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报告，完了。①
蒋介石的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
在参加大会的代表心头，普遍压着两个问题：军事问题和党内纠纷问题。蒋介石摸透了代表们的心理，大会期间多次对这两个问题公开发表看法，都说得人情人理，深得代表赞同。10日那天，他以校长身份邀请全体代表参观黄埔军校，并做东设盛宴款待全体代表。在军校大餐厅里，代表们落座之后，他即席发表演讲，着重谈了对各位代表的使命和解决党内纠纷的意见。他是这样说的：
今天各位代表莅临黄埔，是军校和中正本人的荣幸。借此机会，中正想谈一点意见，表明一点对于革命的看法。我想请各位寻思一个问题；今天各位会聚广州，做什么来的？我还想请各位再寻思一个问题，今天各位加入国民党，又是做什么来的？我的回答，革命来的。我想各位，肯定也都这么回答。本党不幸，我们总理死了，可是他的精神还是长存不朽的。现在总理的精神，寄在哪里呢？就是参加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诸同志的身上。今天我对诸同志的报告，就和对总理报告一样，不敢有丝毫文饰，因为大会是秉承总理遗志，继续总理生命的一个关键，各位同志，对于本党负有继往开来的责任。本校是党的学校，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产物，可以说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无黄埔军官学校，并由此可以明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使本校滋养生长的一个机会。第一期学生，原只有四百六十名，但连第二、三、四期已毕业未毕业的，今天共有五千五百四十名学生了。可是第一期学生而今只存一百四十名了，其余的都是非死即伤，其中派去外省宣传的，不过是最少数。不幸学生们死伤了这许多，而且今天各位到此，已不见总理和廖党代表，与我们奋斗不怕死的已死的学生们。我们想到这点，实是说不出的悲痛，想各位代表的感想，亦是如此的。我们的革命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都是总理生前定下来的。我们大家明白，现在中国问题完全是一个世界问题。你看现在北京的段政府，虽然是北方各省所承认的政府，实际并不是中国政府，是一个各国帝国主义者的政府。我们由此可以看明白革命的意义，用兵的意义，以至联俄的意义，无论对内对外，都不过是单纯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意义而已。可是本党党员与共产分子却为此已起纠纷，尚希各位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里设法解决这一点纠纷。不幸总理已长逝了，各位代表同志，以及本党全体同志，不能使总理复活，问他到底谁是谁非；但是总理虽已不在，我们可以推想总理如果今日还在，当着本党这样纠纷的时候，是怎样一种心理呢？我敢代表总理的心理，贡献于各位同志之前。如果总理处此难境，一方面对于违反纪律的党员，固是很痛恨愤激，然而一方面对于本党分裂的险象，尤必是很悲哀悯惜，而且是很不安的。那末，究竟有什么方法来解决这纠纷呢？我以为只有两种办法：一方面是要整饬纪律，对于犯法的党员，是要严重处罚，以黄埔军校而论，我不但有子弹打我的敌人，也有子弹打我的不敢冲锋的学生；一方面是要安慰总理的灵魂，不使本党分裂。这样既可以整顿纪律，又可以团结同志。我希望代表诸同志，对于本党内部要如此着想，来处理一切，则各种纠纷不难迎刃而解了。此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本党百年大计所托的大关键，这个责任，是比总理存在时候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更加重大了。各位代表同志，对于我今天的话，不要看做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所说，要看做是一个本党同志对于各位亲爱的全国代表同志，关于本党生死存亡的关头，所贡献的几句话。还希望各位同志在大会未议决以前，各个发表意见，但既经议决以后，务要全体服从，不能再有异议。今天最痛心的是我们总理已死，使得我们说话没有根据，弄得本党如此情形。总之，我们只有谨守总理生前的策略和死后的遗嘱，务要以总理之心为心，总理之志为志，切不可使总理在天之灵稍有不安，这是兄弟对于各位同志最忠实的贡献。知我罪我，在所不计。今天各位既已到此，多请指教。①
寡人有疾二（5）
蒋介石虽然演讲口才欠佳，远比不上汪精卫、戴季陶诸人，但他讲得十分诚恳，尤其是表情忧戚，情绪激动时甚至差点落泪，这就很打动了一些代表的心。他演讲完毕，又赢得了一阵掌声。
……
“嗯，不错，事在人为啊，还是静江大哥说得对。”沉思中的蒋介石自言自语地说道。
其实，蒋介石只说对了一半。他哪里知道共产党方面围绕选举的一些内幕。他和何应钦等人的当选，除了得益于他们积极活动，并且本身确实也具备了某些当选的条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的妥协退让。这也正是张静江在和他游黄埔岛时所料定的——陈独秀“肯于合作”。
