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任用给薪。用这笔垫款发放军饷或遣散军队时，要有三联单，一联交核计处。发放的钱，放在海关税务司，由海关税务司会同中国方面的军官签字，并且给税务司调查有关情况的方便。所谓海关税务司，是完全掌握在洋人手里的。黄兴于5月23日看到章程后马上给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以及参议院发出了公开的电报，强烈指出：这种章程，不仅仅监督中国的财政，还要直接监督中国的军队。军队是国防的命脉，现在竟然允许外国人干涉到这种地步，我们国家无异于束手待毙。过去埃及就是因为借债而亡国的，这个教训，实在让我们痛哭流涕。20年来，海内各位志士赴汤蹈火，粉身碎骨，辛辛苦苦缔造了中华民国，竟然就要断送在这区区300万的垫款之中。我们这些人只要还有一口气，爱国的心是不会死的，决不会承认亡国的借款条件。他痛斥熊希龄违法专断，要求参议院责令废除这一条约。同时，再次建议发行不兑换券（也就是现在的这种纸币，不能兑换成银元等金属币），实行国民捐，以解决财政困难。南方同盟会舆论也强烈谴责熊希龄卖国。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2．大借款风波（3）
熊希龄受到黄兴和南方舆论的批评和攻击后，也恼羞成怒，公布了黄兴催款的密电，其中，报告了南京军队因为缺饷可能哗变的危险，指出借款是不得已的，甚至讽刺黄兴缺乏政治经验，攻击说：“将来国家必亡于克公之手。”黄兴，字克强，所以称为克公。由于南方的压力，而且中国有关方面也不会去满足银行团监督的要求，这笔借款也就取消了。熊希龄借款失败，也赌气不到部办公，不出席国务会议，政务陷于停顿。
这场政治风潮，究竟是怎么回子事？好好的民国政府怎么一成立就那么乱了？
原来，根子还在列强那里。中国的财政操纵在列强手里，你又没有办法摆脱列强的掌控，在这种情况下，在位的和在野的，心态和利益关系是不一样的。在位者为了眼前利益，是不能不接受列强的条件的，他们和列强谈判的底线是很有限的。在野的就不同了，他们更重视原则和未来。黄兴虽然还在位，但对位子和权利都看得比较轻了。而且，他们是革命过来的人，有着对国家民族的理想。虽然同盟会纲领没有提到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但他们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反对列强侵略，反对清政府卖国，就是期望国家政治改革后走上富强的道路。现在，民国政府已经成立，怎么还要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因此，孙中山和黄兴等革命者接受不了这样残酷的现实。黄兴对俄国驻上海的领事说：中国财政困难，不能不借债，这本来是应该的。但是，中华民国政府怎么能让外国银行家来支配？你们在中国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你们以为中国人不知道，都麻木了？你们不要忘记，革命是怎么爆发的？黄兴在这里应该是指保路运动。清政府为了向银行团借款，将民营铁路收归国有，以便将路权作抵押。结果爆发了保路运动，导致了武昌起义，清政府崩溃。
但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和1919年以后，尤其是和抗日战争爆发后是不同的。日本和英国是结盟的，俄国和法国也是盟国关系，英、法、德、美也没有分裂，对华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他们愿意合作控制中国，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大，可以达成妥协。1919年以后就不同了，德国已经战败，俄国革命胜利后，可以支持和同情中国反对西方大国和日本，可以支持中国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更不同了，英、美、苏联都援助中国，因为中国坚持抗战对盟国的贡献，中国还被列为四强之一。国共内战期间，苏、美的冷战已经开始，互相制约，没有一方有能力单方面控制中国。中国革命就有了独立发挥的空间。20世纪初年，无论是清政府，还是袁世凯政府，都没有力量摆脱列强的控制，为了自己的生存利益，只能向列强屈服。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中动员起来的力量很有限，他们也没有能力摆脱列强的控制，但是，他们没有执政的利益和包袱，可以坚持爱国的理想主义，着眼于未来的利益。
