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六六师受长官部张发奎命令在金城江和南丹之间防守。逃难的人群一波接一波往部队布防的山头汹涌。而此时敌人的便衣队居然也杂在难民中进入眼皮底下，师长居然又跑掉。于是由参谋长代替指挥。其间在大山塘的脚下有一座大桥。部队决定炸桥，可是人流汹涌。部队拼命喊：炸桥啦！喊了一个多小时重复几百次，哪里听得进去。张发奎就说：“丢他妈的！不管啦！炸了算了！”轰然巨响，连同桥上的几百名老百姓、混杂的便衣队，同归于尽。血肉横飞，惨绝人寰。
部队往南丹以北退却，最后一致退到贵阳。撤退时，参谋长临时谋划，主张将部队编成三个梯队，各距15~20公里，像双脚爬梯子一样，做轮流抵抗，轮流掩护，撤退时兼顾抵抗，同时也可以掩护老百姓逃命。师长跑了，副师长又不同意参谋长的意见，他要尽量地保留部队，他主张钻山沟退回贵阳，意见不统一，只好沿着公路、铁路，分两路走。日军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很快到达独山、都匀。那时何应钦、张治中都到了贵阳，贵阳也准备撤了！
毕竟战线太长，日本又只突进一个旅团，到接近贵阳的麻田县后停了下来。而汤恩伯的精锐大部队已经集结在贵阳以南地区，准备拼命了，日本人这才慢慢撤走了。
关于柳州方面的战斗，当时广西绥靖公署第二纵队参谋长张正明在《战斗在桂平》中回忆说，纵队的独立第四团是美军高级幕僚精心训练出来的，战力甚强，又有盟军飞虎队战机空中支援，可是到最后也打得不成样子。“不幸的是一些官兵不明真相，争先恐后狂奔，爬山越碍，夺路逃跑，又与友军发生误会作了短暂交火。许多辎重行李失落在悬崖山沟”。
防守桂林的部队也一样惨切。三十一军一三一师参谋长郭炳祺的回忆：“第一八八师师长海竞强、冯璜等人，都是白崇禧的亲信亲戚，白先生将他们调离危险境地，军心大受影响，人心惶惶，愤慨不平。”作战计划是要坚守三个月，哪知几天就全线溃退。桂林的指挥机关毫无指挥与妥善措施，人们争先恐后抢夺交通工具，“群众顾此失彼，呼儿唤父，极其悲惨。不到数日，北门外起火，西北风又大，一夜之间，桂林城一片火海……”至于守军，情形悲凉，“日军用毒气和火焰喷射器进攻七星岩……大炮、战车在空军掩护下对我进攻愈加猛烈”。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到城防司令部开紧急会议回来，情绪异常，就交待要该师和桂林共存亡，如他死了，由副师长和参谋长指挥，刚说完他进了电话机房，立即开枪自杀了！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二（4）
日本未能打到贵阳、重庆，乃因二战后期，太平洋战区受美国优势海空军的压制，使其难以动作。按照他们的想法，是要打通鄂湘桂与越南的衔接，求与南洋连通，北路包抄重庆。
黔桂逃难的公路上，大家为了逃命，沿途抛弃行李，第四战区高级幕僚参谋处长李汉冲先生回忆：“难民倾家荡产，呼亲觅幼的哭声，令人不忍闻睹。张发奎从怀远撤退途中，捡了一个两岁的小女孩，交给妻子抚养，不久因病而卒。”（《桂柳会战经过》）张发奎后来到了独山、都匀，被解除作战任务，由汤恩伯以黔湘桂总司令名义接替指挥。“汤对第四战区入黔境的部队，均予缴械监视，即张发奎的卫士排也不能例外，这时弄得张发奎狼狈不堪”。
桂柳会战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会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指挥。
