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首都，占了1/5，各色人等都来办报。同样，各种政治色彩的杂志也发展起来。自从党派纷争之后，报纸也成了各党派间互相责骂的阵地。《真相画报》第八期1912年8月21日《一年来的回顾》中描述：“政党之今昔：（昔）互相提携；（今）同室操戈。言论之今昔：（昔）一致主张共和；（今）肆口谩骂。”
从现在的眼光看言论自由，当然主要看对执政的袁世凯是否有批评的权利。那时候最激进的，要数《民权报》和它的主笔戴季陶。
戴季陶，生于1891年1月6日（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市），长于四川广汉，原名传贤，字季陶，天仇是反清时用的笔名。后来，以戴季陶的名字，在社会上流行。1905年赴日本留学，进东京日本大学法科。1910年任上海《天铎报》主编，发表激烈的反对清政府的言论，1911年被官府通缉，流亡南洋时加入同盟会。《民权报》创刊于1912年3月28日，原为同盟会别支自由党的机关报，后因人事变迁，独自发展，成了同盟会内部号称“激烈”派的报纸。戴季陶主持《民权报》时，署名“天仇”。
南北和议成立时，民权报社一派的人，也对国家前途抱有希望，以为只要国会早日成立，共和体制就能巩固。他们以为共和国家，政府就是国民的政府，这是自然的道理。但自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他们就敏感地意识到袁世凯的专横，自4月16日起，即发表了《胆大妄为之袁世凯》，一连发表了10篇，对袁世凯进行批判。袁世凯在相当长时间内，对舆论界的批评听之任之，很有点气度。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并非是他的民主观念，而是一种权谋。4月19、20日，“天仇”郑重发布《袁世凯罪状》，历数袁世凯摧残革命的劣迹。26日接续发布《讨袁世凯》文，指责袁世凯“俨然帝制自为，且较亡清为尤甚”。年仅21岁的“天仇”真是血气方刚，这同大革命时期的戴季陶简直是两个人，那时候他是一个儒学的卫道士，把孙中山装扮成儒学正统的继承者。
3．言论自由惹冲突（2）
民权报社的年轻人，以有限的事实，给袁世凯扣上了一顶大帽子，年长而稳健的同盟会员也有点看不惯。由章士钊主笔的《民立报》就和《民权报》自己人开起了笔仗。他们批评《民权报》意气用事，一不称自己的心意，就嚷嚷假共和、假共和，胡乱骂人，成了“谩骂”派。他们认为创业艰难，希望大家和衷共济，顾全大局，应对国内外面临的危机。《民立报》即使对袁世凯进行批评，也比较温和。《民立报》成了同盟会内以宋教仁为代表的稳健派的喉舌。
熊希龄与银行团签订垫款章程后，黄兴和南方革命党人齐声予以谴责，戴季陶竟发表了一篇非常激越的文字，题目就叫《杀》，文字很短，其中四句说：
熊希龄卖国，杀！
唐绍仪愚民，杀！
袁世凯专横，杀！
章炳麟阿权，杀！
真有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同时，也说明当时同盟会内激烈派的幼稚，连起码的所谓敌我友的分寸也掌握不了。5月22日下午，公共租界当局以该文鼓吹杀人，将戴季陶拘捕，经各界营救，于翌日交保释放。唐绍仪十分大度，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交涉使说：“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嘱其与租界当局交涉。后经租界当局庭审判决，以妨害秩序罪罚洋30元了结。此后，政治风潮屡起，《民权报》与《民立报》也屡起纷争，章士钊因非同盟会员的缘故，在遭到攻击后离开了民立报社。《民立报》的创办人于右任9月间感慨地说：各派报纸观点不同，互相辩论，无论是同党之间，还是不同党派之间，现在是建设的时代，应该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这几个月来，不同党派的报纸之间，他们的关系和水火一样不能相容，说的许多话不符合事实，也在所难免，各有各的目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但是，最让人痛心的，就是同党的人，在内部互相斗争，是特别奇怪的。这里面自然有人在后面操纵，时间已经很长了。