黄兴提出的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法，是一种激进的方法。当时国际上流行的是金本位制。银行发行的钞票和金币是挂钩的，随时可以到银行换成现金。世界上的先进国家，还只是在货币理论上讨论不兑换纸币制的问题，还没有到实行的时候。那时候的现金，不是现在的钞票（纸币），而是货真价值的金币。当然，金币携带不方便，人们还是常用银行发的纸币。中国很落后，连本位货币都没有，银两和银元并用，而且各种银两和银元有不同的成色（指所含纯银的分量是不一样的），也就有不同的价值。所谓发行不兑换纸币，就是国家规定的银行发行的纸币，不能到银行去兑换成金属货币，即现金。政府就可以靠无限度地发纸币来筹措财政经费。但这样一来，全国的经济岂不就乱了套了？至于劝募国民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强迫捐，等于强迫收税一样，岂不比前清政府更厉害？章太炎认为，如果强迫收捐，富人就会把财产全部放到租界的外国银行去了。辛亥革命过程中就是这样，对于中国人的存款（金属货币），银行不仅不付利息，还要收保管费的。如果国民捐是自愿的，又能收到多少？这都是一时的意识形态下在野者的激进主张。孙中山提出的不兑换纸币政策，在当时又是一门“大炮”。后来，袁世凯称帝时，财政困难，命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纸币停止兑换，作为救命稻草，造成经济秩序混乱，激起全国各界反对，加速了袁世凯的败亡。。 最好的txt下载网
2．大借款风波（4）
袁世凯和熊希龄都是在清王朝里实际执政的人，那些共和党人，也有许多是在社会上办实事的人，所以，都不会赞成孙中山和黄兴的主张。他们认为如果这样搞，只能亡国，也就是说，我现在的政权也就维持不下去了。共和党人都愿意帮助袁世凯巩固政权，也就会同情袁世凯的要求。
借款方针的纠葛，不仅是新旧两派的矛盾，也是新体制运行的矛盾。由同盟会主导的参议院制订的《临时约法》，采取了责任内阁制度。尽管袁世凯在清末也赞成责任内阁制度，但这一制度性主张，究竟是政治权术性主张，还是真正的体制性主张，是有疑问的。袁世凯对于满族亲贵来说，主张责任内阁，是要由他这个汉族大臣独揽政权。他自己出任总统之后，是否接受责任内阁，就成了疑问。立宪派本来也提倡责任内阁制，但梁启超明明主张开明专制，那责任内阁制该如何操作？所以，清末民初的责任内阁制，体制设计的含义小，权力分配的含义大，也就是因人而设。为了眼前的权力分配而设定制度，这样的制度缺乏生命力。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总统权限和总理权限如何划分？在借款问题上就纠缠不清。华比借款谈判，是在唐绍仪还没有正式就任总理的前提下进行的。但协议是由北方政府的度支部的官员周自齐签署的。袁世凯对银行团承诺优先权的信函，造成了很大的被动。袁世凯和唐绍仪之间的权力并没有划清。内阁成立后，同盟会阁员主张划清总统、总理权限，但其他派系没有理睬。他们都是袁世凯的僚属，怎么可能不接受袁世凯的主张？熊希龄本来就是官场出来的人，继续按照官场习惯操作，也是自然现象。或许唐绍仪毕竟接受过7年的美国教育，容易倾向同盟会的主张，或许唐绍仪受到革命潮流的影响，也增加了自己的权力欲望？诸如这样的问题，在政治界永远是分不清的。但是，他既然倾向于同盟会的政治主张，他同袁世凯的矛盾必然加剧。
熊希龄到达北京后，对于唐绍仪不顾现实状况，与银行团闹翻深感不满，向记者公开表示：“余以为财政上事，应由财政总长负完全之责任。即如借款一事，亦由财政总长直接与四国银行团交谈，国务总理不必出席。”熊与银行团谈判，尽量联络感情，磋商谈判条件，讨价还价的同时，不让谈判破裂，是符合袁世凯的旨意的。所以，后来蔡元培不指名地说“乙派”“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超越了总理的权限。而且，对于借款，内阁成员间是有分歧的，但没有获得统一见解的时候，熊希龄就独自签署了协议。总统、总理、总长的关系，并不能按照体制制订者的设想操作。除同盟会员外，应该是在按官场的习惯操作吧？体制的问题，在事实上空话比较多，因为习惯很难改变。除了同盟会因为政治原因外，很少有人懂得这种体制应该怎样操作。学过西方政治学的人，在中国也屈指可数，无论他是自学的，还是在学校学的。
后来，蔡元培归纳内阁党派分歧说：甲派主张划清大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权限，而乙派则希望每件事都接受大总统的指示；甲派主张国务院是一个有机的组织，而乙派则常常以国务员的身份单独行动；甲派主张确定大政方针，对政治负起责任，而乙派主要是用阴谋，逞机智。同样是谋求国家的统一，甲派主张开诚布公，得到各方面的妥协和同意，而乙派主要是寻找机会，损害另一方面的利益；同样主张中央集权，甲派主张是有限制的中央集权，而乙派主张是无限制的中央集权，甲派主张是逐步建立起来的，而乙派主要是靠掠夺方式来树立的；同样主张借外债，甲派主张只是权宜之计，同时要做好靠自己解决财政困难的准备，而乙派主要是单纯地与银行团磋商借款条件。宋教仁在给孙武的信中也说：我自从加入国务院以来，已经三个月了，大政方针到现在还是茫茫然的见不到影子，每天开会，只问些例行公事。
不过，同盟会阁员都是些谦谦君子，并没有在内阁会议里面引起激烈的冲突。他们看到内阁政见分歧，愿意退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