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敬煦说：
“何敬公组成的到美国后，原代表团有二位参谋不错，一位是胡炘（驻新加坡代表），另一位是温哈熊。当时何敬公用的参谋没有一位是他身边的，也没有一位是有什么关系的，可以说他是以长官身份调集了这些人。刘廉一在山东担任第八师师长；余伯泉从广东余汉谋部队来的；陈桂华是陆军大学十八期第一名毕业，派至参谋总长办公室服务（时总长为何先生），一直跟到昆明、美国；郑学燧从军训部调去；我则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任参谋。
空军方面有毛邦初，原在*驻华盛顿军事代表团服务，此时又兼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空军组组长。
参谋团到美国后，原先以熊式辉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就结束使命。
二次大战时曾有过这样的笑话：我们基于美国对德日宣战，因此派去的都是对德日有相当研究的专家，如：徐培根，德国陆军大学毕业；熊式辉，日本陆军大学毕业；金镇，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蔡文治，也是日本士官生。这些人到了美国后，美方却很为难，他们认为德日专家他们也有不少，就是缺少中国专家，而这些人都阶级太高，对中下阶层的作战后勤计划有些隔阂。美国参谋本部有很多项目要求我方军事代表团解释，帮助他们了解中国战区状况，因为他们是准备到中国战区来作战。因此他们提出的问题不是德日的问题，而是中国战区的问题。我方派去的长官，大问题了解，细小的问题就不够深入，而我们这些赴美受训的年轻军官，出身连队，因此就把我们接到华盛顿去，帮军事代表团回答问题。由此可显示出一些问题：驻外人员第一条件，就是要对国内状况相当了解，可惜我们很多驻外人员一任一二十年，根本对国内情形脱节，小孩也在外国受教育，与本国生活习惯格格不入，最后则是流落异邦。别人对中国不了解还说得过去，我们的驻外人员怎么可以不了解自己本国呢？”（汪敬煦《担任何敬公参谋之忆》）
抗战中美国参谋团固然予中国绝大帮助，但是人的性格因素的歧出也生成一种横加阻碍的后果，而且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也仿佛死人跟活人之间的差别一样，大到不可想象。一些参谋更像中了邪一样，眼光短浅，易受蛊惑，稍不遂意，就以停止这个、不给那个，频频施加压力。中国在战争中元气大伤，百废待举，事实上又不得不仰赖于美国支持者，所以就委曲求全地接纳了美国的主张。
麦克阿瑟在*中极为痛心地指斥美国政客：当蒋委员长退到台湾，美国当国者告诉驻外代表，台湾并无战略价值，它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没有特殊军事重要性，可见政客之恶。1950年1月，国务卿艾奇逊公布台湾在美国防线之外，同时也撤销南朝鲜作为美国的前哨基地。杜鲁门的政策是不得人心的，受到美国有识之士的广泛谴责。 。。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一（11）
麦帅意识到艾奇逊的失误，遂邀请他到东京作为尊贵客人访问，但艾氏拒绝了，说是忙碌。但艾氏却在这期间到欧洲去了11次！
汪敬煦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说，抗战胜利后，美国对我们是有援助，但美国每次援助，后面都拴个小绳子（有附带条件）。听我的，我就给你，不听就不给。因此美援到最后把所有国家都得罪了，所以人家说美国人做朋友很困难，做敌人很容易。
蒋先生的战略用心
曹聚仁以为，蒋先生的性格造成幕僚发挥的难度。中日大战前夕，胡适从庐山谈话会回来，就说，蒋先生心目中，我们这些大学教授，就等于黄埔军校的学生！他的头脑中，除了听他话的，就不会有敢于自作主张的人（曹聚仁《采访外记》86页）。
何应钦的态度，比较好一点；陈诚的态度，跟老头子差不多，也可说更坏一点。
顾祝同本来也不懂得招待记者，后来马树理替他办报，宦乡做他的政治顾问，他的修养才逐渐好起来。
蒋先生一直玩弄权力，存着天无二日的心理。西安事变时，他对端纳说，张学良不择手段，拘囚了他，才和他谈判。端纳不禁失笑道，你自己不是也时常关起了别人，才和他们谈判的吗（曹聚仁《采访外记》87页）。
这些叙说或评论，大多是些漫画式的勾勒，并不具有恰切的说服力。
蒋先生当年的战略，逼迫日本将南北攻击态势改为由东向西的进攻，今日回头观察，不得不佩服他的高人一筹，他是把政略、战略、战术结合到最佳的一个人。杰出如蒋百里，大战略思路极为清晰，实战却不见佳，如其襄助吴佩孚期间，差不多就是缩手缩脚。
蒋纬国说老蒋先生的战略是改变日军进攻方向，因此他必须培植大量品种齐全的部队在大西南和大西北，以作反攻或决战之用。
