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梁同志在1981年10月2日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后，又于1985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1989年9月又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论国际体育界的领导人，特别是国际奥委会委员层次的人员，他是最熟悉的，做委员的工作他是最佳人选。当时的国家体委，特别是国际司已拥有了一批国际体育官员，如魏纪中、楼大鹏、屠铭德、吕圣荣、王正夫、许放、李国宾等都已在相关国际体育联合会或综合国际体育组织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1991年3月18日，“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简称北京奥申委）成立，5月13日正式挂牌。北京奥申委的主席由当时的北京市主要领导担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为执行主席，常务副主席是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同志和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同志，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魏纪中和北京市市长助理万嗣铨同志任奥申委秘书长。
在这前后几个月的时间里，国家体委对国际司和有关司的班子进行了较大幅度调整，以抽调人员加强申办工作的力度。当然这个步骤也是酝酿中的国家体委机构改革的第一步。于再清同志由国际司副司长调任中国体育服务公司总经理，张全德同志调任武术院副院长，石天曙同志和我则被任命为国际司副司长，接替于再清和张全德同志的工作。楼大鹏同志出任北京奥申委体育主任。屠铭德同志出任奥申委公关联络组长（后兼副秘书长）。调王正夫同志担任奥申委新闻组副组长。调许放同志担任奥申委公关组副组长，主管外事接待工作。在我们任职前后，国际司几位年轻的同志如严建昌、刘文斌等也被调往奥申委公关联络组工作。李国宾同志也在这个阶段从国家体委国际司调到北京市外办担任副主任，并参加了奥申委的工作。
截止到1992年9月，国际司已调往奥申委十多名外语好的骨干人员。再加上后来外交部和北京市外办投入的精兵强将，在国际奥委会第101次蒙特卡洛全会前一年，北京奥申委已形成一支精干的突击队。
石天曙同志和我被正式任命为国际司副司长后，司里领导班子为4人。司长魏纪中同志兼任北京奥申委秘书长，屠铭德副司长兼任北京奥申委公关组组长，他们主要在奥申委办公。魏纪中同志交代我和石天曙同志说，他将两边跑，司里的日常工作由我们二人负责。他还希望我们少一些出国活动，要保持日常工作相对稳定。但到申办的最后关头，委里还是把我和刘宝利、孙伯清、李毓兴、林晓华等一大批懂英、法、西、阿等语言的同志又调到了奥申委，以部分解决当时奥申委领导已经感觉出来的“国际体育人头不熟、外语能力不强”的问题。
何振梁副主任在1991年10月24日向我们交代：“要抓紧研究一下在国际奥委会中增加第二名中国委员的事情，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长远问题。因为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在里边孤军奋战，对北京申办很不利。不管怎么说，我们中国这么大，也应该有两个委员才说得过去。提几个条件供你们选人时考虑：这位同志一是要年轻；二是应该熟悉国际体育情况；三是要选在职的同志；四是要懂外语，否则无法独立在国际上工作；五是要能掌握政策。请你们抓紧物色培养。”虽然我们当时就提了几个候选人，但直到蒙特卡洛最后表决时也未能实现何振梁同志这一愿望。
海内外一大批企业家对我们的申办工作提供了巨大的支持，特别是我们体育界的老朋友——霍英东、霍震霆父子对北京申办注入了极大的热情，在一线主动做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工作。不少领导同志感触地说，有霍家父子相助，犹如我们又增加了两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1993年9月，当我国赴摩纳哥参加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的代表团组成后，国家体委国际司参加代表团的人员已到达了15人，另外，外交部除了原派来的人员外又加派了许多骨干、高级翻译，文化部等中央部委和北京市外办也积极派外语好的人员参加了我们的公关联络队伍。
记得当时我接触的做公关联络工作的人员有：
公联组：李国彬、车向东、杨建中、张美芳、江红、费颐祥、常东跃、严建昌、吕圣荣、杨启、于斌、孙小凡、刘文斌、张全力等。
其他工作组的人员有：孙大光、闫仲秋、赵军、张秋平、袁斌、王颖、周源、周建春、文治中、陈援朝等。
为了弥补我团外语力量不足的问题，我们又从各外事口调来陈庆红、赵立平、许晖、吴越、高红等18位各个语种的高级翻译。为了配合相关工作，时任我国驻重点委员所在国家的大使和外交官，如驻法国大使蔡方柏、驻法文化参赞张崇华和驻德文化官员王殿才等都被编到了代表团内。新华社资深体育记者李贺普同志也是代表团成员。经过北京奥申委紧张的调兵遣将，不但代表团的外语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加强，而且代表团其他方面的工作人员也配备得较齐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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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申奥百科全书
