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学系影响近现代中国政局不可谓不大。北洋系垮台后，梁启超的研究系，梁士诒的交通系，王揖唐的安福系等等，皆偃旗息鼓，退出政坛，唯有政学系则门庭刷新，人才于行政方面颇为出色。
中山先生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鉴于过去组织松懈，纪律废弛之失，在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黄兴因意见保留而赴美，居费城，仍从事反袁运动。先后追随之者，如钮永建、李烈钧、李书城、陈炯明、柏文蔚、方声涛等隐然唯克强先生的马首是瞻。这部分在美的同志，乃创设欧事研究会，作为交换意见的中心机构，民国四年即1915年又改名政学会。次年，袁世凯暴卒，旅居美国的党人相继归国，黄氏本人不久亦回到了上海，政学会即无形解散了。
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原在美国参加过政学会的议员，即提出政学会这块旧招牌，来与其他政团抗衡，其中骨干如广东杨永泰、湖南钟才宏、直隶谷钟秀、江西汤漪、云南张耀曾、四川李为纶、湖北韩玉宸等，颇为活跃，但与黄克强先生已毫无关系。
1931年胡汉民通电指摘南京当局，电文中特别提起政学系云：“政学会员昔虽曾隶党籍，自袁氏窃国，即已叛离。杨永泰、章士钊、汤漪之流，或依附军阀，或假借文字，以反对吾党及诋毁总理者，无所不用其极。民国七年总理南下护法，杨永泰勾结桂系，窃取政权，排斥总理以去；十年粤军援桂，杨永泰受北洋军阀伪命，亲赴雷州就安抚使伪职，抗拒义师，为桂逆张目……”这样的斥骂并不影响他们的纵横捭阖，自1929年杨永泰得到黄郛、张群的引掖，受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杨氏多次拼命表现，对政治军事问题，颇多建议，每被嘉纳，加以李根源、章士钊住居苏州上海两地，常为杨氏制策，相得益彰。政学系落寞不久，又趋于卷土重来的境况了。
雷啸岑先生说，政学系既没有组织的形式，完全是以人事关系为生存发展的基础，他们殆如蜘蛛结网，随处蔓延，不露痕迹。端赖领导得人，肆应有方，无形之中构成一种潜力，称雄政坛，以争取个人的功名富贵而已。从1917年以至1949年的数十年间，政学系在北洋军阀政府与国民革命政府之下，皆能够在政治上发挥作用。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兼而有之，主要是人才关系。因为他们注意吸收一般没有既成的政治派系背景的人物，而这类人在政治社会占着多数，即不乏才智之士，尽入彀中，此政学系之所以成为不倒翁也（雷啸岑《政学系与现代中国政局》）。 。。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13）
CC派人物对政学系的反击。*人物如邹鲁、张继、谢持等人出面或讲话，宣传当年政学系反对孙中山的罪行，要求将政学系人物从国民党中赶走，从蒋介石身边赶走。奔走于国民党*之间，请他们出面，向蒋求情，将国民党湖北、江西等四党部交回中央党部即二陈手中。其后蒋先生对杨永泰有些疏远。二陈又把矛头指向政学系中另一巨头人物张群。
他们所展现的团结，决非道德意义的团结，而是一切以利禄为考量的实用主义的团结。他们出于避害趋利的本能，在知道大势已去之后，选择了一种最能够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方式，采取了延长自己政治生命的措施。也正因此，他们在所谓团结的幌子下，不仅会从此掩盖己方同僚一切的瑕疵，还会全力以赴地为他披挂上阵。显然，精于政治算计的政学系要员，要比其他派别更重技术，更懂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道理。
在选票不成其为资源的旧政治时代，叱咤风云，纵横捭阖，翻云覆雨，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即使到了民治时代，其行政方法在选举技术上仍不会失传。只不过，到那时，寡头政客的作用就有了莫大的局限性，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一套完全不再适用。
相对军人嵌入地方政治，张发奎的一段议论振聋发聩。政学系的大员们看了，会不会羞愧难当？也许他们无动于衷。政学系干员多兼有军、政两方面的身份，宛如蝙蝠，难以分辨。《传记文学》整理出部分《张发奎口述自传》，其中谈到，当军队占领一个地方之后：“复兴重建工作应该交给政治家去做，但是有些军人自私自利野心勃勃，他们兼任省主席，那就是军人怎样会变得有钱有势。虽然我是粗鲁的军人，我知道在如此环境下潜藏的危机，我强烈反对任命军人任省主席的倾向。试问哪一个省是由军人治理好的？政治智慧绝非轻易得到的。我想不出有任何一位军人任省主席政绩良好。有人说福建省主席陈仪，然而我不同意这一说法——许多善事是我在福建做的。我感觉军人十之*是*者，倘若我当了省主席，也许我也会变成*者。但我从来不想被任命为省主席，我始终认为军人从政是错误的。统率一万多人的一个军已经够困难了。一个最小的县也居住至少8000人，而大的县份往往超过100万人。如果管理一个军够伤脑筋了，一名军人怎能去管理一个县？命令发布下去，绝不能保证它得到执行，很难指望老百姓会执行某人的命令，因为他们绝不是像士兵那样组织严密。”
