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烧殆尽，一时间，米价高至七八万钱一升。据说，朝廷的官员们由于挨饿，面部瘦得像尖嘴的鸟一样，他们身穿绫罗绸缎，抱着一箱箱当年搜刮来的金银，伏在床边等死。全城被饿死的人超过14万。
此外，侯景所部占据三吴时，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还大量掳掠人口，贩卖到北方充当奴隶，以换取银两。
公元550年，侯景部下在广陵，将8000名俘虏的下半身埋入地下，任骑兵用弓箭射杀以取乐。广陵城被他们这么一折腾，即刻变成一座空城。
以上发生在这一时段的战乱，已经足以在几代中国人的心灵播下阴霾的种子，迫使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深刻地体会到生命与世事的无常。这种感受，不仅停留在那些被迫交出生存权的下层百姓中，即便是那些掌握了生杀大权、驰骋在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们，也同样患有这类精神“焦虑症”。
曹操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在他的诗作中同样充满了这种情绪：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①
心常叹怨，戚戚多悲。②
神龟虽寿，猷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③
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④
作为当时最有权势的帝国二把手，曹操生杀大权的实施范围，甚至涵盖他的顶头上司——汉帝国的皇帝。但对于人生苦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尚且“忧思难忘”，借酒解忧。被他欺凌得可怜巴巴的汉献帝，不知该做何感想？更不用说那些被他大肆屠杀的人们了。
相对而言，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时时痛念那些因战乱、天灾而暴死的亲人，祈求他们的灵魂能够得到安宁，更希望那些冤魂不要来打扰自己的生活，将他们不幸的阴影投射到自己和后代身上。他们更想求得自身的幸福和躲避悲惨的命运，这种愿望，在长期大战及连年的灾害之后显得更加强烈。
传统的“方术”，在这方面满足了一部分大众的需求。从前面介绍的那些传统“方术”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们具有安慰、救济死者灵魂、驱鬼降魔、预测生者未来、求得现世幸福等功效。其中“巫蛊”之术，还能满足弱势群体以弱胜强的心理需求。传入不久的佛教，在此时虽然还没有太多的理论成分，尚混同于“方术”，但其思想当中，显露出特有的慈悲、平等精神，已备受中国人的喜爱。因为“方术”背后，没有同情与关爱，它像一种单纯的“技巧”，不管你是什么人，想求得什么利益，只要你参加祭祀，按照方士们提供的程序去做，“鬼神”都会帮助你。神秘的背后，似乎只是接受了祭祀的“神鬼”们例行公事地完成义务——这很符合中国人送礼、走后门，以得到某种利益的传统心理。佛教的慈悲与人情味，却让痛苦不安的中国人多少体会到一点正义与平等。善恶有报的说法，也让那些需要得到同情与关怀的人们，感受到心灵的慰藉。佛教在这个时候，逐渐开始独立出来，随着佛教经典的慢慢丰富，佛教教理日趋明朗。
东汉末年，刚刚形成的道教，很快被利用来投入到一场试图推翻汉政府的宣传与组织中去。太平道领袖张角及其集团，以“符水”、“咒说”治病，登高一呼，很快得到民间的广泛信仰，迅速形成一个庞大的宗教体系。他们利用阴阳五行及谶言等“方术”进行反政府宣传，让人们相信黄色的“土德”必然取代赤色的“火德”。经过一场激动人心的蛊惑后，这一宗教体系，迅速转化为一个“准军事”组织。公元184年，孕育已久的黄巾暴动开始了。就在162年前（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东汉的建立者光武帝刘秀起兵时曾以“火德”自命，按照五行学说来解释，替代“火德”的应是“土德”。因此，张角领导的反政府武装，就以黄色为服色（被称作黄巾军），代表将要取代东汉王朝的“土德”。但是，这场由“暴民”组织起来的暴动持续了几个月后，即宣告失败。
悲惨世界中的呻吟（4）
道教也因这次暴动受到严重影响，一蹶不振。道教的紧急刹车，给佛教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良机：它开始向民间传播，经过三国时期，逐步发展成当时中国盛行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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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们的“营生”（1）
佛教到了梁武帝时期，已经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建寺造庙在梁帝国初期就已经拉开了一个序幕，建寺是为了度僧、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出家，修建寺院仍是多多益善。为此，梁武帝身体力行，把建寺造庙与儒家的孝道联系起来，先从自家做起。为了追思死去的父亲，武帝亲自规划，在钟山的北涧建造了一座“大敬爱寺”。据说这座寺院共由36个院落组成，从大门到中院有一座7华里的长廊相连接。中殿里有一座高达丈的檀香木佛像。此外，寺内还有梁武帝下令雕凿的石佛像，立像高达10丈、坐像5丈。用现在的视觉参照物来形容，立像相当于我们现今的12层住宅楼；而坐像相当于现在的6层楼。这座寺院，可以容纳千名以上的常住僧人，就是现在看来也算是一座巨型建筑了。每当梁武帝步入这座寺院时，总会因思念父亲而哭泣。搞得陪同人员及侍者们也都大受感动，陪着流泪，梁武帝的孝心由此得以体现。
