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只吃一点干粮喝几口凉水，晚上还得赶到另一家企业上班。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是个病人，而且是一个艾滋病人，他想得最多的是，上中学的儿子学费还差多少，也已患病的妻子的药费还够不够。 闻喜的另一个艾滋病感染者今年３７岁，他知道自己得的啥病，谈到自己的病，他说：“反正没救，还治疗它干啥呢？家里没有什么家底，日后妻子儿女还得活下去呀！”这位朴实的山西农民为自己走后的家画好了蓝图：“不能因为我的病把现在这个家拖垮，我走了家境不至于太惨，那样或许还有人愿意再娶妻子，共同抚养孩子，让孩子有饭吃，有衣穿就行。如果给我治病把家治垮了，我走后妻子也没人娶了，那时候妻子儿女怎么办？”三个月后，这位农民闭眼离开了他不愿意离开的世界。 在闻喜还有一位３８岁姓杨的农民，家境非常贫寒，自己因为卖血感染上了艾滋病，一家老小五口人，老父老母年事已高，而且也长病在身，一个瘫痪在床，一个患有精神病，妻子也患了重度贫血，不能干活，女儿还小，目前尚在读小学。全家只有他能干活，勉强维持全家人的生存，给父母、妻子治病都相当困难，就别说给自己治病了。“我不担心我的病，死了也就死了，我最担心的是我死了以后，这个家庭又该怎么活？！” 在全国很多省市尚未发现艾滋病疫情时，云南瑞丽就发现了大量静脉吸毒者感染了ＨＩＶ，几年来已陆续发现艾滋病发病和死亡。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年间，已经在当地报告登记的７９４例ＨＩＶ感染者中，确认半数以上已经死亡。现存的ＨＩＶ感染者，大多已经开始发病，其基本生活状况是贫病交加。调查人员在瑞丽农村走访了１３户艾滋病家庭后发现，１３户家庭中，有３户无力耕种已将田地出租，１户将田地私下变卖，有５户家庭中的９名儿童失学，这些家庭中的ＡＩＤＳ病人基本上未得到任何治疗。 艾滋病与贫穷落后紧密相连已是不争的事实。 ２００１年春末夏初，云南省相继在瑞丽市城乡召开医务工作者艾滋病问题座谈会，会上披露的实情则更令人震撼不已。 与会的医务工作者坦言，大家对艾滋病的普遍反应是恐惧，虽然他们之中有半数以上的人已经接触过艾滋病患者，但他们却很少接受相关的培训，很难得到与艾滋病有关的医学知识。基层医务人员感到诊断艾滋病有困难，即使诊断出了艾滋病，也因缺少药物而束手无策。这样势必会影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川省的一些少数民族边远地区也是艾滋病疫情的重灾区之一。例如凉山州，这里与云南接壤，一度处于缅甸——云南——四川再到中国内陆各地的贩毒交通道上。美国的《纽约时报》曾以《毒品和艾滋病的出现笼罩着中国一个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为题惊呼：“艾滋病的幽灵也在这里游荡！” 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前些年一些人在外打工时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面对记者的调查，一对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夫妻哭了，丈夫自去年发病以来已经消瘦了２０多斤，没力气干活；妻子虽然未像丈夫一样发病，却也已被沉重的生活压弯了腰。她哭诉道：“最难的是生活，总想日子怎么过。我俩外出打工时，女儿交给亲戚照顾，女儿营养差，发育不好。现在我们连包产地都种不动，饭都发愁吃不上，女儿的身体也就更管不了了……” 晓云是四川省凉山州地区的一位农家妇女，同她丈夫一样，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今年以来，她丈夫犯病卧床不起。她说：“丈夫患病以后基本没有任何治疗。家里没钱买药，也不知道买什么药。就是一天天躺在床上等死……” 像晓云夫妇这样的情况，在他们村子里还有几户，大多是前几年外出打工感染的。这个村子虽不像河南文楼那样震惊中外，但其ＨＩＶ感染点与面却一样严重，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没有人对此进行普查。 艾滋病病毒感染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而国家艾滋病病毒哨点监测目前大都集中在大中城市，不少农村地区尚处于监测的空白状态。没有监测，没有检验，即使是哪家得了病死了人，人们大抵都不清楚因何而病因何而死，特别是艾滋病病毒在人体内有较长的潜伏期，不检验，未监测，又如何知道艾滋病在我国幅员广阔的农村有多大的流行面？ 人口无序流动也是感染ＨＩＶ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目前关于ＨＩＶ和流动人口的因果关系的科学数据并不多，但是我们必须对未来的严峻形势作出推测，因为劳动力在国内大量流动对中国的ＨＩＶ流行蔓延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是人口大国，在广大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是史无前例的，据估计包括暂时和长期流动的人口总数高达１．２亿！也就是说，中国约有１５％的劳动力可能离开了他们的原居住地，６０％以上的流动人口是男性，约２０％年龄在１５—１９岁，４５％在２０—２４岁。流动人口存在着许多易于感染ＨＩＶ的因素。例如，流动人口很年轻，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而超时工作，流动人口多数未婚或离开配偶，使他们很可能与偶遇的伙伴（或暗娼）发生性关系，感染ＨＩＶ的几率也就随之增大。 而这些流动人口大都从农村中来，回农村里去，如果有人感染了ＨＩＶ，再把它带回去周而复始地传播，既没有更多的监控，又没有有效的控治，加之贫穷与愚昧的助燃，其后果是严峻的，也是可怕的。 。。
