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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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智囊- 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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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正牌。系冯玉祥在陕西时所组一模范连训练的优秀士兵,有过之纲、吉鸿昌、韩德元、石友三、冯治安等。
  戊、杂牌(各师拨至该混成旅者)。有孙连仲、韩多峰、赵多兴、李多富、张自忠、刘大坎等。
  己、学派。有蒋鸿遇、刘郁芬、张吉士、吴静南、刘骥、门致中等。
  每逢除夕,冯必召集娘家派众将领共吃饺子。娘家派人多位尊,而少掌实权。统军将领多为三家店派(班底)及正牌,盖此辈均焕章所一手训练成功者也。皖系最弱。杂牌尚称不错,学派则互有消长。
  石敬亭之外,段雨村(其澍)也是标准的高级幕僚,不过他只管出主意,从未真正带兵。他和冯玉祥发生关系亦极早,曾任其总参议有年,亦算西北军*。
  据冯玉祥的总医官谦庐先生回忆,冯玉祥对段雨村颇示敬重,礼遇远在待刘郁芬、李鸣钟、张之江、鹿钟麟等人之上;冯玉祥对西北军中人,向有一不成文之惯例,即礼遇文人,而严待军人;但又重用军人,而闲置文人。段氏虽系军人出身,而冯玉祥独以待文人之礼待之,绝不对其呵斥瞪眼。冯氏对宋哲元、韩复榘、吉鸿昌、孙连仲等,呼来挥去,犹马弁之不如(谦庐《西北军闻人志略》)。
  相传段雨村曾力谏冯玉祥发动中原大战,冯氏虽大不悦,亦未怒形于色,仅当着雨村的面,怒以细故,罚打一随从副官军棍四十。雨村闻弦歌而知雅意,遂绝口不谏矣!冯军中原大战败北,段雨村即寄居燕京,不再返其安徽原籍;仅以西北军耆老之资格,由宋哲元月致炭敬若干而已。
  旧时军阀部队,幕僚如得宠信,而又确有真本事者,尚有一定机会发挥,上焉者幕僚可以不拘出身,不限资格,不受礼仪规矩束缚,甫入场就能介入机要,受到幕主信赖和重用,否则地位尴尬,难有任何建树,盖以军阀系列,人事关系变幻游离,每以偶然细故,而动辄得咎,宠信者闲置,疏远者就更加缩手缩脚,其终极原因,乃因军阀部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军人,因主官的归属关系、性格癖好,捭阖纵横的结果,参谋之类人员,很容易受到冲击,而且首当其冲。
  谦庐还回忆说,张之江视为右臂者,为张树声将军。其人在帮会中辈分甚高,而矫揉造作令人难耐,他满口耶稣如何如何,毫无江湖豪侠气概。无分昼夜,此公喜御墨镜,颇增神秘之感。谈话时又极慢,且哼且讲,极类京剧中之道白,曾到谦庐那里诊断哮喘症,又衔冯命,邀医官至京郊餐叙:“大夫——咱们的——冯先生——又想请您老——去吃一顿白菜豆腐——就大馒头啦!…… ”言时态度严肃,而语气轻薄;颇似真言,又颇似揶揄,其难测也如此。有人以为此乃张氏在西北军中自保之道,非如是,不能在冯玉祥之榻前,勉为帮会中之老头子。不过为媚冯计,此公每收徒弟时,必令其同时接受洗礼。故冯、李对之,始终宠信不衰;后来他的恩宠还远胜张之江之辈。 。。

狐狸和狮子:北洋系的幕僚(18)
妖气与鬼气:旧军队幕僚的底色
  民初旧军队中的参谋情形有些怪异。他们的文人气、师爷气味很重,不少抽大烟、吃花酒,摇鹅毛扇,派头十足。但他们厄于主官的羁绊,往往终其一生都并不转变为带兵官,好像主菜的配料,或者军阀的侧室偏房一样,永无扶正的机会。他们中的相当一些人,也甘于此种偏房地位,在配角的地位上扮演角色。正值干戈扰攘的时分,他们也和战国时期的处士一般,东奔西走,受雇于各路军阀,充任这种意识形态色彩微弱的角色,为主人设计各种战斗,因为人事的交往渊源,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可以站在不同的对立面,今天还是结盟的朋友,明天又不共戴天了,后天却又把臂入林……转眼就可以同盟变成敌人,转眼就可以调转枪口。这些人中,有的徒有其表,有的颇工于心计,如冯玉祥部队参谋长刘骥、曹浩森等,张宗昌部队参谋长金寿良、李藻麟等。
  这种情形在此前的湘军系列的建制恰恰相反,和北伐以后的国民革命军的情形也呈背离之势。
  湘军众多指挥官都是从幕僚角色羽变而来,书生将军、秀才元戎,放手一搏,仿佛傲然的骁骑,踽踽独行在杀机四伏的驿路之上。
  北伐以后,黄埔系崛起,参谋和指挥官的角色经常转换,简直是家常便饭。新式军校培育出来的学生将领、书生带兵官,和民初他们的前辈大异其趣。
  何以民初的情形有如夹缝中一样的怪异呢?这和近代军阀的生成有关。
  湘军的成功,历史学家都承认的了。萧一山先生以为其要点在有组织有训练、有主义,骨子中保存着我国乡民固有的诚实和勇敢。对兵员,严格按规则保障后勤物质供养,而对带兵的营官,总须其为孔孟的信徒,也即还是读书人。曾国藩说:“近世之兵,孱怯极矣,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湘军之建立,无论战斗力还是精神面貌,都和当时的绿营官军、土匪、游民暴民俨然区别开来,而成异军突起的劲旅。
