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汇集成册，取名《四书道贯》，本来，陈立夫从抗战时就已开始做这一巨大的文化工作，但由于处于战争年代，没能做成。
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周恩来见了陈立夫，都关切询问《四书道贯》的撰写和进展，称赞他在进行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但由于政治事务缠身，也无暇完成这一工作，现在异乡他国，终于能坐下来，完成这一心愿了。
《四书道贯》写成后，陈立夫将初稿送给一些朋友阅读，如刘百闵、潘公展、陶百川、钱穆等，请他们提意见，这些人看后一致称赞，认为有学术价值，钱穆还为书写了序言。
世界书局的吴开先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是陈立夫的老部下，出于对过去上司的尊敬，答应承印《四书道贯》一书。
结果，出版后，竟十分畅销，一版再版，总销量达万余册，学术上的收获使陈立夫陶醉，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精神寄托。
陈立夫“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隐居生活没有过多久，便有人知道了他的行踪。
于是，不时有记者、作家及当年故旧前来访问，陈立夫的平静生活又被打乱。
他热情地接待客人，向客人介绍他的农场、他的经营、他的生活、他的读书体会，对这些，他津津乐道，兴趣盎然。
一旦客人谈及台湾政治及以往在大陆时期的经历，他就缄口不言，保持沉默。
有些记者并不灰心，穷追不舍，再三提问，陈立夫实在被问急了，便简单地回答：“过去国民党是我一手搞的，过去的党打败了，打败了就打败了，败军之将不可言勇，有什么好谈的呢？”有人问他是否还准备再回到台湾，重返政坛，他的回答十分坚决：不想回台湾，更不会再返政坛。
表示要在美国度过他的人生的最后岁月。
但世间的事情往往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1961年2月中旬，陈立夫接到蒋介石从台湾拍来的电报，告诉他“尊翁病危，盼即返国”这一消息，使他百感交加。
他想到10年前，为了政治原因而义无反顾地丢下80高龄的老父远走异国他乡，已属狠心；后来其兄陈果夫病逝，他强忍悲痛，没回台湾，也属不近人情；这次老父病危，如果再不回台湾，必为千夫所指。
作为提倡中国文化、提倡传统道德，把忠孝二字挂在嘴边的陈立夫来说，没有理由不返台看望父亲。
于是他将农场的几千只来亨鸡卖了，辞退了工人，然后返回台湾。
2月24日下午3时20分，陈立夫偕夫人孙禄卿在蒙蒙细雨中飞抵台北机场，1000多人守候在机场迎接，台湾党政要人陈诚、蒋经国及故旧朱家骅、李石曾、陈启天、莫德惠等人亲临机场，欢迎这去国十年的天涯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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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居异国（3）
对此，陈立夫深受感动，他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说明自己回台湾纯粹是探望病中的父亲陈其业，没有任何政治意义，不久，他将返回美国。
说陈立夫心中的政治之火完全熄灭，也不符事实，几十年的政治生涯，留给他的印记是深刻的，他当年远走美国也只是想避避风头，后来看到陈诚、蒋经国的根基越来越稳，他东山再起的念头才逐渐打消。
这次有机会重返台湾，看望父病是主要的，但他也还想顺便观望一下台岛的政坛，试探一下蒋介石对他的态度。
如台湾能够容他，他想尽快结束寓居海外、自谋生计的这种孤独生活。
第二天上午9时，陈立夫前往总统官邸晋谒蒋介石。
显然，陈立夫心中的政治之火并没有完全熄灭，他想试探一下蒋介石对他的态度，是否会因岁月的流逝洗刷一些过去的恩怨，对他有所回心转意。
但陈立夫想错了，此时的蒋介石，正一心要把太子蒋经国扶上总统宝座，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他怎能让陈立夫卷土再来，扰乱他这个独来独往的王国呢？所以，蒋介石见到陈立夫后，表现出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只是询问了他在美国的一些情况，并告诉他陈其美夫人姚文英在台湾大学卧病的情况，以及陈果夫当年逝世的后事处理情形，说完这些后，便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除蒋介石不冷不热的态度外，台湾各报对陈立夫的返台也很少报道，“新闻界除对陈氏行踪及其尊翁病况略有报道，此外甚少评论，以陈氏过去之煊赫，受其扶掖提携者颇不乏人，似不应相喻于无言中，显出如此落寞。
尤其与陈氏关系极深的某党报（指中央日报——著者），竟无一词一字欢迎之意，不得不令人有冷暖炎凉之感”。
当然，这怨不得新闻界，报纸宣传的基调是蒋介石对陈立夫态度的反映。
