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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之龙为汪精卫所熟悉和器重。他192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著名的二七大罢工。1923年经国民党广州区党部秘书介绍加入国民党，后来成了鲍罗廷的翻译，在广州出头露面很多。他是黄埔军校的一期毕业生，曾任军校特别区党部第一届执委，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起人之一。由于他早年毕业于山东烟台海军军官学校，搞海军是科班出身，所以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便被分配到海军方面工作，任中山舰舰长，但仍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
李之龙从汪精卫的点将中感受到了汪精卫对自己的器重，他平素同汪精卫接触较多，对汪精卫的政治态度、观点比较了解，他知道汪精卫思想左倾，更多地倾向于支持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下听汪精卫点名要自己先谈意见，便服从地首先发了言。
“汪主席和校长亲自主持召开今天这个联席会议，足见对我们‘两会’的重视，我本人作为青年军人联合会一分子，感到荣幸。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歧见，早已公开化，且有日趋尖锐之势。校长要我们开诚布公，那么，坦率地讲，我认为‘两会’关系的根本之点不在团结问题上，而在政治信仰问题上。因此，光强调遵守‘亲爱精诚’的校训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李之龙话未说完，潘佑强便出言不逊，顶了一句：“什么政治信仰问题，你们共产党开口‘政治’，闭口‘政治’，就会拿大帽子压人！”这潘佑强是孙文主义学会的负责人，素以蛮横无理著称。
李之龙很大度地容忍了潘佑强的指责，他等潘佑强住嘴，继续从容地说下去：“‘两会’矛盾的焦点，还是集中在如何对待国民革命，如何对待国共合作上。如果我们都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都坚定地贯彻孙中山先生制定的革命政策，都负责任地执行国民党‘二大’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案，之龙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团结。团结须有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政治信仰的一致。”
“我同意之龙同志这个总的看法，只是——”孙文主义学会的负责人缪斌故弄玄虚，阴阳怪气地接上去说，“共产党是真的信仰孙总理的学说吗？怕只怕挂羊头卖狗肉，嘴上说是帮助国民党，实际是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嘴上说是信仰孙中山，实际上是信仰大胡子、小胡子；嘴上说是搞国民革命，实际上是搞共产革命。”
缪斌嘴里的“大胡子”、“小胡子”，分别暗指马克思、列宁。缪斌说话素来尖酸刻薄。
“缪斌同志，你说话可要负责任哪，不能信口开河！”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周逸群有点生气了，“校长和党代表同我们一起研究‘两会’的关系问题，你怎么总是不忘攻击共产党呢？国共两党现在实行党内合作，彼此是同志，是兄弟，你这样口气，形同寇仇，像是研究合作吗？难道青年军人联合会等同于共产党，孙文主义学会等同于国民党，事情就如此之简单吗？”
“校长要我们坦诚相见，这是我的看法，难道竟没有发表的自由吗？”缪斌傲慢地挑衅道。
“人人得有言论自由，这是毫无疑义的。但你当过政治教官，团、师的党代表，又是新当选的候补中央执委，我认为像你这样的身份、地位，委实不应当发表如此水平的谬论！”周逸群反击道。
两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蒋介石皱起眉头，用手指敲敲桌面，警告说：“嗯，扯远了！”
缪斌和周逸群顺从地停止了舌战。
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孙文主义学会负责人、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英文秘书张静愚咳了一声，小心谨慎地开了口：“我有两个具体看法，这里提出来请校长、党代表指教。一个是，国民革命政治上提倡民主，至于加入团体，自然也须遵循民主精神。那么，一个加入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人，可不可以再加入孙文主义学会呢？反过来，一个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可不可以再加入青年军人联合会呢？或者，一个人可不可以一身二任，既加入青年军人联合会，又加入孙文主义学会，做个‘跨会分子’呢？我看是可以的。第二，民主固然需要大力推行，但我们是军人，军人还要大力推行纪律。如果我们军校内部、党军内部，从士兵到长官，一天到晚都在大谈其政治，都热衷于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或者孙文主义学会，内部闹起纷争，意见分歧，互不服气，互相攻击，那么，打起仗来指挥怕要失灵了。这于革命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所以，是否应当规定它一条，士兵和下级军官可以参加‘两会’，高级军官不许。”