行政专才张群
政学系一些幕僚急于表现，因而歪曲现实、曲解情报，以一己之念遮蔽真实情状，甚至不惜“请鬼抓药方”，展开有利于自己的攻击。
张群尚无此种荒唐的作为。
他是稳重的，体谅的，老于行政经验的。他的谋略之启发，也较多得力于他对人情世故的观察研磨。同为政学系，如说杨永泰是老狐狸，工具、手段或策略皆不问好歹，而张群就较为委婉，稳当的处理之中又不乏游刃有余的转圜。
出谋划策，均针对蒋介石的愿望和需要。
抗战军兴，刘湘出川，张群则代之为省主席。
1941年，他曾在省政府的一次行政会议上，见华阳县征收局长郭某以巨长烟杆吸食叶子烟，即在台上严厉呵斥。郭某尚不知说他，也东张西望寻找被责者。张群见之更为恼怒，严为叱责。 。 想看书来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14）
其实，直到今天，川滇一带乡镇会议，仍有如是吸食叶子烟者。在云南乡镇，此物更是人们的基本生活用具。张群长期在外地和外国生活，他的要求自有他的道理。但对方生活习惯就是如此，如在会议规则难以畅行的时空，似也无苛责之必要。
但在这里我们看见一种生活心理投射。这一细节，可见他在大处颇受掣肘，尽量小心翼翼，而在另外的时空区间，就会在小处不经意发泄表露之。
张群，他早期就和陈英士、黄郛、蒋介石发生交谊，尔后又隶属于政学系系列。他于1908年入日本，为士官候补生，同期还有蒋介石、杨杰、王柏龄等。
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和老蒋等人，向各省的同盟会东京支部领取旅费，回国参与革命。陈英士为沪军都督，黄郛为其参谋长，张群则为都督府参谋。随后，张群在黄郛任师长的第二十三师任团参谋，团长即为蒋介石。这年底，黄郛、蒋介石、张群，效桃园三结义，结为金兰之好。
陈英士（其美）为孙先生的得力助手，乃是光复上海的灵魂人物。
黄郛稍早三年入日本也是士官生，在日曾经和李烈钧等人成立丈夫团。
孙先生成立中华革命党，黄郛悲观而不愿反袁，遂离开日本往新加坡。1919年回国，这就和北洋政府拉上关系，先是在张绍增内阁为外交总长，后在高凌尉内阁为教育总长。
所以黄郛的经历也是相当一批人在那个时代的经历。先是到日本求学，然后在那里加入同盟会，然后从事各种舆论、行动上的革命，然后又跌入人生低潮、发生转向，北伐后又回到国民革命的阵营。
北伐底定时，黄郛就做了上海特别市市长，旋接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二次革命讨袁之役，李烈钧首先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然后是上海陈英士成立上海讨袁军，自任总司令，通电讨袁。蒋介石和张群这时就参与陈英士戎幕，拟定战略。
这是蒋介石的最早的实战的参谋作业，张群亦然。
蒋介石拟定战策，进攻上海制造局，控制其枪弹的总后勤补给，为陈英士采纳。而张群则认为当首先疏通水路，由水路向陆上进攻。
正当其进攻之际，海军早为袁世凯收买，乃向讨袁军作密集炮击。讨袁军的失败，与此战略未周有关。
其后，亡命日本。袁世凯称帝时，张群回到浙江，为吕公望的都督府参谋。
以上可说是张群的幕僚生涯第一波。
其幕僚生涯的第二波1917年后，他和蒋介石都到广州，为*军政府参军。随后被派往四川，他的老家，联系护法力量。在重庆，他和杨森、夏之时等成立川事维持会。
广州军政府方面，南方军阀排斥中山先生，先生往上海。广州军政府则以岑春煊为总裁。岑春煊为政学系宿将，李烈钧邀张群参与军政府事，遂与岑春煊结识，此际，军政府为政学系把持，政学系骨干章士钊为军政府秘书长，杨永泰为广东省长。
这是张群与政学系的渊源，后来张群被视为新政学系的领袖，即源出于此。
1924年，冯玉祥在黄郛的策动帮助下，发动北京政变，黄郛出面组摄政内阁，为总理。张群则出任河南省警务处长。吴佩孚1926年反扑，张群返回上海。
蒋介石在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应中山先生之命，从浙江老家赶回广州，任东路讨贼军参谋长，随后又任大本营参谋长。1925年，东征奏捷。1926年，他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决定率师北伐。北方军阀加起来有七八十万人，北伐军只有几万人，差不多为十分之一比例。所以，必须战斗与瓦解其内部同时运用。张群担任分化孙传芳的工作。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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