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故乡转赴第三故乡，亦即日本。一九○七年二月，因大清国一再要求，日本政府不得不将孙文驱逐出境。
表面上是驱逐，但日本方面赠予巨额饯别金，并口头承诺在三年后取消驱逐令。此时已过了三年。
但大清国对革命党的严厉态度始终未变。
——无法长期加以庇护。胡惟德先生在俄国也是秉持相当强硬的外交立场的人物。一开始我们还可以装聋作哑，但总不能永远这样啊！
宫崎滔天从黑龙会的干部得到此一讯息。
孙文使用化名阿拉哈博士（），寄身于小石川区原町的宫崎滔天家中。在夏威夷成长的孙文要化身为夏威夷人乃小事一桩，但宫崎滔天这号人物会让人立即联想到孙文。继杨枢之后担任驻日公使的胡惟德老早就知悉阿拉哈博士究系何许人也。他的前一驻地是俄国。他在革命后又再度被任命为驻日公使，是个外交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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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黄昏（5）
大清国公使的横加干涉使孙文滞留日本的期间缩短为两星期。在这段期间，孙文进行了各种联络，深切感觉到革命成功之日渐渐逼近。
他与服部登相会，谈起久违的儿玉源太郎之事。儿玉任台湾“总督”时曾拟定支持孙文的计划，但后来遭伊藤博文反对而未能实现。
——若在年轻时，我必定会挺身大吵一架，但既然身居负有重责的高职，就不能率性。现在只能将另一个自己暂时脱下来，期盼总有一天能再穿上好好跳一场自己喜欢的舞蹈。
这是儿玉的口头禅。
“莫非你就是儿玉所脱下来的另一个儿玉？”
孙文问道。
“脱是脱了下来，但无人捡起来穿啊！左等右等，还是等不到人。现在看着你的舞蹈，不难想象儿玉‘总督’究竟是喜欢哪种舞蹈呢！”
服部说完这话，落寞似的笑了起来。
儿玉源太郎大概是因为在日俄战争中耗尽了心力，于战胜的翌年（一九○六）便因病去世。
孙文在日本会见了黄兴与赵声，商量今后之事。赵声出身江苏，任职新军军官，倪映典等人是他的部下。
孙文建议，为了让下次起义更具效果，目前宜暂停一切“不成熟”举动。
六月二十五日，孙文搭上中途停靠香港的船只赴新加坡。香港的治安当局不许孙文上岸。
孙文的母亲杨夫人此时正在香港。孙文知道高龄老母健康不佳，但因有兄长孙眉照顾，孙文也就将此事全交托给兄长。他拿出笔记本，喃喃说道：
“今年的旧历六月十三日，是新历的七月……十九日。算起来母亲今年就要满八十三岁了……”
孙文没料想到，母亲竟然会在七月十九日生日当天撒手尘寰，噩耗是事后从兄长处获知的。
孙文对日本此次的做法大致感到满意。横滨的警察署署长奉命驱逐孙文，但孙文翌日赴东京时却获“出国”待遇。他能在东京短暂停留据说是出自陆军大臣的意思。
——日本的政要们显然也看得出来大清国政府来日无多。这种待遇倒是出乎我的预料之外。
孙文暗忖。
英国不许孙文登陆香港，似乎是意图和大清国维持较慎重的关系。
孙文在越南召开秘密会议。那是十一月，说明了此时他并未感情用事而失去判断力。会议的目的是检讨汪兆铭等人此次在北京暗杀摄政王的任务失败，以及搭救汪等人的行动。
“我方有汪兆铭在对方手中当人质。他应该是考虑到万一的时刻，所以才未遭杀害。”
“他是指谁？肃亲王吗？”
黄兴问道。
“我认为应该是摄政王。”
孙文说完这话点了点头。
越南毕竟不是能够久居之地。不仅越南，东南亚的殖民地政府如英国、荷兰皆以如下理由拒绝孙文入境：
——妨碍地方的治安。
天性乐观的孙文反倒为此感到高兴。清朝政府再三要求驱逐他，殖民地政府无奈只得下达驱逐令，这意味着清廷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
——只要再使劲一推！
他说道。
——与初次起义相较，我是乐观百倍。
这是孙文的口头禅。
大伙在越南讨论下次起义的计划。决定以广州的新军为主力，由赵声率一支部队从江西进攻南京，黄兴军从湖南进攻湖北。另外，集合长江流域各省的起义军，进行北伐。
因获悉将遭驱逐，故孙文无法亲赴东南亚各地进行募款活动，此事便交由黄兴、胡汉民、邓泽如处理。与新军之间的联络，当然是由赵声负责。
十二月初，孙文离开越南赴欧洲。他经巴黎抵达美国时已是一月十九日。
王朝的黄昏（6）
募款活动进行得很顺利。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市，他以华侨所拥有的致公总堂（洪门会馆）当场质押借得三万港元，立即将此笔款项寄给香港的同志。在多伦多与蒙特洛，同样以华侨的公产当质押而筹得革命经费。