本来，中共广东区委同苏联驻广东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商量的意见，是在大会上实行“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具体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西山会议派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多选左派，少选中派，从而保证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占绝对优势，进而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革命联盟。按照他们的分析，这个计划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因为，参加大会的代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大会秘书长吴玉章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党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汪精卫又是左倾的。但是，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反对这个计划，极力主张争取右派。他们哪里知道，右派立场坚定，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根本争取不过来。陈独秀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工部主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张国焘到广州，代表中央指导党团活动。选举中央委员前，汪精卫约张国焘在鲍罗廷处会谈，让张国焘看了他提出的预拟二届中委名单。汪精卫的这个名单中，多为国民党左派和与汪有关系的人，还增加了共产党员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杨匏安等。张国焘大摇其头，根据中央1925年10月会议关于“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的决议，提出张国焘、瞿秋白没有在国民党担任职务，不必当选，其余共产党员也应减少。汪精卫当即反对，但张国焘再三解释，要求共产党员再退出几个。汪精卫便不再做声。就这样，张国焘坚持按照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定的调子办，汪精卫又显得优柔软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造成了最后选举的结果，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不占优势，而右派和中派占了绝对优势的局面。这就是说，蒋介石所取得的选举方面的胜利，有一半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帮的忙。
老谋深算的张静江也还有遗憾，他没有料到蒋介石的北伐提案没有被通过。不但蒋介石的提案没有形成决议，甚至在对外宣言中也未提及北伐。
对于蒋介石来说，他所寄予全部希望的北伐提案未被通过，是一个严重打击。他把北伐看得比自己当选中央执委要重得多，就是几天后他进一步当选为中央执委常委，也没有高兴起来，还是闷闷不乐。像以前一样，他情绪一旦消沉，便是一连几日闭门不出，小会客，也不处理公务。他恨透了阻挠他北伐的苏联顾问，也对完全听命于苏联顾问的汪精卫产生了极大的怨气。
“季山嘉、罗加乔夫再不合作，就把他们赶走……娘希匹！”一想到和苏联顾问的矛盾，蒋介石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不由得在心里暗暗骂道。
季山嘉是国民政府特聘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原来的团长是加仑将军，加仑身体不好，去年夏因病回国了，季山嘉便来华接替了加仑的职务。季山嘉生于1893年，三十岁出头，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来华前担任著名的军事要塞喀朗施塔得要塞的司令兼政委，毕业于亚历山大军事学院，是科班出身的红军高级将领。罗加乔夫，是季山嘉的主要助手，职务是副团长，实际上担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总参谋长。目光敏锐的季山嘉不同意蒋介石立即北伐的主张，表面的理由是北伐条件尚未成熟，如一旦失败会动摇广东革命基地，实质上是对蒋介石不放心。季山嘉在给苏联政府的秘密报告中分析说，“军队缺乏完善的政治组织，将领们个人仍然拥有很大的个人权力……部分人可能反叛。”季山嘉的意见得到汪精卫的支持。正在兴头上且另有所图的蒋介石，被苏联顾问当头泼瓢冷水，扰了他的计划，其恼火程度可想而知。目光同样敏锐的蒋介石觉察苏联顾问对其本人已有疑心，愤愤地在日记中写道，顾问在谈及政局、军队组织、力陈北伐不利之时，“语多讽刺，又若甚疑惧”。北伐不成，闷闷不乐的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对罗（加乔夫）、季（山嘉）二顾问主张心辄不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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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人有疾二（6）
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蒋介石懒得去接，任它响着。尖利的铃声特别刺耳，终于，蒋介石听得不耐烦了，没好气地抓起了电话，想不到里面传出张静江的声音。张静江先问候蒋介石的身体，心闷足疾好些没有。蒋介石说不碍事，请大哥放心。张静江随后发出邀请，想和汪精卫、蒋介石两对夫妇一起，同游黄埔东南的海神庙。蒋介石听了一怔，他不明白张静江行走不便，何来那么大的游兴。但他不便直问，就先问兆铭兄那边如何。张静江告诉他，汪精卫已欣然答应。蒋介石一听，心想，原来你是先邀了汪精卫，再来邀我的呀，便有些不快。张静江动员说，大会已毕，他不日即将离粤返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