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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念。《论持久战》的发表，使他博得愈来愈多人的钦佩与尊重。一位外国记者评论说：“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这一论著自1938年5发表后，迅速传遍了中国。无论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都广为流传。即使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也产生很大影响。白崇禧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并在其任桂林行营主任时，号召广西国民党军官学习《论持久战》。蒋介石也对《论持久战》十分赞赏，并将其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它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使抗日战争获得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当时的朱德总司令在《在论解放区战场》一文中指出：“我们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已将近八年了。在这八年当中，抗日战局经过了复杂的变化。但是变化不管怎样复杂，其发展过程，仍没有超过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的三个阶段的科学预见。”陈毅元帅在《我们应采取的战略战术方针》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天才的著作《论持久战》，替我们指出了以弱敌强、转被动为主动、以分散对集中的正确路线。这是得力于二十来的中国革命实践，得力于对世界战争及世界革命理论的研究；更得力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与世界战争及世界革命原理的统一的理解。”
同时，《论持久战》在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十分赞赏，在其《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对毛泽东这一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关于共产党军事理论最好阐述，不见诸苏联的著作，而见诸中国的著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里，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的显著特点是善于作敌我情况的对比，善于将列宁主义的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两篇文章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们能够说明今天世界上一位最有权威人士的思想，而且也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内战时期与朝鲜战争时期一贯地坚持执行毛泽东所制订的这套战略。”可见，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军事理论所具有的国际意义和生机活力。
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对于一个弱小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克敌制胜的最佳手段是开展游击战。这已是古今中外许多军事理论家普遍认可的事实。但这些理论家大都从战术的角度，将游击战作为弱者抵抗强敌的一种自然反应。从来没有一位战略家像毛泽东那样，在20世纪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的。毛泽东在与其《论持久战》几乎同时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详尽透彻地阐明了在抗日战争全过程中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全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具体战略纲领，堪称超群的游击战战略论。
毛泽东科学回答了如何在广大敌后发动游击战争等重大问题。他指出出：“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简而言之，是指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充分发动人民组织人民，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采取各种机动灵活的战法，到处打击敌人，消耗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同时注意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相配合，适时将游击战转为正规战，以彻底解决战争胜负问题。从而使游击战理论和实践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成为举世闻名的创举。有外国学者将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战略理论与陆权战略理论、海权战略理论和空权战略理论共同称之为20世纪四大战略理论经典。认为在当今核武器的时代，在常规战争的范围中，现有的惟一威慑力量就是游击战。这一理论不仅有效地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军事科学理论宝库。
《论持久战》（3）
毛泽东在注重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等重大问题的思考的同时，针对党内一些人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模糊认识，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论政策》，就统一战线中的政策和策略问题进行深刻论述。毛泽东指出：“党内许多干部对于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过左过右的摇摆，必须使他们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作全面的统一的了解，方能克服。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许多人不能认真地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的###政策看得不严重；同时，又有许多人不能执行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简单地看成漆黑一团，表示束手无策。”
毛泽东还提出了“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和###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十项具体具体政策和策略专门进行论述。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对于纠正党内业已存在和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抗日战争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如果说毛泽东从《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到《论政策》完成了他对指导中国抗日战争战略问题的规律性认识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武装必然成为拯救起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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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到周恩来、朱德（1）
1945年8月，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合影。经过四十三天艰苦谈判，国共双方代表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战争指导最难莫过于预测。毛泽东作在指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实践中，其突出的品格在于其英明的战略预见！对此，毛泽东自己也认为战略领导的最大职能就是对未来事物的发展趋势的准确的预见。他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生动地说指出：“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抗战爆发以来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毛泽东显示了他对未来事态的发展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新问题都能及时提出明确而切合实际的对策，这就表现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
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的军事家和战略理论家，他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他本身的英明，还有在于他能够将一大批批仁人志士团结在他的周围，充分汲取和总结他们的有益经验和思想精华，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和朱德是对毛泽东游击战思想贡献最大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在抗战中的一个创举就是关于开展游击战必须以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依托的问题。1937年周恩来一到山西就注意考虑在新形势下如何建立敌后根据地问题。经过充分调研，他依据当时的情况，提出由中国共产党、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参加的，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战地动员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