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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所有的杂牌军，都是蒋的异己，平常一般都有反蒋的联系。此刻福建人民政府正准备成立，成立的旗帜也是抗日，派人到了孙处。孙殿英想趁此机会进西北，就把部队从沙城调到包头五？？一带，准备通过宁夏进军西北，配合福建人民政府进攻宁夏，然后进攻西北。他向西去行动时避开了冯玉祥。他从沙城向包头方向移动？？张家口时，不进张家口，而特意从张市以南通过，以避开与冯见面。他觉得冯要他堵住南口，而他放开南口向西走了，见面不好说话。孙殿英这时采取的态度也还是不错的：首先不反对张家口抗日，他有缺点是不愿牺牲自己为冯所用。冯当时力量单薄，孙殿英如接受冯玉祥堵南口的要求，起码要担负前线的任务。从军阀的私利来说，他是不愿干的。我们当时想最好促成他参加抗日同盟军，促成抗日战争。万一抗日同盟军有问题，他能去西北，实际也是在西北的一个反蒋势力。 。 想看书来
作为孙殿英代表多方活动（4）
那时，在孙殿英那里的还有个李锡九。到包头，我们两个人都住在一起。李锡九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多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秘书，又是很老的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常住北平，等于公开的。我们党内有两个李立三，老李立三就是他，立三路线的李立三是小李立三。李锡九是个长者，深受各方人士尊崇，青年人对他尊重，旧军人、旧官僚提到他也都肃然起敬。李与孙的关系很久，孙殿英对他一直很尊敬，抗战初期李老在孙殿英军中起过很好的作用。李跟党内许多老同志熟，以后恐怕也就在恩来同志处取得联系。有件事就说明他跟组织的关系：彭文在湘鄂赣特委被破坏后，？？贵州、重庆到了洛阳办事处。她在重庆向恩来同志提出要到延安，他不让她去，要她到洛阳掩护我，怕她到延安暴露了我，到洛阳也不叫她带关系，只叫她跟李锡九个人联系，交代以后她的组织关系 由邓大姐负责证明。这就说明了抗日战争时期李锡九与党的关系。解放后，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地位很高。李已于1952年去世了。抗战胜利后，李已近80岁，他是？？常在孙殿英处的。宣侠父也到孙这里，这些人都叫孙反蒋抗日。 总之，南北呼应。孙殿英从沙城出发之前，要我做代表去青海，名为接洽屯垦事宜，实系与各方取得联系，先到陕西与杨虎城见面，再到甘肃做回民和当地实力派的工作。那时，蒋介石的胡宗南师已？？进了西北。福建人民政府准备成立，蒋介石就把西北军队往南调，要打福建人民政府。胡宗南部队从甘肃撤出。
在这以前，五六月，在孙殿英部队从沙城到包头移动期间，我到了上海和组织接上了关系，当时组织派来见面的负责人是刘子华（即刘仲容），还有胡老八（湖北人，五十岁上下），1933年下半年刘秉琳到了上海情报处。从此便建立了？？常的联系，约定了通信地点，规定了通信的方法和以后再到上海住的旅馆、用的化名等等。在工作上，主要是策动孙殿英和有关的方面反蒋抗日，我向中央反映关于孙殿英的活动，孙殿英当时的意图：一方面与福建人民政府联系，又同时与冯玉祥取得联系，一方面想趁机进西北去。我记得那时他特别指示：支持孙进西北，配合十九路军反蒋，叫我回去告诉孙殿英，叫他从宁夏向南，朝甘肃打，我们通南巴的四方面军可以从四川向北活动，夹击蒋介石在甘肃的部队，因为孙当时也表示到西北愿意和我们？？调行动。当然也考虑到两方面都到甘肃，甘肃的形势怎么办，中央说，先不谈以后的事，先把蒋介石从西北赶出去，还说以后的事情等大家进了西北，两方面碰了头以后再说。中央也考虑到不能背离孙殿英的意图去指挥他，而只能根据他的意图考虑我们如何配合反蒋。孙去西北，中央有这个表示。我记得我也跟孙讲过（中央跟我讲得很清楚，可以跟孙讲）我们去西北也不孤立，川北四方面军可以配合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南北夹击。此后的组织关系，属于上海中央的情报处，负责人刘子华，后来是王世英。此后为了策动孙殿英反蒋，曾多次到上海作汇报，组织也有指示。
我们说“没有暴露”是指“没有暴露组织关系”，做这些事不能完全隐蔽。共产党员做这些活动要叫人不怀疑，不认为你是共产党，是不可能的。如果他真的不认为你是共产党，你没有这些关系，他也不会用你。他认为你可能是，必要时可以替他解决一些问题，他才用你。他不一定认清你就是共产党，反正你跟共产党有来往，共产党有些意图叫你传达，即使不说你是共产党，但他至少知道你跟共产党有关系，你才能跟他们结合。这些关系很微妙。这是因为，这时蒋介石跟他们是主要矛盾，共产党对他们倒还没有成为主要矛盾。。 最好的txt下载网
作为孙殿英代表多方活动（5）