所以，胡宗南在西北，虽名为战区副司令长官，实际上他的职权较正职朱绍良还大。新疆以及西北马家部队（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也受他的节制。在他的副司令长官部，设有参谋处、情报处、军务处、副官处、经理处、人事处、军医处、军法处、军械处、机要处等处。所辖正规部队，有李延年（后李文）、陶峙岳、范汉杰、李铁军等人的集团军；另有直属军、师及特种部队序列的炮兵、工兵、骑兵、装甲兵、通信、汽车等特种兵旅、团。可见其综合势力的庞大，均非别处所可比拟。
那时候，胡部的一般编制是：集团军辖三个军，军辖三个师，师辖三个步兵团。军又有炮兵团、辎重兵团、工兵营、通信营；搜索营、特务营等直属部队。
蒋先生的修养和他早年粤军时代的幕僚生涯有关。他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讲述，建军事业要从头做起，特别强调他久经战火洗练的治军经验：
战争的遂行，须发挥活的精神力，因为战力是质量与冲力的乘积。精神力，等于冲力、动力和活力，表现在物质上面，使人的冲力、动力、活力足以扩张物质的质量、动量、速度和强度，而成为雷霆万钧锐不可当的打击力。所以我们可以说，战力（打击力）是等于物的质量与人的精神力（冲力）的乘积。
他强调组织与思维训练，因为组织力就是思维力的体现。责任制度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精益求精、人人负责、事事有成。责任制度的本质——建立考核的考核…… 。。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一（12）
他以为现代化的军队，必先要有现代化的军人——经过了现代教育、训练、组织、规律的修养造就，为现代化军队的第一要务。简言之，亦就是要先有现代化的军人，才能组成一个现代化的军队。
而他对日本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的比较，更见出他的眼光确有过人之处。
蒋先生推崇日本倡导维新的主要人物伊藤博文，说他建立军制依托新的宪政。他批评同时的李鸿章着眼点的低下。因为前者重在建国建军久远的规模——政治、宪法、经济、社会的组织，军事的制度，以及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故其根基颇为深厚。而相反的，晚清的李鸿章则是深植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始终只知道西方国家“大炮之精纯，子弹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以为“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而对于立国建军的大政方针，和学术文化的根本之图，尤其科学的基本精神，则不闻不问，因此他主持洋务几十年，亦仅止于聘请顾问，训练洋枪，抽收关税厘金，设立机器制造局、造船厂、招商局、矿务局，求其“船坚炮利”。
《柏文蔚自传》叙写中原大战前张学良举足轻重的地位，冯玉祥、阎锡山军将发动，蒋先生派张群做张学良工作。张群从上海动身，行前在上海珠宝店购买大批钻戒宝石，并带大批舞女同到沈阳，连张学良左右的男女佣人都送礼物，天天引诱张学良跳舞，把张包围了。
其实设若这样就能免除战火，那也是一种很不错的隐形战，求之不可得啊。
像柏文蔚所讲述的蒋先生这类小智谋，行云流水般灵机一动，至办成大事的，也不在少。而他在万般艰困中，竟将日本的侵略态势——从北到南进攻的如意算盘，压制成从东向西有利我方的情形，则是难能可贵的大韬略的显现了。
兵凶战危，战争的结果，是毁灭性的，赤地千里，家破人亡，人命危浅……所以在准备战争的时候，一方面是避免战争，一方面是在万不得已非战不可的情况下，必须赢得战争，尤其要让敌人知道要么就不打，一旦开战，敌人一定会输，这样敌人也就不敢打了，这也就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蒋纬国说，国家顶峰阶层考虑战争指导，一定是避免战争。除非到了因为避免战争反而产生对国家的更大危害的时候，才决定不如一战，因为长痛不如短痛。
此即抗战前蒋介石的心理和作战指导原则。
“抗战爆发后，父亲的战争指导就是要打破日军由北向南的作战线，要使国内由北向南的压力减轻，并且使日本改为由东向西的作战线，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利用西南地区（即大后方）。因此以战争指导来说，建立大后方为新的作战基地是相当重要的。作战基地的建立地点则与作战线、作战正面形成一个整体的关系，作战正面是前方，作战基地是后方，中间有一条连线，这是一条交通线，也就是补给线。站在野战战略的立场，要维护交通线，最好是与作战正面形成垂直面，这样左右两边都是安全的；最危险的交通线（补给线）则是与作战正面太过于平行。
补给线在战争进行中是生命线，撤退时则是救命线，这点非常重要，除非双方的携带量足够决胜……如果有这个把握就可以暂时不用补给线，否则就非要用补给线不可。”（《蒋纬国口述自传》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