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内总司令对大本营的偏袒态度深感愤慨，既然大本营无力约束海军，那么陆军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下克上”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呢？历史表明，这个看似同中国战局无关的“连云港事件”却将对1938年的抗战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它的直接后果是刺激华北派遣军自行其是越权行动。尽管大本营命令“保持各自态势，暂不扩大战面”，但是野心勃勃的寺内总司令根本不打算服从命令，他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东京绝不会惩罚打胜仗的将军。幕僚支持总司令的决心，他们说；占领###（中国）是陆军的责任，所以怎么做都不过分吧。
徐州会战接近尾声，两大日本派遣军实现胜利会师，前来增援作战的华中派遣军陆续撤回南方战区，北方战场开始呈现短暂的平静局面，一道蓄谋已久的秘密命令被下达了。下达命令的是总司令本人，他对参谋长口授电文道：致电土肥原贤二将军，华北派遣军命令如下……
“下克上”5
对多数经历过东北沦陷的老百姓来说，日本奴役下的沦陷区如同一座人间地狱，中国人稍有不从即被抓进特务机关，轻则严刑拷打，重则砍头喂狼狗。而指挥东北特务机关的“奉天特务长”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职业间谍头子，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13年以陆军上尉身分来到北京“坂西公馆”（特务机关），自此开始其长达数十年的特务生涯。在西方人撰写的《世界间谍史》里，土肥原被列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国际间谍之一，因为他的间谍活动已经“影响和改变了亚洲的某些历史过程”，有的西方学者则干脆将其喻为“日本的劳伦斯”（劳伦斯为英国著名间谍）。从照片上看，这个凶残的特务头子外表却更像一个踌躇满志的日本商人，他身穿条纹和服，蓄着那个年代流行的日式仁丹胡，五官肥大面孔松弛，神情和蔼笑容可亲。当然这些都是伪善的表面现象，史料记载，仅“九·一八事变”之后短短几年，土肥原指挥东北特务机关就逮捕和杀害中国抗日军民达数万人之多。
土肥原是日本关东军里有名的“中国通”，他不仅能说一口道地的东北土话，熟读中国史书，熟悉中国历史风情，而且长期活跃于动荡不宁的中国北方，出入于北京、天津、沈阳的官邸豪宅，收买汉奸，培植亲日势力，搅乱政局，惟恐天下不乱。当年声名狼藉的女间谍川岛芳子就是土肥原一手培植的亲信。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爆发前的二十多年岁月里，大特务土肥原无孔不入地插手中国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比如挑动直皖战争，浑水摸鱼坐收渔利；插手直奉战争，扶持奉系军阀张作霖，以突然中止银行兑换来致使北洋政府纸币作废，颠覆北洋政权；但是仅仅四年之后他又亲手策划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土肥原还参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扶持成立伪“满洲国”，一手导演末代皇帝溥仪出逃的政治丑剧；阴谋策划华北自治独立，试图把华北诸省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挑起种种事端，为侵华战争制造借口等等，真是劣迹昭彰罪恶滔天。
昭和十一年（1936年）抗战前夕，土肥原的特务生涯走到尽头，他忽然奉调回国并且改任军职。西方观察家对此大惑不解，在他们看来，土肥原指挥的满洲特务机关日趋活跃，其特殊作用无可替代，日本军部何以将其调离担任并不擅长的军职呢？多年后内幕曝光，正是土肥原权力太大为所欲为令东京大本营深感恼火，于是奏请天皇将他调任回国。改任军职的特务头子失去用武之地，他先被任命担任东京近卫师团指挥官，后任第十四师团中将师团长。土肥原的意外调职使得他的死对头，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据说蒋介石闻知此事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竟一连声说了三个“好”字。
第十四师团在日本中部的宇都宫市编成，亦称“宇都宫”师团， 是“七·七事变”后最早登陆华北的主力部队。当时华北守军多是些战斗力不强的杂牌队伍，比如原西北军、东北军等等，特工出身的土肥原指挥第十四师团一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把一份份胜利捷报源源不断地发往华北派遣军和东京大本营。按照命令，隶属于第一军的土肥原师团作战范围当止于黄河北岸的豫北，其任务是屏护徐州作战的侧翼安全。所以直到徐州会战临近尾声，这支三万人的大军才慢吞吞地抵达豫、鲁交界的濮阳县城，此时他们距离硝烟弥漫的徐州城尚有数百里地之遥。
濮阳古渡口为豫北往来鲁西的咽喉要道，也是中国军队防守的薄弱区域，黄河对岸为山东重镇菏泽。土肥原举起望远镜观察，他看见枯水季节的黄河袒露出大片干涸的河床，正是渡河作战的大好时机。但是山东地面属于第二军作战范围，第十四师团没有得到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渡河指令，无权越界作战，于是土肥原遗憾地放下望远镜，下令返回濮阳城休整。