  萧一山先生并比较湘军、淮军的根本不同,着眼在三端:一为大将的学术气质,一为将领之出身,一为对事功的理解及其期望。湘军多大儒,公忠体国。淮军将领多出身微贱,气概远逊。湘军的彭玉麟更是杰出纯粹的学者;淮军如刘铭传等则为盐枭……“无怪乎袁世凯以一文武都不成才的人可以传淮军之绪,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的不幸”。后又从“军民财”三权分立与否来谈两军的性质差异。曾国藩在世时,是使三方互相牵制,防范拥兵自重。但他身后,总归无可奈何花落去,难以羁控的局面则出现了。
  淮军本是湘军的支派……何以后来曾国藩尚不能指挥如意而不得不请李鸿章兄弟出来帮忙?……看见李鸿章开始就把淮勇造成他的势力,与湘军扩然大公的精神已迥然不同。所以湘军虽是私有军队的起源,而淮军才构成私有军队的形态。后来袁世凯以淮军子弟,传其衣钵,就变成清末民初时代的北洋军阀,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贻祸不浅。(《曾国藩传》第十章)
  这个判断厘清近现代军阀祸害之起源,缘于专制。处处漏洞,百端补缀,错舛百出。近时学者洋洋自以为得计的论调,说什么要告别革命,指军阀混战之源头在孙中山,观萧先生的梳理,其说可不攻自破,同时也照出今之学者寡情不学的紊乱。
  而民国初年的情形,似可说到蒋百里为止,在他之后这种情形就结束了。而其本人,先后飘荡于护国军、护法军,以及吴佩孚的十四省讨贼联军、孙传芳的五省联军等旗号大异相互对立的军队,充任军事幕僚或参谋长等类似职务,他本人可以说是转型期的一个标杆人物。
  这些人的身份对于军阀是一种修饰,至于他们的学问,则介于新旧之间,新的知识他们摸到一点边角,传统的学术则又偏向江湖气的一面。他们看似娴熟的参谋业务,不免带着一点妖气和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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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主义者的机会(1)
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
  这样的形容,从字面上而言美到极致,文采斐然,气象阔大,境界高迈,字字珠玑。
  但真要做到,那真是戛戛乎其难哉,尤其对幕僚中的自许英雄者而言,有的人终其一生,只是在这字面期许的境界中翻滚,以为彼乃不世出的真英雄,实则为历史潮流所挟裹,载沉载浮,身不由己,事到临头,幻梦醒来,场景凄凉。
  民初世道变迁的场景,加深了强梁争强好胜天性的发挥。
  《史记?律书》谓“自含血戴角之兽,见犯则校,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实能道出权力争夺与执著的缘由。物质上的占有欲,精神上的强制欲,演变达于极点。
  操纵权柄之大霸王,事事皆欲以己意处置之;智囊军师,参谋幕僚,驾驭主宰事物的本能仿佛夺路而出,亦欲借强梁之手,遂一己之欲望,使世事辗转一如意中所欲出。
  光复会的大诗家来裕恂先生有诗叙写当时情状:“纵横挟策太纷纷,北走南驰几度闻。才本雕龙兼炙,手能覆雨复翻云。汉兴鼎欲成三足,楚间金常费万斤。颠倒是非淆黑白,要从口舌立功勋。”(《匏园诗集》卷三十《政客》)
  即活画出当时社会上各级门客的姿态,其汹汹奔走、无所不用其极的嘴脸如在目前。
  指望别人火拼,而不是自己出手。自己珍惜每一根羽毛,等待下一次投机的机会,于是总体上就给人这个形象:他们大都是伪君子。
  从总统的幕僚沦为小军阀的幕僚,还不是为了那一点虚无缥缈的机会。1925年,奉系大将郭松龄倒戈,在郭的幕中,有两个书生,一新一旧。一是擅长骈四俪六的饶汉祥,他是旧书生,浑身长满虱子而不以为意;一是留学归来洋气习习的林长民。他们两个,耍笔杆各有专长,到了战火纷飞的险恶前线,那就不免魂不附体了。
  结果林长民死于非命。
  至于那些梦寐都想做幕僚的知识界政客,也颇引起一般知识分子良知的反感。“后来许多年,见民盟中个别政客型的人物为蜗角蝇头那点儿权力而明争暗斗的现象,看了厌恶”(张林岚《腊春前后》274页)。
  钱江,在《洪秀全演义》中,是很受抬举的近代卧龙先生。他作为头号军师,仿佛诸葛亮再世,但史料中很少提到。传说他是林则徐的幕僚,则徐被充军,他怀才不遇,愤而投洪。洪秀全为他的一篇策文,放弃关中,直取金陵,其重要可知。
  他们大半是揭竿而起之徒,冒牌的新旧约,抵不过曾国藩的真本四书五经。后来他们也搞开科取士,但那距离和隔阂太大,只能找些虾兵蟹将,并无一个文曲星下凡。所以像钱江这样的,便也溜之乎也。
  钱江离开洪秀全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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