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情形呢？
历史无法假设，我们只能循着已然发生的一切继续追寻。
一阵暴怒过后，吴三桂调转马头，第二次循来路迅速返回。
他要重新夺回山海关！
历史的砝码本来已经倾向了大顺农民起义政权这一边，然而，却又稍纵即逝地偏向了清廷统治那一边。
大顺政权与成功、胜利擦肩而过、失之交臂，永远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天赐良机。以此为转折，他们开始走下坡路了，总是被一些无法摆脱的失意与失败追赶纠缠，一天天地走向衰落，直至彻底覆亡。
这一切罪责，到底由谁造成？
难道是李自成的失误吗？显然不对，他早就意识到吴三桂这颗砝码的重要，即使错过这一机会之后，他还想尽力挽回，一而再、再而三地招降吴三桂，也就是说，他已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是李自成部将之过吗？也不对，他们是无辜的，只不过严厉执行了大顺政权制定的一项政策而已；那么，承担历史罪责的就该是抢走陈圆圆的刘宗敏了？也不尽然，作为一员武将，抢走个把女人也属“无伤大雅”之举，好像也在情理之中；看来，这引狼入室的罪责就只能算在反复无常的小人吴三桂一人头上了？似乎也不能够，如果设身处地为吴三桂想想，既要招降他，又要拷打他的父亲、占有他的财产、抢走他的女人，他的发怒、他的选择不也属人之常情吗？当时，如果他不返回山海关，而是继续进京，等待着他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与结局呢？还真难以预料呢……
历史不是一个任人装扮的侍女，然而，它也会不时地展示一些奇光异彩、奇风异景来迷惑后人。
在这一连串的人物与事件中，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该谁承担历史的责任与过错？
应该说，这些重要人物都难辞其咎，相应地负有某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笔历史账又不能算在某一个人头上。正是一连串的偶然巧合与复杂多变的微妙因素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左右了砝码的位移，改变了历史的航向。
四
吴三桂率领他的关宁铁骑旋风般地扑向山海关，向毫无戒备的农民军发动了猛烈进攻，很快就消灭了几乎所有的守城及增援部队，山海关又一次落入他的手中。
吴三桂重占山海关之举无疑是一份宣告与大顺政权彻底决裂的“白皮书”，将自己完全推向了农民军的反面。此时，站在山海关之上的吴三桂再也没了先前的志得意满，而是显得烦躁不安、忧心忡忡，他所面临着的，将是一场无法避免、命运未卜的与农民起义军的生死大搏斗。他虽然收编了两万多农民起义军，又招募了数千新兵，加上原有的三万多人马，共计六万多人，表面看来，兵力似乎相当可观，但仍无法与强大的农民军抗衡。为了保存自己，除了依附清廷一途外，他已无路可走。
然而，他还是不想“认贼作父”，背上投靠异族的千古骂名，便采纳了部将胡有亮的“借兵之计”——不是向清廷投降，而是借来对方的兵力，“共歼李贼，事成则重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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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8）
以往是清军诱降吴三桂，这次却是吴三桂主动致函，说得好听一点是 “借兵”求援，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这是身处绝境中的卖身投靠之举。
清摄政王多尔衮接信，不禁喜出望外。父兄两代人苦苦血战都难以打开的雄关，如今这把入关的钥匙却神奇般地落到了自己手中，怎不让他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几乎没有半点犹豫，清廷就定下了出兵大计。
山海关实在是太重要了，为了保住刚刚夺得的胜利成果，李自成不得不亲率精锐大军向山海关扑来。同时，他还将吴襄及明太子带在军中，再次招降吴三桂。
李自成抢在多尔衮之前到达山海关，命吴襄阵前致书劝降。
吴三桂心里清楚，清军此时正火速奔驰赶来援救。他已没了退路。为了自己，他不仅忘了国家利益、民族大义，即使面对年迈的父亲，也没了过去的孝慈之心，表现一副人间少有的铁石心肠。他回复父亲道：“父既不能为忠臣，桂亦安能为孝子？桂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
于是，一场势不可免的大战终于爆发了。
吴三桂兵弱，农民军自然占了上风，关城眼看就要陷入农民军之手。这时，多尔衮的增援部队也已赶到。然而，足智多谋、机心颇深的多尔衮并没有及时地投入战斗，而是迫使吴三桂入彀：以便于识别为由要求吴三桂及其部属剃发，变名义上的借兵为实质上的投降。
一边是李自成的农民军愈攻愈猛，一边是多尔衮的要挟施压。吴三桂前不能进，后不能退，只得“束手就范”。以他为始，全体官兵一律剃发，一时来不及者则以白布斜束项背令清军辨识。然后开门揖盗，将多尔衮的清军迎入关内。吴三桂一厢情愿、以求两全的所谓借兵之策，至此全然失败，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归顺。