黄埔潮三（3）
“唔，不错；，不错。”张静愚话音刚落，蒋介石便点头予以肯定。
“照静愚同志这么一说，我，缪斌、柏龄等同志，也算是高级军官吧，那就都要退出来了？”李之龙问。
“这个……”张静愚显然没有料到还有这个问题，一时答不上来。
蒋介石及时为他解了围：“可以规定一条，‘两会’负责人另当别论，不在此列。”
“对呀。”缪斌大声赞成。他知道张静愚提的这两个问题实际是蒋介石的授意。尤其是第一个问题，蒋介石用意很深，让“两会”的人交错加入，一方面可以互相融合，互相牵制，另一方面也可以互相摸底，互通情报。
一期毕业生、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张其雄将手中的钢笔一放，大声提了个问题：“黄埔是革命的黄埔，革命军人应该有革命军人的风度，并且自己的所作所为要注意影响，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想问一下，今后如果再发生因为观点分歧而动手打人甚至开枪事件，究竟应该怎么处理？”
张其雄提这个问题时，脸涨得通红，看得出他相当激动。他扫了缪斌他们一眼，继续说：“我认为应当予以严惩，应当成立军事法庭审判，绝不能姑息养奸！孙文主义学会这一方面做得太过分了！像以前曾发生过学会的林振雄一语不合，竟然开枪打联合会的人，近来又发生了学会的王惠生开枪行凶事件，这已不只是军阀作风问题，而简直是反革命行为了！”
张其雄所说的王惠生事件，是指缪斌、贺衷寒等密谋强击李侠公事件。李侠公是共产党员，接替周恩来担任一师的政治部主任，并且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青年军人》的编辑。缪斌、贺衷寒对他恨之入骨，密谋将其杀害。不久前在广州大佛寺的一个群众大会上，何应钦应邀出席了大会，但会未开完，他借口有事先走。就在他走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出面捣乱了会场，王惠生在“清除共产党”的叫喊声中，朝李侠公开了枪，幸未击中。①
“林振雄和王惠生也太不像话了，的确应该严惩！”一直仔细倾听的汪精卫开了口。关于林振雄开枪一事，他当时接到过报告，曾气愤地要蒋介石、廖仲恺予以严肃处理。廖仲恺撤了林振雄的职，但蒋介石明显地包庇林振雄，不久又对他予以重用。至于王惠生事件，他还是第一次听说。
“孙文主义学会的过分之处，岂止这些！”周逸群也愤愤地说，“发展组织，居然以金钱为诱饵，许愿说凡参加孙文主义学会的，每月发给五块钱！”
“确有此事吗？”汪精卫严厉地询问。他见孙文主义学会的几个负责人都红着脸低头不语，断定此事确凿，便感叹着评论道：“耻辱啊耻辱！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堕落！你们不想想，难道金钱可以买来革命精神，可以买来政治信仰吗？孙总理一再教诲我们，不爱钱，不爱官，惟爱革命。你们用这种方法发展会员，靠不住啊！”
汪精卫说罢，目光炯炯地逼视着缪斌。
缪斌无力地辩解道：“这是以前的事了。”
周逸群揭露说：“怎么是以前的事？就在上周，你们还有人这么做。”
潘佑强不服气地反问一句：“难道青年军人联合会就事事正确，都那么光明正大吗？既然你们光明正大，坦坦荡荡，何不公开你们的共产党员身份，让我们也见识见识呢？”
李之龙微微一笑：“潘佑强同志，我这个共产党员，瞒你了吗？我可是明码标价啊！”
“你是个例外。我是说其他共产党员，所有的！”潘佑强得意地狠将一军。
“孤陋寡闻！这个问题，我们党不是在‘二大’上已经回答过了吗？潘同志是否没有听大会精神的传达？还是补补课吧！”李之龙话中不无揶揄。
李之龙所说，是指在上个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国共两党如何在党内合作的形式下处理好两党关系的争论。当会议讨论党务报告时，来自黄埔军校的国民党人代表袁同畴发言说：“此次西山会议，彼以###产为号召，其实我们认他只是反革命，绝不是联共与###问题，这是绝无疑义。但我们黄埔军官学校同学，亦有此种争执。”他说争执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有些人总嫌共产派同志进行党务不肯公开，而且没有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因为有此一疑，两方便有许多纠纷生出来了。”怎样消除纠纷呢？袁同畴提出了三条办法：“第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第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第三，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袁同畴的这个意见，遭到了共产党人的一致反对。毛泽东率先发言，给予了有力的反驳：“袁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很可讨论。先就第一点说，共产党员绝不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真正共产党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也要声明，便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