光向父亲显示孝道还是不够的，母亲同样需要孝心的报答。梁武帝又选择了京城的一块风水宝地，为其母献太后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寺院，取名“大智度寺”。这里可以容纳500名常住僧人，寺内有很多精美的金铜佛像。
就这样，建寺造庙的工作，在梁武帝的亲自主持下正式拉开了阵势。梁武帝继而将他的旧居也改建成寺院，并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光宅寺”。
最值得一提的是，建造于大通元年（公元527年）的“同泰寺”，可算是梁武帝匠心独运的杰作。他将皇宫的建筑模式移植到这里，院内有一座9层巨塔高耸入云，可谓雄伟庄严。这座寺院相当于皇家御用寺院，与皇宫只有一墙之隔，梁武帝与宫内其他成员走来走去非常方便。这里成为梁武帝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成为他后来开坛讲经的殿堂，更是他几次“舍身”（出家）的地方。以至于到了晚年，侯景叛乱打到京城脚下时，梁武帝还在这里拜佛。
其实，梁武帝建寺造庙的气势，比起北朝来还是有限的。以皇家资助的方式敕建的寺院基本上集中在首都建康，但并不表明位于建康的500所寺院都是皇帝敕建。按照当时的情况看，寺院的建造有几种方式：一种就如同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几座皇家寺院，是由皇帝下令亲自督造的，属于国家级的；还有就是王公贵戚、各级官员们集资兴建的，属于半官方的；更多的则是富商、百姓们集资建造的，属于民间的。皇家寺院不用说，肯定是靠吃皇粮度生活。后两种，除了接受信众们的施舍，就要自己想办法了。
据传说，东汉明帝时，来自西域的两位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用一匹白马驮着很多梵经来到洛阳。汉帝国皇帝为了迎接这些高僧，并使他们能够顺利地开展译经工作，考虑再三，暂时把他们安排在鸿胪寺。“寺”是当时国家机关驻地的通称。依史料分析，鸿胪寺可能是当时处理涉外事务的官署，相当于现今的外交部。鸿胪寺作为政府机构，终究不是外国僧人的久居之所。就在这两位“胡僧”到来的第二年，皇帝下诏在雍门外另修一处建筑，取名白马寺。白马寺可以被看做一处国家机关的驻地，或勉强称其为“国宾馆”。这可能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佛教寺院，也是后来大量兴建佛教寺院的开始。
最早的寺院由于是国家机构的一部分，都是由皇家兴办，或称为官办，与民间无关。官办寺院的情况，一直延续到三国时期。此时，寺院除了政府出资外，信众们也会参与集资活动，他们往往会施舍大量资财用以建造寺院、供养僧人。最初，这些寺院主要承担汉译佛教经典的工作。到了魏晋时期，外来的僧人越来越多，国内也逐渐开始有人出家为僧，寺院中渐渐出现各类公开的佛事活动，建立新的寺院成为当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据记载，到了晋时仅洛阳就有佛寺42所。当然，除了政府直属的几座之外，大部分寺院是民间兴建的。与官办寺院不同，它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持生存。随着寺院的增多，简单地依靠信众们的布施已经难以维系寺院的正常开支，为了求得更多的生存空间，渐渐地，具有中国特色的寺院经济就开始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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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们的“营生”（2）
寺院除了接受信众们的资财供养外，也开始接受土地。这些土地的大施主主要是皇帝、贵族及高级官吏。寺院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僧人们也就和农民一样，开始从事各类生产劳动。当然，他们不像职业农民那样将日子都消磨在田间地头，因为他们还有自己的本务，那就是持戒修行。这样一来，土地的增多与劳动力的不足，就形成了新的矛盾。很显然，仅有土地，荒而不耕，并不能产生效用。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方法，就是雇佣一部分农民，对寺院空虚的劳力进行补偿。寺院收获的粮食，既可以供寺僧们食用，又可以通过买卖盈利，当然，在饥荒出现时，寺院也会拿出部分粮食来赈济穷苦的百姓。寺院经济的加强，对于寺院的生存固然是件好事。但一旦生存不再成为问题时，其他的问题就出现了。僧人们集体劳动集体收获，寺院对于所得财产进行统一管理，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和部分不法僧人为满足自身贪欲而采取的个人经营行为，严重影响到佛教整体的形象，甚至为佛教带来灭顶之灾。
根据记载，我们得知，当时僧人们不仅与农人一同耕种，与商贾讨价还价，还会以自身的医术等换取金钱，这和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