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扬“文教”（儒家教育），未能令风俗严整划一，使国人按照规范行事。所以命令王公贵族的子弟们全部进入“太学”学习，“百工技巧”子弟可以承袭父兄之业。这道诏书不仅涉及到僧人，同时把一些自由职业者、手工工匠和巫师也囊括在内。很显然，目前军队最需要的是人，所以将他们充实到军队中是完全必要的。
就在这道诏书被颁布的第二年，一个叫盖吴的人，号召了10万人，在陕西揭竿而起，向中央政府叫板。一年后，行伍出身的太武帝实在坐不住了，亲自披挂上阵，带兵前去剿灭。途中，便出现了本节开头的那一幕：在长安的一座寺院中，发现了兵器后，太武帝的耐性终于突破了极限，于是灭佛运动终于拉开了序幕。
其实，太武帝登基之初，并没有灭佛的意图。相反，曾与他的先皇们一样尊崇佛教，他常常请高僧们到宫中，共同谈佛论教。他的祖父道武帝在位时，曾荣登“当今如来”的“宝座”。作为这个“宝座”的继承者，他完全可以受到佛教徒们虔诚的礼拜。
但是，这位以武功闻名于世的太武帝，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要统一北方各部，因此他领导着他的帝国，不停地向大一统王朝的理想大踏步地迈进。此后的业绩，足以表明他的理想并非好高骛远。他先后征服了黄河流域的北燕和柔然，又兼并了西秦和关中的夏国，最后将北凉吞并，结束了中国北方135年的分裂、战乱状态。在佛教徒的眼里，他完全可以被称做胸怀大志的转轮圣王。
但现实中，却存在着一个很难调和的巨大矛盾。因为征战的需求，兵源不足成为他最伤脑筋的问题。所以早在8年前（公元438年），太武帝已经颁诏，试图控制僧人人数的不断膨胀。据《魏书》世祖记载，他下令50岁以下的出家人一律还俗，换句话讲，就是年龄不到50岁的人不准出家。被迫还俗的僧人们被送到军队去服兵役，所谓“以其强壮，罢使为民，以从征役”。看来充实兵力是最令太武帝头疼的事情。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柔然、兼并北凉，军队中少不了那些身体强壮的还俗僧人。让僧人去打仗，原本就具有莫大的讽刺意味，强令大量僧人还俗，更是一件很难处理的事情，太武帝为此不知死了多少脑细胞。但现在好了，以谋反为借口，强令取缔佛教，合理又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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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的刑杖（3）
开始信奉道教的太武帝，同时尊崇儒家学说，并每次公开强调华夏之学非儒、道二家莫属。这位鲜卑人的皇帝，摇身一变，不仅否定了自己“胡人”的身份，而且以秉持华夏正统为己任，视佛教为“胡人”之神、“西戎之法”，并强令取缔，这可算是大手笔。
在中国历史上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凡是占领了中原的少数民族，大多会想方设法把自己“包装”成“华夏正统”的角色。为此，他们宁愿抛弃自己民族原有的文化与风俗，甚至改汉姓、着汉服、说汉话，逐渐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接近、甚至自觉地继承与传习这些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最使史家们津津乐道、推崇备至的，就是这位太武帝的隔代继承者孝文帝。他凭借皇帝的权威，在皇族内部及整个鲜卑民族中，以法律的形式推动全盘汉化的进程，以至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鲜卑，很快在中华大地上销声匿迹。
但是大约100多年前，东晋五胡十六国之一的后赵政权，却完全没有“进化”到这个程度。后赵是羯族人建立的国家。羯族是一个以西域胡人为主体的混合民族，曾附属于匈奴，后与汉人杂居，逐渐由游牧转为农业。这个国家在建立之初，就非常重视西域文化，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祖先并不是汉人，而是纯粹的“胡人”。当时的天竺高僧佛图澄（有说其为西域人），曾得到了后赵国王石勒父子的信奉。
据说佛图澄来到洛阳时已经79岁，这位高僧记忆力非凡，能够背诵佛经数10万言①，并善解文义，虽然没有读过汉地儒家经史，但与中国学者辩论起来，也是游刃有余，往往使那些汉人颜面丢尽而自愧不如。一些远在天竺、康居的名僧，也都慕名来到洛阳恭恭敬敬地拜他为师。当然，僧传中也介绍了他的神通，说他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据说，他将麻油搅拌胭脂涂在手掌上，就能够彻见千里之外的事情。可能正是因为他的这些神异，才得到国王的崇拜与信仰。他本想到洛阳建立寺院，但遇上兵乱，便隐居起来，观察形势，后经人介绍与石勒相识。
《晋书·佛图澄传》还提到，石勒称帝后，对佛图澄非常崇敬——“衣澄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引之升殿……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以彰其尊”。当时，石勒对这位佛图澄，不仅施予绫罗锦缎等高档衣用，赐予雕有精美纹饰的车辇，还经常将他请到朝堂之上，参与政事。每当佛图澄进入大殿时，众臣们都要在司仪的主持下起立，以表示对这位大和尚的敬意。此后百姓们也因为信奉他而大量营造庙宇，争相出家。