演讲在各地陆续展开，经常见到受感动的华侨劳工动辄捐出一个月或两个月的工资。
他又从旧金山转赴温哥华，每天为募款及演说而忙到深夜。每一场演讲皆是听众满堂，就连下大雨时也不例外。
孙文坚持一个原则，即巡回时单独一人，不带秘书或护卫等同行。反观保皇派的康有为则身边总是包围着各地的门生，经常是一大群出动。孙文总是单独一人，相伴者唯书籍而已。
在外国时，孙文仍注意祖国的动态，并尽可能搜集各种情报加以分析。
他最信赖的外国东方观察家是出生于澳洲的马礼逊。
马礼逊原本是位医师，从这一层意义来看让孙文对其感到亲近。他发表于《伦敦时报》上的报道，每篇皆是孙文在旅途中的必读之物。马礼逊信奉“力”，对力的存在带有一种灵敏的嗅觉。
一九○九年九月七日的《伦敦时报》所载的马礼逊报道，让孙文难抑兴奋连读数遍。当时他恰好滞留伦敦。
马礼逊指出，清国政府“积弱得可怕”，他写道：
——袁世凯下台后，既无堪与其比肩者，亦无任何肯负责的人物出现。
对手如此积弱，而己方对寄望殷切的新军所施行的革命教育又与日俱进。这场战争必胜无疑——孙文如此认为，也因而感到兴奋不已。
清初，军中主干号称八旗军十三万。然而满洲人当时人数不满三百万，大多是居上位者，普通的旗兵仅不过五万。还在辽东东征西讨时，满洲族将归顺的汉族编成汉军八旗，另将同盟关系的蒙古族也编在蒙古八旗，合计旗营十三万骑。
旗营官兵因常获特殊恩典，不久便松散堕落而成为中看不中用的装饰部队。开国三十年后发生了三藩之乱，平定此乱的非八旗兵而是汉人的绿营，此乃与汉军八旗毫无关联的一个集团。
绿营长久下来成了清朝的武力，但在白莲教之乱（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与鸦片战争（一八四○至一八四二）时暴露出不堪作战的弱点。敉平太平天国（一八五一至一八###）的则是守护乡土的义勇兵——湘军与淮军。如今的“清军”仅不过是上述之流的武装集团罢了。与这种汉人部队相抗衡，我绝不会输——孙文如此暗忖。
时机已到来。就是现在！
说起来，以北京一地而论，五千名新军当中两千名会有倒向革命派阵营的可能。然而，己方也并非全无问题。
自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看似团结一致，但其实不然。散布《孙文罪状》小册的章炳麟等人自始至终都采取反孙文的行动。
而在湖南派中，黄兴虽以副会长身份辅佐孙文，但两人也常大声争吵。
有一次，孙文将青天白日旗帜挂在壁上。黄兴见状大怒，原因是同盟会尚未制定徽章。黄兴属意的是有“井”字的旗帜设计。
“以太阳为标志，岂非与日本太过相似？这样不行！”
黄兴大吼道。
据说古时周朝实行井田法。将九百亩的正方形土地以井字形画成九等分，周围的八区分由八家耕种，中央的一区则由八家合耕。
——平均地权。
若作为标榜此一公约的同盟会的徽章，则井字确实很适合。
“我认为井字设计较佳。”
听黄兴如此一说，换成孙文大怒。
“为了此青天白日旗而牺牲性命的人不知已有几万之众。若不同意此旗，则须先将我孙文打倒！”
王朝的黄昏（7）
“此一井字中包藏着中国人数千年来的心愿。若你当会长连这点都不懂，那我就要退出同盟会！”
黄兴几乎跳了起来。
——克强怒，发誓脱同盟会籍，未几，复还。
章炳麟在《自定年谱》中如此讽刺道。
广东香山的孙文、湖南长沙的黄兴、浙江余杭的章炳麟，在在皆是不好相处的棘手人物。
黄兴虽与孙文为此大吵一场，但为了革命还是忍辱“厚着脸皮回去”，彼此再成好搭档。尤其是在孙文遭各地驱逐，革命的核心无法运作时，黄兴便充当孙文的代理，负责实际指挥部队。
——克强（黄兴）未免操之过急。明明情势逐渐转为对我有利，清朝已将近半倒而趋于自我毁灭。
坐在行驶的火车中，孙文边查数据边读着书，同时还思考着问题。
清朝为避免毁灭而祭出一连串新政策，但在孙文眼中，那只不过是更加勒紧了自己的脖子。
行政机构不论是哪一部（相当于日本的省）皆设满人尚书与汉人尚书两名长官。依摄政王的改革主张，一部的长官仅限一人。十三部的长官以满族大臣占九人，汉族大臣占四人。
原本以为为了消弭汉族的不满，会增加汉族的职缺。不料全然不是这回事，而且满族大臣九人之中，皇族或宗室便占了六人。
世人称此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
为了巡回募款，孙文绕经加拿大去到纽约。他在令人怀念的黄二嫂的“一碗面”店中吃着面。若换成是康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