陈果夫也毫不放松，陈果夫知道，孔祥熙、宋子文是靠此发财的。
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每年要拨给中国一些物资，这批物资一直为宋子文专管。
陈果夫看到这里边大有甜头，也想插上一手，想设法搞到一部分物资分配权，但宋子文到手的财富岂肯让陈果夫染指，便寸利不让。
陈果夫通过CC特务搞到宋子文假公济私的一些材料，对宋子文进行威胁，宋子文还不让步，陈果夫便逐步抛材料，造舆论，大有全部抖出之势，宋子文无奈，只得让出一部分物资分配权给农民银行，将1947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向中国提供的一批化肥交农民银行分配，化肥总数为88771吨，这一大笔物资的分配，使农行从中获利不少。
在陈果夫的苦心经营下，中国农民银行迅速崛起，财产迅速膨胀，大有与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争鼎之势。
对此局面，蒋介石是喜忧参半，一方面是他以陈果夫制约孔祥熙、宋子文的目的达到了，另一方面又害怕陈果夫真的与宋孔过不去，因为宋、孔毕竟是自己的亲戚，他不想让陈果夫的权、财太大，因此，他对农民银行抓得一直很紧，在农民银行董事长之上还设了一个所谓的理事长，这一职位由蒋介石亲自担任。
农民银行的人事权一直操纵在蒋介石手中，农行前后五位总经理，除了顾翊群是由孔祥熙推荐的外，其他人都是由蒋介石亲自指派，农行的董事、监事及关键部门的负责人都由蒋介石亲自圈定，所以陈果夫不无悲伤地说：“一切重要问题又都直接请示本行创办人蒋主席的意志办理”。
当然，陈果夫是不甘寂寞的，他一方面看蒋介石的眼色行事，另一方面又采取一切办法，尽量把农民银行办成具有陈家特色的专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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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营事业（1）
陈果夫主掌中国农民银行后，便以其金融上的优势，开始角逐工商界，他采取接收、投资、入股等各种手段，把一个个工商企业夺过来，由CC派所控制，而且美其名曰“党营事业”。
所谓“党营事业”，是借口国民党的一切活动经费过去可以列入预算，由国库开支，“行宪”后，这项开支将取消，为了保证将来有一个“党有”的经济基础，国民党便开始经营工商企业，这些由国民党直接经营管理的工商企业便叫“党营企业”。
“党营企业”标榜的是为了解决国民党的经费问题，因此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大批敌伪财产需要清理接收，而当时正处于新旧交替之时，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系统紊乱，权责不明，有利相争，遇事相诿，形成无组织状态”，既乏章制，也无规则，因此，“接收”无异等于“劫收”，一些贪财枉法之人乘火打劫，大发接收财，国民党的官僚、党棍、军官、警察等党政军警各部门的大小官员都纷纷投入这场大洗劫中，老百姓讥讽为“五子登科”（即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