上海租界地区，在前清的时候，言论就比其他地区要自由一些，甚至同盟会派的报纸可以开了被封，封了再开。《民立报》原来叫《民呼报》，被封以后就改名为《民吁报》，再封之后，就叫《民立报》。在北京地区，袁世凯处于绝对强势地位，但袁世凯在一段时间里比较克制，在北京的同盟会人士也没有上海的激烈，虽有冲突，但还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6月间，唐内阁风潮发生，广东都督胡汉民致袁世凯及各界电说：统一党的电报，对于唐总理，诬蔑他监守自盗、避责潜逃。对于同盟会宋教仁、蔡元培等先生，诬蔑他们结党把持，意图构乱。信口雌黄，任意丑化诋毁。要求袁世凯严厉地予以追究查办，惩治他们假造诬告的罪行，让那些挟私败公的人引以为戒。袁世凯欣然回复胡汉民，响应他的主张：近来称会、称党，名目繁多，记不胜记。发出各种各样的电报，进行污蔑攻击，百怪千奇。甚至把在电报上列入自己的名字，在社会上露脸作为一件光荣的事。如果有人去追查电报的事，就增加了他的价值。即使是我，也常常受到各种报界的丑化和诋毁。只是因为我们国家的人民自由的风气刚刚兴起，我不希望再把它压制住了，所以，都忍让了。但是，如果老是像村妇那样骂街，还自己吹嘘了不起，这样的坏风气予以放纵的话，就等于让它传染，时间长了不加以控制，人民还会有道德吗？确实应该彻底查究这些假造污蔑的话的由来，让那些挟私败公的人引以为戒。我已交代内务部查明这件事，严加禁止了。在那些岁月里，言论自由，有没有尺度，到底还要不要，如何掌握分寸？谁也说不清楚。但是，从这段对话中，也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执政者，谁也不可能长期忍受“言论自由”了。毕竟，中国社会并没有从暴力对抗走向文明对话的时代。在地方上，尖锐的冲突，大大地压缩了“言论自由”的空间，甚至导致暴力血腥事件的发生。
在湖北，那里派系冲突非常尖锐，反对黎元洪的“二次革命”声浪一波一波地发生。言论自由的空间就不容乐观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3．言论自由惹冲突（3）
这时候，武昌起义的“三杰”分成了三派，最先创办的《中华民国公报》为孙武一系控制，蒋翊武的同盟会系统创办了《民心报》，而同属民社的张振武与孙武有矛盾，自创《震旦民报》。三足鼎立。前清被封的革命派报纸《大江报》也于6月复刊，以监督袁世凯、黎元洪为己任。此外，民社另有《强国公报》，同盟会系统也有《汉口民国日报》，以及前清立宪派人士的《共和民报》等等。笔墨战争盛况空前，各怀意见，互相倾轧。但到了8月间，冲突激化起来，笔墨战争为腥风血雨所替代。
8月初，上海《民立报》上发表了一条湖北的消息：武昌南湖炮队发动倒黎运动，遭到镇压。这条消息来自湖北通讯社的电讯，黎元洪于5日即以“电报造谣，摇惑人心”的罪名，逮捕湖北通讯社负责人冉剑虹，并准备立即“正法”，但遭到上海各报的抗议，还好，仅判处两年监禁。
不久，复刊才两个月的《大江报》遭到了更严重的打击。原因是主笔何海鸣揭露湖北军政界的腐败情形。同时，章太炎正提出共和亡国的谬论，到武汉请黎元洪主张取消约法，为此，《大江报》发表了《恶政府之现状》一文进行了尖锐的抨击。8月8 日，黎元洪派参谋带了士兵执令箭一支，写明将何海鸣就地正法，前往大江报社查封，逮捕社中工作人员3人，何海鸣正好不在社内，闻讯逃往上海。第二天，黎元洪通电全国，指控《大江报》专取无政府主义，为图谋不轨之机关，要求各地将《大江报》主笔何海鸣、凌大同一体严缉，就地正法。
这“就地正法”四个字，暴露了黎元洪和他手下的幕僚完全没有共和国的法制观念和司法独立的精神，遭到上海各报的痛斥。黎元洪被上海报人给上了一课，后来，这封电报收入《黎副总统政书》时，改为“严缉法办”。名词改了，就地正法的思想并没有改。
《大江报》被封后，《民心报》上蔡寄鸥发表《哀大江报》一文，斥黎元洪“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黎读报大怒，将蔡传到都督府，要严加惩办。幸好蒋翊武等随同前去，再三解释，才得以放出，《民心报》也只好停刊了。
接着，8月15日深夜，《震旦民报》创办人张振武在北京被突然捕杀，没有经过司法审判就就地正法了，激起了政界的又一波大风潮。湖北言论自由的空间，大大地被压缩了。
当然，由同盟会执政的省区，也不是吃素的。1912年4月，广东代理都督陈炯明逮捕枪毙了《佗城报》记者陈听香，指控的罪名是伪造揭帖，捣乱军心，依附叛军，鼓众煽乱，没有经过审判即以军法执行。结果，引起了省议会议员的反对，一方面要弹劾他，一方面向中央和各界通报。省议会议员唐恩溥指出：“报馆为言论机关，议会为人民代表，均有维持社会之天职，若动以军法钳制人口，则今日可以枪毙记者，明日可枪毙代议士。”当时，同盟会在广东的地位巩固，省议会无可奈何。广东的情况和湖北的情况大体是一样的，只不过湖北人造的是黎元洪的反，而广东人造的是陈炯明的反，党派不同。造反的成分也主要是军队与会党。湖北造反的人称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广东造反的人也叫二次革命。后来，胡汉民回到广东，回任都督，仍然面临陈炯明所处的局面，前清广东陆军小学堂总办黄士龙和参加过革命的会党领袖王和顺，一直在二次革命的名义下，反对同盟会都督，并受到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