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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会在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的领导下，成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黄埔军校政治部联络进步学生的桥梁，并且，联合会的力量开始向全国范围内发展。1925年6月，联合会举行全体职员联席会议，鲍罗廷、汪精卫、张太雷等以中央党部代表身份参加，会议议决向外发展组织。随后，联合会举行第十次会议，决定扩大活动，设东北、西北、中原、长江、西南等地的组织部，并推李之龙为常务委员。②这一切，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和一部分反动军人学生的嫉恨和恐慌。在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教官缪斌、陈诚等人的策划下，由学生贺衷寒、潘佑强、杨引之等向蒋介石、廖仲恺报告，经蒋介石、廖仲恺批准，从1925年夏开始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王柏龄、缪斌等人的手伸得很长，不仅在黄埔军校发展会员，还在中山大学、香港、上海等地寻求支持者。1925年12月29日，孙文主义学会正式举行了成立大会。当天，广州学生联合会发动了上万名学生上街游行，表示支持，予以配合。孙文主义学会也出版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国民革命》周刊。
孙文主义学会取了一个很好的名字，但它成立的真实意图，却不是研究孙文主义，而是为了对付共产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多年之后，王柏龄自己道出了事实真相，他说：当时学生、工人、农###动“都一时风发云涌，不可一世”，“共产运动，也深入各个阶层”，“如任此以往，不必一二年，共产党就可以偷天换日的，替代国民党了。”“在这种危怯之下，如何是好呢？……大家在想办法……就是以研究孙文主义为目的，来组织一个学会”，“如此我们就可以与他划上一道鸿沟，尔为尔，我为我。”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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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潮二（3）
孙文主义学会实际是从青年军人联合会中分裂出去的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学生。本来，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之初，为了体现国共合作的精神，规定凡黄埔军校的同学，都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当然成员。孙文主义学会这一成立，等于同青年军人联合会闹分裂。它成立不久，就制造事端，寻衅捣乱破坏。缪斌、陈诚、贺衷寒、杨引之、潘佑强等学会头子经常在宿舍、饭堂、教室污蔑共产党和孙中山的革命政策，由此引起进步学生和共产党员的批驳回击，这样就形成规模很大的辩论、争议，甚至由争议而到谩骂，最后发展到动手打架斗殴。有一次，为领办公用品，担任管理处长的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林振雄与青年军人联合会候补执委、共产党员李汉藩发生口角，林振雄竟然拔出手枪，朝李汉藩开了一枪，幸未击中。此事在黄埔军校引起一场大风潮。事后，廖仲恺党代表十分生气，将林振雄撤职查办，给了李汉藩记大过一次。此事虽然作了严肃处理，但并未制止住两派的冲突。潮梅平定之后，有一次在梅县###上，李之龙和贺衷寒发生冲突，一直闹到蒋介石那里，最后把李之龙调回军校工作，贺衷寒也受到撤职处分。①第二次东征时，双方还在中山大学###上动了手，联合会负责人、共产党员王一飞遭到杨引之、潘佑强的毒打。杨引之、潘佑强这两个孙文主义学会的头子，蛮不讲理，动辄动手，形同社会上的流氓无赖，成了广州有名的打手。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还经常深夜偷窃共产党员的文件，暗中监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活动，并用种种手段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进行打击。
蒋介石对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他先是赞赏、支持，后是怀疑、惊恐，再后来就是限制、打击了。身为校长的蒋介石，一心想通过军校培养出一批忠于自己的嫡系力量，并且在军界扩大自己的影响。因此，当联合会最初通过自己强有力的活动，联合本校和广州各军校的进步学生，有益于黄埔军校各项工作的开展时，蒋介石是满意和赞赏的。然而慢慢地，当联合会的工作卓有成效，革命力量借此得到很大发展，共产党人的力量日益强大的时候，蒋介石便动摇起来，企图加以限制了。他担心联合会势力强大了，他驾驭不了，自己弄不好会成了为人作嫁的大傻瓜。他之所以批准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就是为了用它来对抗联合会。不过，他知道联合会里有一批军校的精华，这些精华正是日后他用得着的，他不想把他们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去。因此，在“两会”面前，他竭力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两派发生矛盾，自然都找他这个校长告状，由他来裁决。他在裁决中，从不一边倒，有时站在孙文主义学会一边，有时站在联合会一边，甚至更多的时候是站在联合会一边的。但在暗中，他却是支持孙文主义学会的。人所共知的孙文主义学会的发起人和幕后老板王柏龄，就是他的把兄弟和心腹。