但是一份急电改变队伍的前进方向。
发报人不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而是远在徐州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总司令的命令只有短短一行字：渡过黄河，坚决占领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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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破山河在1
裕华纱厂原址坐落在武昌临河路，就是今天的武昌临江大道一带，二十世纪初这里还是一片荒凉滩涂，最早有个英国人在江边上建起一座制铁厂，后来投资者竞相效尤，我爷爷张松樵就是第一批在荒滩上填土造地建厂创业的中国人。据《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载：民国十年（1921年），张松樵离开官办的湖北棉布丝麻局，个人出资三十万大洋，另筹资金二十万，一共五十万元……于次年创建武昌裕华纱厂。
建厂之初的裕华纱厂规模中等，拥有一万纱锭，两百台布机，这就是今天仍坐落在武昌原址上的湖北纺织界龙头企业“武汉裕大华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当时纱厂都采用老式蒸汽机发电，工厂每天都要产生大量炭渣、铁渣和工业垃圾，通常的处理方式就是将垃圾直接倒入长江，任由滚滚江水冲走。张松樵当然也不可能具有超前的环保意识，他的裕华纱厂也跟别家工厂一样往长江里倾倒垃圾，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但是后来有一天，这个不安分的工厂主忽然做出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他要利用工业废渣来建造一道围墙。
按照他的计划，这道未来的工厂围墙高宽均达十余尺，几乎等同于一座城墙。在许多人看来，这个决定显然是心血来潮之举，工厂虽然建在江边，但是别家工厂不也建在江边吗？别家工厂为什么不去修建围墙呢？虽说用自家生产的炭渣铁渣不花钱，可是施工花费的大量劳动力却是要计算成本的。但是张松樵固执己见，他一旦做出决定别人便很难改变，何况他是老板。
两年过后，一道矗立于江滩之上规模宏大的工厂围墙平地而起，远看犹如一座逶迤雄伟的古代城堡。其间有个小插曲：本来土建工程师欲将墙体设计为普通围墙，但是张松樵不同意，他找来各种水文资料，请人计算出长江历史上的最高水位，然后要求工程师修改图纸。张松樵说，如果围墙不能防御百年不遇的洪水，我花一大笔钱何用？结果裕华纱厂就变成一座工业城堡，一座独立的城中之城。这道独一无二的人文景观在当时武汉三镇很轰动，市民争相前往参观，一家当地报馆发表记者文章讥讽说：这个从柏泉乡出来的泥腿子资本家大概要建造一座千年城堡……还奉劝他把扔进水里的钱捞起来，替穷人多盖几间草房吧。
不管舆论如何褒贬不一，处于漩涡中心的张松樵不为所动我行我素，他绝不是那种容易妥协和随波逐流的人，他老人家信奉的格言是“宁可千次枉带雨伞，不可一日变成落汤鸡”。我理解作为旧时代创业者的我爷爷，他生于乱世之末创业艰辛，须时时谨慎小心不敢稍有疏忽大意，否则他的一生心血都将付之东流。
不幸的是，张松樵的“雨伞理论”果然应验。
《湖北文史资料》载；民国二十年（1931年），长江中下游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号称“十里洋场”的汉口中山大道、六渡桥水深数米，著名的江汉关只剩下钟塔尖顶，今天的汉正街一带棚户区皆被洪水席卷而去。滔滔洪水铺天盖地，荆楚大地尽成泽国，武汉三镇断电断粮，灾民啼号其状甚惨。仅湖北一省，死于水灾者达二十万人，灾民数百万。
我父亲说，当时汉口咸安坊的楼房已淹没一楼，全家退至二三楼坚守，幸好大水没有继续上涨，否则后果难以想象。
惟一的奇迹出现在裕华纱厂。
当整座城市皆为洪水所困死气沉沉时，惟有裕华纱厂的烟囱依然冒出滚滚浓烟，围墙内灯火通明机器轰鸣，工人有条不紊地加班生产，呈现一派热气腾腾的生产景象。工厂不仅派出船只把员工家属接到厂里安顿，还投放数十船馒头熟食救济当地灾民。
裕华纱厂由此名声大噪，产能和资本迅速扩张。后来《张松樵自传》提及此事，自云修建工厂围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事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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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破山河在2
围墙虽然挡住滔滔洪水，却没能挡住比洪水更加凶恶的日本鬼子。
当时中国民族工业刚刚起步，外国商品铺天盖地而来，尤其是被称作“东洋货”的日本纺织品大举进攻中国市场，一度形成垄断之势。日商资金充裕，采用先进的纺织机器，产品质优价廉，很快把国产纱布逼入绝境，许多纱厂纷纷宣告破产倒闭。
张松樵的抗日战争由此而起。
早在清朝末年，洋务派主帅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纱、布、丝、麻四局，开中国近代纺织工业之先河。张松樵曾在其官办纱局任主管（厂长），他最早悟出商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