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后来定居白驹，与张士诚可以说是小同乡。许多有关施耐庵的文章都提到张士诚和朱元璋都想请施耐庵出仕，即便是空穴来风，没有根据，至少也是有其历史背景的。——有一位署名“施家后人”的网友给我发来一封长信，还说施耐庵曾经当过张士诚的军师。施耐庵给张士诚做军师的时候，主张在江北打开局面，反对到苏州称王。施耐庵一直劝告张士诚：要以江北草堰一带为基地，然后用兵夺取天下。然而张士诚享乐心切，只想及早占领江南。施耐庵的话他一点儿也听不进去。结果在苏州城住下来以后，天下大势未定，就急于称起吴王来，偏安一隅，不思进取。施耐庵看到张士诚目光短浅，又如此腐败，叹了一口气说：“可惜项羽当年不听范增的劝告，落得个乌江自刎的下场。今天我纵有满腹经纶，奈何不遇明主，又有什么用呢？”于是施耐庵就离开了张士诚，张士诚也终于被朱元璋打败。张士诚的失败，施耐庵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自己也有一分责任。所以后来他在写《水浒传》的时候，特地把梁山军师智多星吴加亮改名为“吴（无）用”，意思就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帮助张士诚平定天下，——是军师无用啊。就这样，“梁山上的军师——无（吴）用”成了一条人们口头常说的歇后语，一直流传到今天。
白驹场现在建有施耐庵陵园，但不是原墓，原来的牌坊、墓碑早已经被毁了。矗立在墓前的牌坊，是1943年抗日民主政府重建的。施耐庵在白驹镇写作《水浒传》的书斋，清咸丰五年由施耐庵的十四代孙施涔（cén）加以修建，改成了“施氏宗祠”，供有第十五世始祖施耐庵的牌位。据1928年11月8日上海《新闻报》载：当地施氏宗谱卷末有《施耐庵传》残页，为淮安人王道生作，略述生平梗概而已。残存文字如下（方括弧中为《兴化县续志·卷十四补遗》中与此文不同的文字，估计是《兴化县续志》的编辑所改）：
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1296），为至顺辛未（1331）进士。＇元末赐进士出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音jī机，指携带、怀抱）恨以终。公之事略，余虽不得详，＇尚＇可以缕述；公之面目，余＇虽＇不得亲见，仅想望其颜色。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死之年，＇享年＇七十有五，＇而届时＇余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炧（音xiè谢，指残烛）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志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①。其所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英雄生乱世，或可为用武之秋；志士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室而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家淮安，与余墙一间。惜余生太晚，未亲教益，每引为恨事。去岁，其后人述元＇（文昱之子）迁其祖坟而葬于兴化之大营焉，距白驹镇可十八里，因之，余得与＇先生移柩南去，与余流连四日。问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则又唏嘘叹惋。问其祖，与罗贯中所述略同。呜呼！国家多事，志士不能展所负，以鹰犬奴隶待之，将遁世名高，何况元乱大作，小人当道之时＇哉＇！先生之身世，可谓不幸矣。而先生虽遭逢困顿，而不肯卑躬屈节，启口以求一荐。遂闭户著书，以延岁月。先生之立志可谓纯洁矣。＇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
六、《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4）
① 亥鱼——成语“亥豕鱼鲁”或“鲁鱼亥豕”、“鱼鲁亥豕”的简略，指字形相似而读错。“以正亥鱼”，就是“校正错误”的意思。
墓志下文剥蚀，无法辨识（所以《兴化县续志》的编辑在最后面增加了“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一句，以凑完整）。
从文字看，作者淮安人王道生比施耐庵小七十来岁，比罗贯中小三十多岁，而且与罗贯中在福建见过面，所讲的事迹，应该可信。
但是据《水浒》研究者及考古学家们的考证，此文仅见于清代的施氏族谱，不是明代的版本，也没有旁证，有伪造的嫌疑。特别是《兴化县续志》，分明有人改过。这里姑妄录之。
此外，清咸丰四年版《施氏族谱》，还有一篇序、一篇宗祠建立记述、一篇施让墓志铭，都提到了施耐庵迁徙白驹场的事情。