我们曾经提到80多年前，三国曹魏时期，中国出现了第一位出家受戒的僧人①，此前中国没有真正的出家僧人。然而经历了80多年的时光，出家为僧的行为，应该不再是人们无法接受的事情，但以政府的名义为汉人出家大开绿灯的情况，这还是第一次，从此汉人出家完全合法化。
此后佛图澄的受业门徒②经常是数百人，著名高僧释道安，就是他的得意门生。据说，道安刚入寺那天，就被佛图澄找去谈话，两人聊了一整天。道安长相不怎么标致，僧传中用“形貌不称”描述他的形象，这至少表示他长得不够端正，很多人因此轻慢他。佛图澄却警告这些人说：“此人有深远的见识，不是你们所能比的。”道安很快拜佛图澄为师。后来每次佛图澄讲学完毕，都由道安复讲，此时众弟子们都会提出各种难题，道安每每能够“挫锐解纷”，语惊四座。后来道安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高僧，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对佛经进行注释的僧人学者。对佛经进行注释的做法，弥补了初期佛经翻译不够精准的缺陷。释道安的受业弟子之一，就是庐山教团的创立者释慧远，他应该算作佛图澄的再传弟子。
据《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说，当时佛图澄的追随者甚众，弟子多达万人。跨州郡所立的佛寺，就有893所，弘法的盛况超过以往各个时期。佛图澄是一位持戒精严的高僧，他虽然被石勒、石虎奉为神明，对两位国王的残暴性情却感到不安，经常借用佛理劝说他们。两位皇帝虽说是本性难移，但至少也能够当面“虚心”接受，多少有些收敛。大约是因为不愿让这位大师对他们过分失望。公元348年，佛图澄圆寂于邺都（河南省临漳县西南），据说他活到117岁高龄。
“如来”的刑杖（4）
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据《晋书·佛图澄传》记载，后赵政权同样遇到因人们竞相出家“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的问题。其结果不光影响到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同时僧团的纯洁性也大打折扣。所谓“真伪混淆，多生愆过”。
此时，石勒已经作古，他的兄弟石虎继承了王位。有人乘机提出佛教是“西戎之教”，并非中华本有，出家不符合汉制。所以请求遣散僧人，拆毁寺院，并禁止出家的行为。提出这一建议的，是一位汉族官吏，自然以“华夏正统”自居，在他的逻辑里，坚持华夏正统，显然是要复兴儒、道，禁断佛教。然而，他大概忘记了，后赵政权的主人，原本就不是“华夏正统”，相反，他们是典型的“胡人”后裔。这一次，国王石虎并没有遵循胡人当权便自我塑造“华夏正统”的惯例。他大概认为忘本是件可耻的事情，正如他在诏书中所说：“朕出自边戎之地，就是要使诸夏（中华）受到辱没，应按照本族的风俗进行祭祀。佛是戎神，我们应该信奉，国人有乐于事佛者，应该得到允许。”这种大大咧咧地承认自己出于边戎之地的宣言，无异于向“华夏正统”们宣称自己是“劣等民族”。这等做法虽然粗放，但也显得坦率朴实，其结果之一，便是使佛教得以继续在后赵境内存在。
其实，那位汉族官员提出排佛建议，并非没有现实依据。当时，民众们逃避调役投身佛门，使得“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自然给王国政府造成巨大压力。提出华夏正统与“西戎之法”，无非是在理论上制造一个合理的借口，以打压日益膨胀的佛教。所以，这位把自己排除在“华夏正统”之外的一国之君，虽然硬着头皮保下佛教，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也不得不下令“料减沙门，匡正僧团”——减少出家人，采取措施整顿僧团的内部风纪。
50多年后的北魏太武帝，显然不再认为自己出自边戎之地，所以完全可以借口佛教为“西戎之法”，予以灭除。佛教源于印度，这是不争的事实。佛教在当时中国北方的迅速壮大，同样是皇权推动的结果。此时的佛教，在北朝已经发展到严重失衡的程度，已经成为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政府实施国家战略的重大障碍。历史上儒、释、道三家的斗争，其命运往往都会在与政治交错的节骨眼上出现重大转折。这一次该轮到佛教了。
朝廷内外刮了一阵儒、道之风后，在皇帝本人已经确认寇谦之的道家之术完全可以替代“胡神”与“西戎之法”后，在臣子们的怂恿下，他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坚决执行灭佛政策，下令诛杀长安的僧人，并令全国照此办理。
《魏书·释老志》载，太武帝灭佛初，发布了一道诏书。有趣的是，诏书一开头，就把东汉“夜梦金人”的那位汉明帝骂了个狗血喷头，不仅说他信仰邪伪，还说他假借睡梦“事胡妖鬼”，所以乱了天下纲常。他在诏书中特意强调说，中国自古就没有佛教。之后又历数了佛教的种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