城门之火
艾滋病对人类的打击是沉重的。 ＨＩ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远远超出疾病的范畴。 例如河南上蔡。例如上蔡文楼。 河南卫生厅副厅长刘学州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经媒体曝光后，文楼，已在中国和世界成为艾滋病疫区的标本，也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困难是什么？难道仅仅是ＡＩＤＳ患者和ＨＩＶ？《南方日报》记者江华曾对这个问题作过深入的调查，并获得了一些最新的不被人们所知的事实： 文楼村的村民，已经成为不受欢迎的人。截至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０日，随着文楼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文楼村几乎所有在外打工的数百名村民，已被雇佣者赶出门，重又回到了他们的家乡文楼。 艾滋病提高了上蔡文楼的知名度，也改变了上蔡人的生活方式。 上蔡的官员在外出公务时，他们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解释目前的现状和实际环境，他们不得不面临他人对他们的白眼和距离。 有两件事使上蔡官员感到羞辱与震惊： 其一是２００１年１０月末，一位上蔡干部去上海出差，到某宾馆登记住宿时，当服务员接过身份证进行登记目光一接触到“河南上蔡县”几个字时，惊叫着把身份证扔了出来，并说宾馆已没有床位。无可奈何，这位干部只好流落街头。 其二也是在２００１年夏天，上蔡县组织大批劳力到边疆某省采摘棉花，但是当地发现这批劳力是上蔡人时，立即采取了极端而激烈的反应：上蔡人一个不要！ 对此窘镜，上蔡县委县府的官员急了：这可是农民花着对他们来讲是巨额费用的车费去挣钱的啊！他们立即奔赴边疆某省，进行艰难的解释和说服工作，企图让上蔡的民工们能够得到宽容公正的对待。 羞辱和灾难不仅涉及到上蔡人，甚至还涉及到上蔡的瓜果蔬菜以及上蔡的一切。 ２００１年夏天，一个谣传开始流传河南全省：西瓜里注射过ＨＩＶ，不能吃！这给数以万计的瓜农带来的打击和损失是巨大的。他们种的瓜卖不出去，即使白给别人也不要！ 其实卖不出去的又岂止是西瓜，在一段时期里，以种菜为主业的文楼，他们种的蔬菜似乎也有ＨＩＶ，不被外地人接收。 “艾滋病的标签贴在身上，贴在与文楼、上蔡甚至驻马店有关联的东西身上，我们无法揭下来。”河南一些地方官忧心忡忡地感叹道。 上蔡的官员说，他们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投入到防治艾滋病的力量，已经占据了整个县正常工作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说防治艾滋病已经成为了上蔡县的中心工作。县里已经竭尽所能对文楼给予了关怀，县政府对艾滋病家庭的孩子，减免了所有应该交纳的学杂费，减免统筹、提留９万元，免义务工１８０００个，而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里，教师和国家公务员的工资还不能完全按时发放。 对于上蔡官员们来说，除了沉重的现实、无聊的羞辱之外，还有许多无以言明的难堪。 他们说，县的主要领导曾到国家的一些部委求助，到一些机构（如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游说，企图寻求资金方面的援助。一些部门的反应相当冷淡。他们说，如果是自然灾害还可以考虑，但艾滋病是一种病，而且是一种“脏”病。 面对这一事实，上蔡的官员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哩！ 就是在这样难堪之下，就是在这样的羞辱之中，就是在这样的危境之下，河南有关部门还是采取了切实可行的做法，记者在河南省政府档案局查到了许多有关艾滋病的记录： 截止２００１年年底，河南省是中国艾滋病５年活动计划颁布之后第一个制定了相关实施意见的省份；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下旬，河南省卫生系统“一票否决”的艾滋病常识考试在全省展开，如果考试未能通过，职称评定和晋升就没有希望； 河南省拿出１４００万元的投入，建设５个市的防疫机构和医疗机构，村卫生所救助病人，国家卫生部也认可这是目前全国拿出资金最多、最有力度的省份； 当地政府已经用专款给文楼建立了控制和治疗艾滋病的诊所，并且派来了一个医生和一个司药。诊所为那些已经严重发病的村民免费提供部分药品。在文楼村诊所记者看到，药柜里的药价格便宜，花上几块钱，就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