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冀中平原根据地自1942年“五一”反“扫荡”后，情况暂时恶化，不但断绝了对山区根据地粮布等物资的大量支援（如1940年7月至1941年4月冀中运给路西山区粮食1900万斤），而且有成千上万人的主力兵团和党政军民机关人员转移到山地整顿，大大加重了山区群众的负担。
在这样的情况下，冀中的部队和干部到了路西，只能以马料——黑豆为“主食”。有人回忆道：“1942年是晋察冀边区物质条件，人民生活最艰苦最困难的一年，特别是在夏末初秋粮食青黄不接的日子，生活尤为困难，当时群众吃糠吃树叶，部队以黑豆为主食，有时还吃大麻子油。”
说起吃黑豆，当时在路西的杨成武回忆说：在这种困苦的战争环境里，部队每天吃两顿饭，主食是麦麸和黑豆，一到开饭的时候，有些同志就开玩笑说：“走呀，上槽去！”
“咱们是第二骑兵团——吃黑豆的，哈哈！”
一些冀中的老人评论说，有黑豆吃还不错呢。饿急了还吃树叶呢，连马的“生活水平”都达不到，降到羊的“生活水平”了。
许多人刚从冀中敌人的火网下闯出来，到了路西不久就落入疾病的魔掌。人的肠胃当然比不上马的肠胃，当年在医务部门工作的老人回忆说：“黑豆作为马料是好东西，作为人的主食就难消化了。在吃黑豆期间，急性胃肠炎患者急剧增加，不少人因消化不良而发生腹泻。”
吃的不好，再加上休息不好、水土不服等原因，从冀中到路西的人闹病的很多。九分区一位老人谈到：“1942年‘五一扫荡’中，分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到冀西完县一带进行休整。经过反‘扫荡’的剧烈斗争，部队连续作战，有时几天吃不上饭，得不到休息，经常露宿野外，斗争极端残酷，生活异常艰苦，到冀西后粮食供应也很困难，经常吃发霉的小米，有时吃黑豆、马肉。指战员体力过度消耗，体质普遍下降，病员急剧增多。从机关到连队，疟疾、痢疾、肠炎、疥疮等疾病普遍流行。部队发病率达90％以上，有的连队高达百分之百。团队变成医院，团长成了院长。连队变成休养所，连长成了所长。”
九分区是如此，冀中其他单位的情况也差不多，冀中一些老人回忆说，刚到路西时，看着路西的人怎么一个个都面黄肌瘦的，过不了几天，自己也变得面黄肌瘦了。
如果在那个条件下再养个孩子，那就更惨了。从冀中到路西的陈立中回忆说：那时（指1943年秋），我正怀孕7个月。领导上为了照顾我，同时也可以减轻剧社行军转移中的负担。把我送进了后方医院。满以为到了医院就平安无事了，谁料到面对鬼子灭绝人性的烧、杀、剔抉扫荡，在敌后也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后方的。逼得我们医院随时随地遇有敌情，同样要行军转移，走路，爬山，淌水过河……医院病号多；工作人员少，生活更艰苦。一切东西都是自己背，走不动的也只能慢慢地走。有的病号，实在不能自理，只有把自己的东西扔掉，也不好意思拖累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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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路西去，到路西去（5）
一天在行军途中，当我们爬上一座原始山林时，我发现队伍当中有六七个女同志，每人抱着一个小铺盖卷，困难地穿行在满是葛针的酸枣棵子，枝杈狰狞的野树干和马蜂乱飞的杂草丛中。她们的手被马蜂蜇肿了，脸被蒺藜扎破了，鲜血淌了满手、满脸。抱着的小铺盖卷外面也被划得露出了棉花，伴有点点滴滴的血迹和乱蒺藜等。相形之下，我比她们强多了，手脚虽也难免蒺藜野蜂的刺蜇，但没有小铺盖卷累着，只身上背了个背包，两手空空地爬山，就比她们轻松多了！队伍艰难地越过原始山林后，住在山下一个小村庄里，这里静悄悄的连个人影也没有。显然老百姓为躲避鬼子的烧杀，逃到其他地方去了。为了做到彻底坚壁清野，什么也不给鬼子留下，房子上的门窗也卸下藏了起来，空落落的屋子，只剩有一条大土炕。
###月的山野，晚间已经有些秋凉。我们只好找了一些谷草铺在光秃秃的土炕上，足有半尺来厚。几个女同志就挤睡在这上边。当她们把一直不离手的小铺盖卷打开时，我才知道这里面包着的竟是小生命——一个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当妈妈们把自己干瘪的乳头塞进孩子们的小嘴里，让他（她）们吸吮着点滴的奶水时，孩子们由于得不到满足，才哇哇地哭出微弱的声音来。
夜间，我突然发起了高烧，浑身冷得打哆嗦。据说这是“打摆子”。也没有经医生详细检查，护士就给我打了一针奎宁。睡了一觉，觉得好多了。但过了不久肚子却一阵阵的疼痛难忍。医生去30里地以外的山那边看望重病号去了，同屋的同志们急得团团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仅有一个刚入伍不久的男小鬼，约有十五六岁，在医院做“护士”工作（其实只不过是做些日常的勤杂工作）。对于医务知识还丝毫不懂，在这种万般无奈的紧急情况下，由同屋刚做了妈妈们的指点，就依靠他帮着把早产的孩子接了下来。然而据说生下来就是死婴。他很快就把这个不足月的男婴埋在山脚下了。幸而那时我还年轻，又是头胎，处在紧张的战争情况下，也就顾不了许多。早产后，在这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我除了一身穿着的单军装外，什么也没有准备。