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就这样于不知不觉间完成了，而李自成却蒙在鼓中，对此全然不晓。
决战开始了，狡猾的多尔衮反客为主，命吴三桂作先锋，自己则躲在一旁观战，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可检验吴三桂的诚意，又可于两败俱伤时坐收渔人之利。
清军与吴军联手，山海关大战以大顺农民军的惨败而告结束。
幸运之神倏尔远去，李自成的覆亡就此一战而定。除了逃遁、失败与灭亡的命运外，他所能做的，不过就是拼死挣扎，延缓一下灭亡的时日罢了。
弥漫在山海关头的硝烟还没散尽，多尔衮就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命他继续追赶仓皇逃亡的李自成。
如果说据有山海关时的吴三桂还可在天平的中间左右摇摆、选择，那么，当他出关迎接清军入关之后，砝码的使命一旦完成，历史的改写已成定局，他的地位与作用也就开始向下滑落。在那关键性的决定时刻，是他在选择、改变历史；而现在，他只能在已然改变的历史大框架中左奔右突，再无回天之力了。
吴三桂尾随逃亡的农民军紧追不舍，李自成还想尽最后一次努力，以摆脱吴三桂恶狗般的纠缠，从而赢得时间，稳住阵脚，以图再起。于是，他再一次遣使招降吴三桂。吴三桂不仅不降，还违反自古以来的“战争公约”，斩了来使。李自成的最后一次招降失败，他对吴三桂彻底绝望了，将满腔悲愤全部发泄在一直拘押在军营中的吴襄身上，命人将他一刀杀了。返回北京时，又将吴氏一门三十多口全部斩首。然后草草登基，回光返照般地坐上皇位，于虚幻的满足中自我陶醉了几天，便不得不匆匆弃京，向陕西方向仓皇撤退。
吴三桂马不停蹄，穷追不舍，紧紧咬着李自成不放。终于在望都与正定之间追上了李自成，夺回了陈圆圆。
这一切，难道真的是为了陈圆圆一个女人吗？为了女人，难道可以拱手献出山河，可以舍弃父亲家室，可以不顾民族大义？
这不应了中国历史传统的“女人是祸水”之说吗？
然而，陈圆圆是无辜的。她的确柔情似水，但一点也没为祸，罪不在她。
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9）
自从那天晚上吴三桂慷慨豪放、一掷千金将她聘下，陈圆圆就将自己的一颗心完全托付给了吴三桂。有时自然也会想到冒襄，但很快就压抑自己，只把他当成自己的兄长，不往男女情事方面想。不论外在名分，还是内心深处，她都属于吴三桂了。吴襄入京，将陈圆圆接到府上，她不禁吁了一口长气，满以为这回真的修成了“正果”。然而，没想到命运又跟她开了一次残酷的玩笑。她的名声实在是太大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后，大将刘宗敏慕名而至，想方设法将她强掳而去。吴三桂与刘宗敏虽同为武将，但前者俊逸潇洒，像一阵拂过林间的清风；后者鲁莽，像一块没有打磨的毛坯。这对生于江南、善唱南戏、吟诗作赋的陈圆圆来说，她不仅不能接受刘宗敏土匪般的抢劫占有方式，在心灵与感情方面更是格格不入。其实，她并未与吴三桂正儿八经地相处过一天，自那晚离别，吴三桂第二天就率军返回辽东去了。她只能在长期的思念中勾勒吴三桂的形象，而想象往往会把对方描绘得完美无缺。她渴望吴三桂，恨不得立时倒在他的怀中。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拼死拼活地将她从刘宗敏手中抢回，按理说，陈圆圆应该感激涕零得恨不能跪在他的脚下，情不能融于他的血肉之中。然而，就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之时，却在陈圆圆心中埋下了一道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吴三桂已不是第一次见面的吴三桂，虽然还是那么俊秀潇洒，但其装束却变成了一身令她不敢相认的满服，额前剃得精光，脑后还留着一条猪尾巴似的辫子。作为一个江南人来说，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她不能接受眼前的吴三桂，但又不得不接受。尽管感激，却少了一份昔日那种刻骨铭心、梦牵魂萦的爱慕，甚至还有一丝失望。
如果说吴三桂开关降清是为她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那么后来的所有行为就让陈圆圆不可思议了。满人入关后，吴三桂就变成了清廷豢养的一条忠诚而驯顺的猎狗，只须一声轻轻呼唤，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纵身扑向对方。吴三桂在多尔衮的驱使下，一路追至陕西，又循着李自成的撤退足迹，大败农民军于襄阳、武昌、九江，取得连战连捷的巨大胜利，使得李自成于湖北九宫山被杀身亡（一说于湖南石门出家）。然后，他又平定各地叛将，为巩固清廷统治效尽死力。最令人不耻的，是他进军云贵地区，对昔日曾有恩于他的明廷——逃到南方的残存势力南明王朝不遗余力地予以剿灭。他将南朝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赶出国境，赶到缅甸，后又借机将其擒获，就地缢杀。至此，明朝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