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北京的法国记者这样写道：“在汉朝，文人们很受尊重，他们拥有使他们有别于平民的大量特权。无论在哪朝哪代，政治家们都牢牢地控制着文人阶层，原因或许在于，他们的想法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幸福、和平与繁荣。”
官宦贵族满足于他们稳固的地位与权力，并不追求外在排场；相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假装崇尚简朴，以与百姓的习俗相一致。我们要承认，某些罪恶的存在源于财富的过剩；掌握在庸俗之人手中的那些过剩的财富，会成为他们追求声色享受的本钱。
不过，财富过剩的现象在中国并不普遍。儿子们都从父亲那里分得一份遗产；有的甚至并不分割遗产，而是共同生活在一起，长子享有的继承权，似乎只是作为地产的受托管理人。他们跟我们不同，不会无节制地去积累财富；他们也不像我们那样，有很多机会积累财富。我们必须重申，在广州的“河伯”与行商们拥有的财富只是个案，并不能代表这个国家的一般情况。
这个国家的真正贵族是官员，但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不能世袭，其家族地位不会永恒不变。如果某个人想通过没完没了的转让的方式来转移财产，将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休谟写道：“世袭贵族的缺位可以确保国内局势稳定，因为派系林立或发生叛乱时，他们不可能找到有权威的首脑。”这或许正是中国政府忌讳身世显赫的家族存续时间过长的原因。
满洲皇室家族的后人确实享有某种世袭身份，这种身份可以传五代，而且还享有佩戴黄色或红色腰带的特权；但是，他们只是有名无实的贵族，远非真正的贵族；再者，因为没有个人功勋为基础，他们并不受尊重。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大意是：“为学，田舍郎可登天子堂；不为，宰相儿跌入卖油坊。”
在中国，所有真正显贵的身份都取决于才学，而才学要通过科举考试进行检验。即便是最穷苦的百姓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但也有一些人被排斥在外，比如卑贱的奴仆、优伶以及最底层的走卒。政府似乎认为，通过将最优秀的人才——即便他们并不都具有最纯良的品性——安置在政府部门，可以最有效地确保其政权的稳定。为了提升其常规军队的效能，满洲王朝的皇帝已经确立了一套军事考核体系，效仿科举取士制度，甄拔优秀的军事人才。
第6节。“三位一体”的皇帝
“三位一体”的皇帝
现在讲中国的政府机构，让我们从其最高首脑——皇帝——开始。皇帝拥有“天子”和“万岁”的头衔，他像神一样受到崇拜；整个国家都属于他。下面这段文字的作者，曾在北京见证过庆祝皇帝生日的景象；在中国，各大城市要以相同的方式同时为皇帝祝贺生日。
“第一天的日程是，通过庄严、神圣并且虔诚的礼仪向皇帝陛下宣誓效忠。王公贵族们、属国代表们、大使们、朝中大臣们以及主要的地方官们，聚集在一座宏大的礼堂里；得到特别通知之后，他们被带到里面的一栋建筑，它看上去有些像寺庙。室内摆了很多乐器，其中包括几组圆柱形的编钟，它们悬挂在装饰华丽的木架上，按照大小次序，从最大逐渐排到最小；还有一些三角形的金属片，也像编钟一样进行排列。配合用这些乐器演奏出的音乐，太监们唱了一首节奏缓慢而庄严的赞歌；他们控制嗓音的才能十分出色，远远听上去像是悦耳的玻璃声。在尖锐的铿锵的钹声的指引下，乐师们变换着音调。访华使团的先生们对他们的表演十分喜欢。整体而言，确实有恢宏的感觉。在行礼时，除了大使及其随员，所有人都按照指示三跪九叩；大使及其随员则深深地鞠了一躬。可是，他们表达敬意的对象就像神一样，自始至终都不在场。这种公然崇拜一位凡人的做法给使团成员留下的可怕印象，并没有因为紧接下来的娱乐或喜庆场面而抹去；事实上，娱乐或喜庆场面要等到第二天才会上演。”ω米ω花ω书ω库ω ；www。7mihua。com
皇帝敬拜上天，而臣民敬拜皇帝。尽管如此，皇帝有时会用一个明显带有自贬色彩的词——“寡德之人（寡人）”——来称呼自己；与此相反，绝大多数东方君主喜欢用夸张而自我美化的词汇来描绘自己。不过，每一项国家制度都被用来保持臣民对皇帝的习以为常的敬畏感。比如，无论是谁，在经过外面的宫门时，都不许骑马或乘坐交通工具；无论皇帝是否坐在龙椅上，在龙椅面前，或者代表皇帝的黄绸屏风前，臣民都要跪拜；地方官员在迎接圣旨时，要焚香，并且朝着北京的方向跪拜；各省城都建有觐见礼堂，而通往礼堂的那条平整的道路，禁止除皇帝以外的其他任何人行走。