从陆续发现的《施氏族谱》等材料和施家桥出土的《施让地券》、《施氏家簿谱》等文物，补充了淮安王道生所撰的《施耐庵墓志铭》，勾勒施耐庵的生平如下：施耐庵，元末明初人，名子安，又名肇端，字彦端，耐庵是他的又字或者别号。祖居扬州兴化，后来迁居海陵白驹，至顺间“乡贡进士”，流寓钱塘，曾入张士诚幕，张败后隐居白驹著书，避朱元璋征而去淮安，卒后骨殖迁葬白驹施家桥。
关于以上推测，学术界尚有争议。
同意者认为：
《施氏长门谱》凡名前皆有“讳”字，凡各人父亲，皆冠以“公”字，第四世至第九世名讳缺，第一世彦端公名亦缺，说明修谱者严谨，不知为不知。施氏宗祠《木榜文》载：施耐庵“讳子安”，与《施耐庵墓志》一致。二十世纪初，吴梅在《顾曲麈（zhǔ主）谈》中说：“《幽闺记》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吴梅大弟子任二北说，吴师家中孤本甚多，所说必有所本。明代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四次说到施君美作《水浒》。何满子先生说，徐为万历年间人，当然知道《水浒》署名为施耐庵，他不称耐庵而称君美，则必知为同一人。黄俶成为任二北学生，于著中记此甚详。
反对者认为：
在八十年代初，苏北、上海、北京等地不少学者认为：苏北的施彦端就是施耐庵，也就是《水浒》作者。他们发表论文、讲话，一时沸沸扬扬，形成了一股“施耐庵热”。他们的共同“力证”，就是施满家抄的《施氏家簿谱》中，在“始祖彦端公”右旁，注有“字耐庵”三字。不少不同意“施彦端”即“施耐庵”的学者，根据“字耐庵”三字的墨迹较淡，因而断定为“不是施满家当时手迹”，可能是后来另加。这样的反驳，有一定的力量，但还不够。浙江水浒学会名誉会长刘操南先生全面研究了施氏宗谱，罗列其有关称呼，别开生面地指出：从“通例”看“始祖彦端”，“盖属祗有名者，名以字行，故称彦端公”，彦端如果有“字”，后代不会如此称呼，就因无“字”，故子孙不避为讳而称“彦端公”。这样一分析，“字耐庵”三字之不足为据，就显得更为有力。
兴化当地民间传说：施耐庵和明末起义军头领张士诚及其部将来往密切，有许多水浒人物的原型，是从张士诚起义军人物演化而来的。施耐庵看到当时反元起义军的头领，时常反反复复，反元朝又投降元朝，因此故意编个宋江投降后的可悲结局，警告那些反复投降的义军首领云云。一说刘基曾奉朱元璋的旨意到兴化邀请施耐庵出仕，但是被施耐庵婉言谢绝了。还有传说刘基把施耐庵的著作带给朱元璋看，朱元璋看后认为这是“倡乱之作”，下令销毁，不许民间刊刻。
《兴化县续志》有一篇《施耐庵传》，是根据《吴王张士诚载记》改写的，和上述传说比较吻合：
施耐庵原名耳，白驹人。祖籍姑苏。少精敏，擅文章。元至顺辛未进士。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相友善。士诚缮甲兵，将窥窃元室，以卞元亨为先锋。元亨以耐庵之才荐士诚，屡聘不至。迨据吴称王，乃造其门，家人不与见。士诚入内，至耐庵室，见耐庵正命笔为文，所著为《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也。士诚笑曰：“先生不欲显达当时，而弄笔以自遣，不虚糜岁月乎？”耐庵闻而搁笔，顿首对曰：“不佞他无所长，惟恃柔翰为知己。大王豪气横溢，海内望风瞻拜。仅枉驾辱临，不佞诚死罪矣。然志士立功，英贤报主，不佞何敢固辞？乃母老不能远离，一旦舍去，则母失所依。大王仁义遍施，怜悯愚孝，衔结有日。”言已，伏地不起。士诚不悦，拂袖而去。耐庵恐祸至，乃举家迁淮安。明洪武初，征书数下，坚辞不赴。未几，以天年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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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5）
但是这些资料，都是施耐庵死去几百年后、是在《水浒传》广泛流传之后才出现的，不是第一手材料，可信度不免要大打折扣。
《水浒传》成稿以后，一直没有得到刊刻的机会。其间在民间可能有手抄本流传①。直到施耐庵死去一百七八十年后的嘉靖年间，兴化有个进士叫宗臣的，被朝廷派到福建去担任“提学副使”，负责训练壮丁，抗御倭寇。当时在福建的罗贯中后人以“乡谊”的身份去见宗臣，请以家藏小说（即《水浒传》一百回手抄本）付梓，让军民暇时看看，“以激励志气”。得到宗臣的许可，才由福建坊间以《忠义水浒传》为名刻印出版。——明明是宣扬“造反有理”的“倡乱之书”，但是为了争取出版，只好强调后半部宋江等人投降朝廷去打方腊，借此说宋江是“忠义之士”。说宋江“忠义”，也从这时候开始。很可能这个宗臣根本就没看《水浒传》，不然，是不大可能同意刊刻出版的。——这个最早的版本，现在已经失传，只剩下北京图书馆藏的八回残页和郑振铎收藏的第五十一回至五十五回的一卷残本。
① 据明万历十七年刻本《忠义水浒传》天都外臣（汪道昆）的《序言》：“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各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