1925年秋季以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孙文主义学会，共产党人的力量已经非同小可。党军3个师的党代表，共产党人占两个，9个团的党代表，共产党人占7个。党代表制是学习苏联红军的组织体制，也是孙中山为了有效地将军权置于党权之下而采取的一项特殊制度。这项制度赋予军队中的党代表以很大职权，党代表不但有权监督所属人事财务，而且有权监督同级主官，必要时还可采取紧急措施先处理后上报，任何命令没有党代表副署一律无效。党代表制是任何人想成为军阀的最大障碍。因此，一般的雇佣军人特别是军官都反对党代表制度，尤其反对共产党员党代表。在这种情势之下，蒋介石对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员党代表的不安是很自然的。而且，除开少数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之外，多数共产党员处于秘密状态，谁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就连蒋介石身边的人，别看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员，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器重，说不定就是共产党。蒋介石对这一点尤为不安，甚至感到十分可怕。这就发生了第二次东征途中他和周恩来的第一次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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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潮二（4）
这天下午，蒋介石突然对周恩来说：“周主任，你和我一同到潮州去一趟。”周恩来很自然地问：“有什么具体任务吗？”
蒋介石轻描淡写地回答：“随便到一师那里去看看。”
当时，蒋介石和周恩来都驻汕头，何应钦的一师驻潮州。周恩来是东征总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还兼着一师的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他听蒋介石这么一说，也没有多想，就同蒋介石一起出发了。
蒋介石和周恩来当晚到潮州，蒋介石即发出一个通知，次日在西湖饭厅召集上自师长、团长，下至连长、连党代表的大会。他故意瞒着周恩来，通知得最晚，事先也不告诉会议内容。
整个党军连以上军政人员一百多人到齐了。蒋介石威风凛凛地走进会场，他朝起立迎接他的全场挥了挥手，示意大家落座。他又有礼貌地向被安排在他左右的周恩来和何应钦作了个手势，然后带头在中心位置坐了下来。
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他清了清嗓子，来了段开场白：“今天是我们东征胜利后的第一次大会，连长和连党代表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今天我们想讨论一个问题，现在两广统一了，我们不久就要开始北伐。将来要打更大的仗，就更要万众一心，否则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大家看看，我们现在的队伍中是不是万众一心呢？我们队伍中有两个党的党员，如果大家说心是齐的，我们就要很好地继续合作下去。如果不是万众一心，相互间还有矛盾或磨擦，继续合作下去有困难，又该怎么办？请大家随便谈，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我保证用无所偏袒的态度来主持这个会。”
蒋介石话音刚落，师副党代表倪弼就抢先发言：“刚才总指挥命令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我是国民党的一个老党员，我来先说。在我们队伍内部，一是国民党的同志，一是共产党的同志。不管是在军校还是在军队里，互相之间常有磨擦。戴季陶先生早就说过：‘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一个人只能有一种信仰，叫共产党去信仰国民党，或者叫国民党去信仰共产党，都不大可能。将来军队扩大了，两党之间更不能精诚团结。现在两个党都比较强大，共产党可以成为在野党，继续和我们合作。”
“倪弼同志的意见我赞同！”倪弼发言完毕，大嗓门的贺衷寒立马站了起来，“校长带领我们两次平定叛乱，两次东征，广东总算统一了，广西站到我们一边了，根据地也总算巩固了。今日的天下是我们国民党打下来的，军队也是我们国民党创立的。不错，今天是国共合作，不否认打天下共产党起了一定作用。说共产党是客人有点不像，如果说是主人就更不像。常言说得好，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国共毕竟是两个政党，信仰不同，奋斗目标不同，迟早是要分开的。依我看，迟分还不如早分，早分早主动。”
周恩来沉静地听着这一连串的发言，心中有点吃惊，他想不到蒋介石要他一同来潮州，原来开的是这样一个会。听蒋介石和倪弼、贺衷寒的发言，显然是有备而来。他想，蒋介石搞的是突然袭击，应当予以反击。
周恩来锐利的目光扫遍全场，正好和坐在前排的蒋先云的目光相对。电光石火般的无声的交流，周恩来和蒋先云都明白了彼此的想法。
贺衷寒讲完，蒋先云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倪弼和贺衷寒同志的发言失之偏颇，并且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分与合都应从革命前途来考虑，而不能意气用事。目前两党虽有矛盾和磨擦，但是不是可以解消呢？现在我们才占有两广，北方还有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敌人力量还比我们强得多。现在根本不是讨论国共两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