蒋介石不欢迎陈立夫，报纸岂敢去大张旗鼓地宣传呢？台湾的一切令陈立夫十分灰心，他决心处理父亲的事后即离开台湾。
陈立夫返台后，主要是侍候病重的父亲。
他一下飞机，“即奔侍病榻，目不交睫者二十日”。
但陈其业年事已高，虽经名医诊治，终于寿终正寝。
陈立夫办完丧事后，即悄悄返回美国。
他这次总共在台湾呆了42天。
临行前，他考虑到将来不可能再回台湾，特别去游览了日月潭和高雄港，再次领略了台湾宝岛的壮美风光。
涸辙犹欢（1）
回到美国，陈立夫整理家园，再续旧业，一切又和以前一样，喂鸡、卖蛋、读书、写字，又成为陈立夫的主要乐趣，由于时间充裕，他还应邀担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教授，隔几天，到大学去讲讲课。
日子过得倒也逍遥，真有一种“或植杖而耘籽，乐琴书以消忧”的快乐心情。
然而，养鸡场困难越来越大，销售额直线下降，陈立夫再也不能为此冒险犯难死撑下去了，于是，万般无奈之下，他决定关闭养鸡场。
从1953年开始到1961年，八年的养鸡生涯终于结束了。
鸡不养了，无事可做，陈立夫反倒有一种失落感，似乎自己远离了社会，远离了生活。
正在此时，一个中国人办的基金会向他发来了邀请。
这个基金会想将普林斯顿大学盖斯特图书馆数千本中国医药书籍加以整理，考虑到陈立夫对中国医药事业的研究兴趣和厚实的中国文化根底，便请他主持其事。
陈立夫正闲着无事，想到如能将这些中医典籍整理出来，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因此一口答应下来。
普大图书馆的这批中国医药典籍，是由一位犹太人盖斯特先生所收集。
这位盖斯特先生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大富翁，早年曾患有严重眼疾， 给他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事业有成后，遍访世界各地名医，但始终不能如愿治愈。
后来，他到了中国，了解到河北定州的眼药自古以来就十分出名，于是他买来定州眼药，使用后不久，盖斯特的眼疾奇迹般地痊愈了。
因此，盖斯特深感中国医药的神奇与伟大，以后，他每年拨出一笔资金，交付大使馆里友人代为收购中国医药书籍。
若干年下来，为数已相当可观，他便把这些书运往加拿大，暂时放置在一政府机构的地下室，但地下室通风条件不好，不利于古籍的保存。
后来，他想将书放到友人爱因斯坦那儿去，因那儿有个研究中心，爱因斯坦说：“我的研究中心不大，没地方存放，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刚刚落成，宽敞明亮，条件不错，可以存放在那儿。
”于是，这批中国医药典籍便存放到了普大图书馆。
普大图书馆曾邀请胡适做目录，胡适花了两年时间才完成这一任务，可见这批典籍数量之多。
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很快拟定了一个古籍整理计划，大要是将中医对各种疾病如伤寒、中风、糖尿病等的诊断、医治及治病的各种药方编成一套中医药大全的书，并作中、西医的对照。
计划送到基金会，该会主席弗格森提出一个建议，说是既然搞中西医对照，最好找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西医教授一起参加，将会有利于整理工作。
于是陈立夫找到了一个叫莫尔的普大医学教授，莫尔的夫人是中国人，他本人也会说中文，陈立夫问他是否有兴趣共襄义举，莫尔欣然接受了邀请。
随后，基金会请著名中药研究专家陈克恢先生审阅了陈立夫上报的计划，陈克恢看后十分满意，在审阅意见中表示：“请陈立夫先生主持此计划很好，因他对中医药也深有研究。
”于是，基金会通过了陈立夫的整理计划，表示第一年给予2万美金的费用，此后每年也将陆续拨给经费。
如果此计划能完成，真可说是件名利双收的事情。
但天有不测风云，那位协助的美国人莫尔却起了黑心，他想排开陈立夫，由他自己独做，以独享这巨大的名利。
莫尔单独向基金会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结果，基金会主席弗格森断然拒绝了莫尔的意见，弗格森说：“此事不可以这样做，因为该计划最初是由我们邀请陈先生并由陈先生拟定整理计划的，你是帮他，加个名字而已，你只可帮他，怎可喧宾夺主呢？”莫尔见其狡计不能得逞，便以退出作为威胁。
陈立夫亲自登门协商，莫尔却不接见。
后来，陈立夫又托普大图书馆中国图书管理人童世纲转圜，表示：“阁下要办也可以，我帮你也行，但应规规矩矩的把整理工作做好，而不要拿了钱不干事。
”莫尔是想根本排掉陈立夫，自己独干，而且是想拿了钱应付一下了事，所以再次拒绝了陈立夫。
这样，整理中医药典籍一事因莫尔的捣乱而功败垂成了。
陈立夫深深感叹，美国社会，人心也实在险恶。
整理中医药典籍没弄成，陈立夫经济已是十分困窘。
此时，他的好友何廉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便好心地和校长商量，聘陈立夫为该校高级研究员。
由于该校现代史研究所韦勒伯博士正主持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