另外，与绝大多数亚洲君主不同，中国皇帝的服饰要比围绕在他周围的王公大臣们朴素得多，仿佛他的无上威严并不会因为外在装饰而增色。马嘎尔尼使团一行在谒见乾隆皇帝时发现，大臣们的衣服都很华丽，绣有各种图案，而皇帝穿的则是没有图案的褐色丝绸外衣，他戴的天鹅绒帽子也只是在帽前装饰了一颗珍珠。黄色是只有皇帝或者经皇帝特许才能使用的颜色，可是，皇帝或许只会在非常重要的场合才会穿黄色的外套。
在挑选皇位继承人方面，皇帝享有绝对的权力；如果他愿意，他可以不选自己的儿子作为继任者。这个传统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存在。下发给臣民的上谕或其他所有御批文件，都要加盖代表皇帝权威的御玺印章；御玺有数英寸大小，用白中带绿的玉石制成。皇帝亲自发出的特别旨意会用“朱笔”注明。有些上谕，在下发给宣旨对象之后，会发表在《京报》上。《京报》只刊载与朝堂有关的内容，除了皇帝下发的谕旨，就是上呈皇帝的奏折；对刊载的内容做出任何篡改都是死罪。必须注意的是，皇帝下发的特旨并不能作为司法审判的先例；它只适用于特殊案件，其内容要么是加重惩罚，要么是减免惩罚。与罗马皇帝针对个案的敕令具有永久的法律效力相比，中国的这一规定要明智得多。
作为国家的大祭司，“天子”和他的近臣要携带祭品去太庙祭天。在祭天之前，他们要斋戒沐浴；这一点与我们熟悉的古代历史上的献祭方式十分相似。国家没有供养专门的僧侣集团，也没有隶属于儒教或政府宗教的祭司，因为君主及其大臣扮演了这一角色。政府只允许两大宗教——佛教和道教——存在；它们的资金完全来源于自筹，或者来自私人的自愿奉献。但这个说法仅限于中国18省。对于蒙古鞑靼地区的喇嘛，皇帝给予了更多照顾，因为喇嘛对那片广袤地区的百姓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尽管这个国家的征服者并非儒教信徒，儒教在中国仍然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中央机构
皇帝的主要大臣组成了内阁：这个机构设大学士四人，满洲人与汉人各两位，前者更被皇帝倚重；他们都有“中堂”和“阁老”的称号。在内阁大学士之下，还有协办大学士、学士等下级官员。内阁成员一般选自翰林院。如果说，在作为国家宗教的儒教之下，存在着由国家供养的僧侣阶级，那么，这些人就是翰林学士。
在《拿破仑传记》一书中，博列尼（Bourrienne）提到过这位皇帝的一个非常独有的特征：在给自己的私人图书馆的图书进行分类时，拿破仑将《圣经》归入政治学著作类目中。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中国政府将宗教当作政治统治的工具，或者应该说，宗教是其政治统治的一部分。皇帝是大祭司，他的大臣则是僧侣阶级的成员；翰林院对儒教的“圣经”进行研究与解释，在这个意义上，翰林院就是中国的“索邦神学院”。除了前文提及的内阁班子，在处理时效以及保密性方面有特别要求的军政要务时，皇帝会倚重军机大臣。阿默斯特勋爵一行提到过的和公爵（DukeHo）就是他们中的一位。
处理政务的六部分别是：评估所有文职官员表现的吏部，主管财政事务的户部，礼部、兵部、刑部以及工部。各部皆有附属部门，比如，钦天监隶属于礼部，因为各种礼仪都要根据历法来安排。
理藩院或许可以直译为“外事局”；从字面上看，它主管国家的外部关系。1816年英国使团到访时，理藩院曾派出一位侍郎予以接待；理藩院的官员由满洲人和蒙古人构成，没有汉人。
都察院是清朝政府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部门；它的成员通常被称为御史。都察院有两位主管官员，满人汉人各一位；全部御史约有四五十名；其中有些御史会被派到地方，他们是钦差大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皇帝的探子。根据中国古老的惯例，御史们有权向皇帝提建议或者进谏，而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是，他们经常因谏言令皇帝不快而被贬职或遭受惩处。松大人（松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时，他是主管接待的官员。因为言辞直率大胆，年事已高的他被贬黜，或许可以说是“值得尊敬的贬黜”。
地方机构
前面讲的是在北京的中央朝廷的主要机构。在各省，总督和巡抚主管一省军政要务；有的省份不设总督，仅设巡抚；有的则是两个省份归一位总督管辖，该两省的巡抚皆对这位总督负责。比如，两广总督主管广东、广西两省要务。各省皆设布政使、按察使各一名；布政使管一省行政，尤其是财政税务事项，按察使则主管一省刑名按劾。盐政十分重要而特别，由盐运使主管；在广州，盐运使被称为“盐官”。像其他许多具有垄断权力的政府部门一样，盐运使垄断了这项与百姓生活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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