孙殿英部队向西移动，到包头再向宁夏转移的时刻，我就从沙城先行，去了西北。“*”审查我时，查出当时上海申报登载孙殿英派什么人到西北，连坐飞机去的都登了，我当时不知道。我以孙（青海屯垦督办）的代表名义去西北，先到西安，跟杨虎城见面。？？希望在西安先见见孙蔚如。因为孙蔚如过去讲过：孙殿英去西北，他们挡住潼关的路，帮助孙殿英，不巧，他当时不在西安。
杨虎城那时是蒋介石的行营主任。杨到西北来要用蒋的招牌，所以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反蒋，也就不敢明目张胆地支持孙殿英。我这次见杨，没有在会客厅，而是在他办公室里见的面。他态度暧昧，只听我讲不表态。我这次见杨虎城时，他连他的办公厅主任陈子坚，也不让参加谈话，杨此时就是如此谨慎。我谈了孙殿英去西北的意图，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缄口不言，我就不好深谈了。我也懂得，他不到有利时机是不敢动的。孙蔚如此时又不在西安。我没住几天，就到甘肃去。那时到甘肃还没有铁路，只有唯一的一条航空线……即通过西北上空往欧洲去的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这种小飞机，不是客机，有两排凳子。我坐这架飞机，没有什么人，几乎是专机。这时蒋介石已任命朱绍良为甘肃省主席，军队还没有进去。朱是蒋的嫡系，我到朱那里，讲了中央委派孙殿英去青海屯垦，要求他支持，并征求他的意见，“你看走哪条路线为好？”见面一套官话吧。他也不表态，说了一套官话敷衍。我反正表示尊重他，其实我去也不是为此目的，是想从甘肃到青海，能跟回族军队联系上，得到回族军队的谅解。西北这里回民多，马在地方上有基础。我过去讲过青海马步芳有一个师，兰州以西，甘、凉、肃，到玉门关一带是马步芳的弟兄马步青，宁夏马鸿逵有一个师。进甘肃首先遇到马家部队，深进去最有力量的还是马家部队，我那时想去跟马家接头，搞好关系，取得马家谅解。可是，我刚提出拟去青海访马步芳时，朱绍良就表示不赞成，谈话无结果而散。他每天派便衣监视我，活动受到限制。我住在兰州普通的旅馆里，既不能去青海，又不能在兰州活动，很讨厌。但也还建立了些关系。这不是过去就有来往的关系，而是知道来了代表青海督办的人，主动到旅馆来找我的。有一个回族青年马仁山，他是马步芳部队的少将参议，北京大学毕业生，回族当中的知识分子。这个人可以和回族上层来往，他家就住在兰州。这些人朱绍良也不敢动他。与马仁山见面后，我就体会到，他一方面反蒋，同时对马步芳、马步青等回族实力派很不满意。他希望孙殿英部真能进甘肃到青海，希望利用这个力量有点活动。虽然有朱绍良的监视，我与他也还见过几面，我请他到包头参加孙部进西北活动，以后这个人就到了孙殿英部队。关于他到孙部的事，我以后再说。另外找我的还有个三十几岁的壮年人，这种人也在争取之列，我说他先来孙部也可以，等孙进去以后来也行。这些人与当地都有关系，有些活动力量。
我在兰州顶多住了三五天，还是坐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回的西安。在西安我也没有多停，孙蔚如不在西安，我也不打算再见杨虎城。在西安又遇到旧友陈子坚、杨的高级参议杜斌丞，他们都是主张反蒋的人士，都赞成孙殿英部队进西北。
福建反蒋是在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失败之后，到1933年的11月，十九路军才宣布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反蒋抗日的。就等于宣布了与蒋的冲突开始。福建反蒋政府成立之前，孙的部队已集中到包头附近，准备配合福建的行动。十九路军宣布反蒋同时，孙开始进攻宁夏，我回去正遇上这个时机。我从甘肃出来，孙的第九军团司令部也到了包头，我在西安未多停留，即赶回包头跟孙见了面。这时，他正紧张地准备部队从包头向宁夏进军。西北方面，包头、宁夏，平绥路一过大同向西，人烟很少。包头人口稍多，但向包头以西，武源、临河就很荒凉。武源以西有很长的路，差不多有几百里没有人烟，走路的人得按站（约几十里一站）走，过站就没法住宿，到站也只有很简单的大车店。越往西骆驼越多，这一带的部队要带帐篷，每人都有一种老羊皮大衣，白天穿，晚上盖，还得有顶皮帽子。大部队行动，军需供应很不简单。
在包头的部队人数很多，李锡九也跟着部队到了包头。因李年事已高，孙本人？？不要他随军长途行军的，劝他留在后方，但李老先生壮志未已，还是跟部队一起走。
进军宁夏前夕，孙殿英接到福建将成立人民政府的电信，这是宣布抗日反蒋的信号。孙即要我代表他立即去福建与人民政府建立联系。他一方面叫我走，另一方面叫部队向宁夏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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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搜集情报，策动反蒋（1）
我回北平已是1934年春天。1935年上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