我们申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口号是：“开放的中国盼奥运”和“给北京一次机会，还世界一个奇迹”。申办的会徽选择的是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天坛祈年殿加上奥运五环和“北京2000”字样的图案。有了好的口号和会徽，还必须配以一部翔实、有说服力又有前瞻性的申办报告。因为这既是国际奥委会的要求，也是我们宣传的需要。虽然我们长期从事体育外事工作的同志都了解，国际奥委会委员们投票选择一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并不完全取决你这个申办城市的书面报告，而是取决于他脑海中的总体印象。但由于当时北京在所有申办城市中的知名度和印象分并不靠前，到过北京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只占当时全体委员的四分之一左右。所以如何让委员们尽快真实地了解中国、了解北京，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除了邀请委员来访可起到“百闻不如一见”的效果外，另一条途径就是呈上一本像样的申办报告。所以北京奥申委一成立，就调集各方面的专家投入了我们称之为“第一部申奥百科全书”的申办报告的撰写工作。这部报告既要准确回答国际奥委会提出的23个方面的问题，又要如实反映我国在相关领域的国情，还要表达出对相关问题承诺的严肃性。因此有的领导称，“这部申办报告实际上是我们新中国43年的国情报告。”
这部“申奥百科全书”共分三卷，长达27万字，用英法文对照写成。第一卷是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我国的国内、国际特征，申办城市北京的介绍，入境及边检手续，气象、环境、安保及医疗健康等主要内容。第二卷是奥林匹克内容，主要包括奥运村、住宿、交通、竞赛日程、场馆、文化活动及青年营、国际奥委会全会及各种仪式等内容。第三卷是技术内容，主要包括新闻媒体、电信、数据服务和互联网、财政、市场开发、形象景观、奥林匹克主义、法律和办赛经历等内容。
为了表示对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同志分别签署了支持信。###主席在信中表示：“如能在占世界人口22％的中国举办第27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亚洲和世界，都是极有意义的。中国人民愿意通过举办迎接21世纪到来的这届奥运会，为人类和平、友谊和进步——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宗旨——做出自己的贡献。”###总理则在信中庄严承诺：“中国政府和各有关机构及团体，在举办奥运会的时候都将尊重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及其附则，尊重与奥运会有关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规定。我本人愿保证这些规则及规定得到执行。”
最初，参加申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城市共有8个，除了北京之外，还有悉尼、柏林、曼彻斯特、伊斯坦布尔、米兰、巴西利亚和塔什干。
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规定，1993年2月1日为递交申办报告的最后期限。上述8个城市只有塔什干在最后一刻决定不提交申办报告，退出竞争，其余7个城市都如期正式递交了申办报告。但在此后不久米兰宣布退出竞争，在最后时刻巴西利亚也退出了竞争；参加决赛的申办城市还剩5个。
1993年上半年，国际奥委会派出了考察团到5个申办城市进行考察，对申办报告中涉及的23个领域进行实地调查。3月初，考察团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考察后直飞北京进行调查，考察团抵京前，奥申委进行了十分充分的准备，相关陈述材料准备得全面而扎实，而且进行了四次演练，接待工作热情而周到。考察团给北京打的印象分相当高。据魏纪中同志向我们说：“尽管考察团提出了许多细节的问题，但对北京的总体印象很好，至少和悉尼打成平手。但在接待工作中暴露出我们内部不少同志对应该了解的情况不清楚的问题，仍然是所谓‘以我为主’的思想在作怪，国际意识较差。”
由于我方申办报告的出色和迎接考察团工作的成功，北京的申办形势也朝有利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我国外交的先行官
周恩来总理曾把我国的国际体育交往誉之为“我国外交的先行官”。除了1971年由他老人家和毛泽东主席亲自指挥的“乒乓外交”这一典型案例外，1979年我国恢复在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席位，开启了我国运动员正式参加国际比赛的大门，此后的大规模国际体育交往更验证了周恩来总理对国际体育交往的美誉。
从1980年到1990年这十年间，我国的国际体育交往活动大幅增加，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交流达8万多人次。新中国为22个发展中国家援建的体育场馆也达到了42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国际体育交往成了我国外交名副其实的先行官。
申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利用好这个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