也就只能囫囵个的睡在五六寸厚的谷草上。八天后，由于情况紧急，当要转移离开这里时，扒开炕上的谷草一看。才发现一块直径二尺大小的血饼铺在那里，因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收拾干净就上路了！到了新宿营地，刚刚安定下来，胃里又闹起“革命”来，咕咕直叫。眼睛也开始冒金星。由于全屋同志们的关照，叫“护士”给我做了一碗玉米糊糊吃。到正式开饭时，又叫我吃了一碗。在当时，由于敌人的破坏，部队的供应难于及时的征集。每人每顿定量只有一碗玉米糊糊。我却破例地被允许多吃了一碗。从此以后的几天里，我每顿都是被照顾的吃两碗。虽说如此，“饥慌”仍是时时的困扰着我。同屋里的产妇们，更都是在饿着肚子啊！她们的婴儿整天像池塘里的青蛙，大、小、高、低、粗细不同的声调，有节奏地哭叫着，要求能得到足够的奶吃，但妈妈们干瘪的乳房里哪来的足够的奶汁呢！妈妈们只有用白开水一滴一滴送进他（她）们一个个张得圆圆的小嘴里。滴时不哭，不滴时就又叫起来。大人、孩子都饿成这个样子，我哪能再开口要求增加呢？只有忍耐着。这时才真正亲身体会到勒紧裤腰带的必要性。不久，我的爱人郭筠来看我。带来了二斤白面，一斤牛肉，一小包盐——这是火线剧社从每人每天三钱油，三钱盐的伙食中给我攒下来慰问我的。同屋的同志都参加议论如何享用这好久不见面的细粮牛肉。“包饺子！”大家七手八脚，剁馅的剁馅，和面的和面。不一会儿，饺子就下了锅。全屋的同志们都尝到了萝卜丝牛肉馅饺子。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过年了！过年了！”高兴得有说有笑，似乎连刚生下来不到一个月的孩子，也发出了咯咯的笑声。郭筠来看刚生产的妻子，怎么连在农村是最普通的产妇食品——鸡蛋都拿不出呢？当时，在路西，鸡蛋是“高档”营养品。当年任军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看到一位译电员病得厉害，“慎重地考虑了一下，然后掏出笔来，批了个条。”让供给处给一些鸡蛋。要是在冀中，尽管“五一”大“扫荡”后百姓生活也很苦，但产妇不论好孬还是不会穿身单衣受冷，吃不饱饭。想吃个鸡蛋，也还不至于要司令员批条子。
物质生活上的苦，再苦也能忍受，谁干八路军也不是为了享福来了。再说，人人都有两只手，可以自己生产，保证供给，人人手中都有枪，没有吃，没有穿，可以向鬼子要。再说这精神上的苦：冀中部队和干部到了路西后，因为冀中一时回不去，自然要改变隶属关系或重新分配工作。少数人返回冀中开展斗争，部分人在当地学习，部分人并入路西单位，还有一些人去了延安。这和我们今天一家企业暂时倒闭，人员需要重新安排的道理是一样的。这个过程，恐怕不是人人那么愉快的吧。吴西回忆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组织变动。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回路东坚持斗争的是‘咬牙干部’，到教导团学习的是‘反攻干部’，到延安去学习的是‘建国干部’。咬牙坚持虽然艰险，但在冀中平原斗争烈火中锻炼成长的干部都愿意返回路东，为保卫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到冀中教导团学习也比较好动员，一则是学习提高的机会，二则仍是冀中军区的建制，毕业以后还是要打回冀中去的。划归四分区的三个团，变换了隶属关系，对山区生活、作战都不习惯，特别是脱离了冀中的建制，这是干部、战士始料不及的，因而思想上顾虑得较多。”吴西老人只是说，当时人没想到会这样，思想上顾虑较多。一位当时在连里工作的同志，则没有这么含蓄了，说部队从平原到了山区，原来走的是平原，如今走的是山道，原来专门打仗，如今又打仗又生产，生产比打仗多，“许多同志思想转不过弯，爬山骂石头磨鞋，开荒骂镢头磨手。干部管理不耐心，官兵关系不融洽。”总之，是心里没好气。离开了冀中，离开了家乡，每天吃的是黑豆，干的是农活，回来往炕上一躺直叹气，部队又转属到别的军区，心里有些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此，那些被抽出来返回路东——冀中工作的人，不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当然精神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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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路西去，到路西去（6）
人们或许要问，冀中的部队，在“五一”大“扫荡”后，为什么没有再打回冀中去呢？聂荣臻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关于冀中主力部队撤离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在敌人重兵压境，大部队活动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保存主力，暂时离开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