李汉冲当时在张发奎司令长官部任参谋处长，是前方最重要幕僚，参与作战计划的决策、执行、业务指导。
张发奎的作战地区先前包括广东一部，后来划给新的七战区余汉谋了，他就专管广西。但广西又是白崇禧的老巢，桂系部队多，白先生也亲自来了。李汉冲分析说，当时湖南方面的九战区薛岳的部队已经支离破碎，也在撤退。难民涌塞于途，各县政府竞相做逃难准备，广西东北正面，完全暴露于日军面前。李先生的方略是，沿湘桂线适于大兵团作战；第二条沿湖南道县至广西荔浦之湘桂公路，作战略迂回至桂林侧背，并遮断桂柳之间联络线；第三条线，由零陵经灌阳、出全州、桂林崎岖山区，可做前两条线之间的联络及战术迂回。但重兵器运动困难，仅适于多股或小股部队运动。
李汉冲说，白崇禧带着他的核心幕僚来了。有参总的作战厅长张秉钧、后勤总司令部参谋长汤尧，咸来偕同策划。当即与张发奎方面召开高级幕僚会。白崇禧因不同意张发奎的意见，就自己提出一套，他要求确保桂柳，其战策为：采取内线作战将日军各个击破。他反对固守设堡的持久战术。当时李汉冲等人对他的战略不同意，认为该计划表面很妥当，实际很危险，以战区现有兵力和素质对敌采取攻势作战，非常危险，白崇禧瞩意的主攻部队的额员、士气、装备均难有操胜券之把握。李汉冲认为应当依靠中美空军的优势，地面坚持持久防御，以待后援。张发奎同意李汉冲的计划，但他又害怕战事不利受牵连，故说，由白崇禧一手布置就是了，免得以后担当责任。结果以白崇禧的意见为主，攻守结合。会后，张发奎带领李汉冲等幕僚视察桂林城郊工事，并侦察确定攻击湘桂路敌人的路线。在荔浦的前进指挥所，本由四战区参谋吴石、参谋处长李树正指挥，但张发奎以他们二人实战经验缺乏，命令该两幕僚留守柳州。
白崇禧对他的四战区的幕僚说，桂林将成为东方的凡尔登要塞。又说民国十九年，他指挥部队将蒋介石的大将朱绍良、毛秉文打得落花流水。他要将当年当地的战史重演一番。
当时美军顾问来视察了桂林的防守工事，认为固守半年没有问题。结果战事甫一开打，十来天工夫，桂林就被全线攻破。
复杂的人事矛盾，白崇禧对部队的临时调动与原计划迥异的配备，陈牧农被枪毙后离散的军心，桂系部队和粤军系统、中央军系统的微妙矛盾，都在战斗中成了致命的阻碍。日本人很快得手。溃退之迅速、情状之狼狈，都为战史上所罕见。可是据当时桂林防守司令部副参谋长覃戈鸣说，陈牧农死前（由桂林防守司令部负责枪毙）曾哀叹：“张长官害了我！没有什么话可说。”《粤桂黔滇抗战》）所以覃戈鸣认为这是层峰和张发奎共玩的把戏，牺牲一个中央军军长，来震慑桂林地方部队。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二（5）
最高幕僚这样做的目的是诱导地方领袖加入其作战计划。这一带有很多白崇禧的桂系和张发奎的粤系部队，威慑的作用是有一些，可是对整个战局或民族心理的凝聚，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攻、守之势，说来应变之法多多。在桂、柳会战之时，美军派来观察的联络组就对四战区的高参说过：“死守在城里，等敌人来围攻，我们美国没有这种战术。”
抗战中的参谋之厄：远征军中的参谋与主官
第二期远征军，即是驻印军，改派郑洞国任新一军军长（后升副总指挥）。他到重庆领命颇感意外，为什么呢？因为军委会原先属意的人是邱清泉，后来又考虑到邱先生的脾气暴烈，是“浑不赁”那种，怕他和史迪威闹翻，才改派较温和的郑洞国。其实郑氏也和史迪威严重冲突。就在改派命令下达之际，邱先生的一肚皮不高兴一肚皮不合时宜也难免表露出来，本来他连幕僚都物色好了，只等赴印上任。不料又改派了郑洞国，两人心中芥蒂顿生。等到郑洞国到了兰姆伽军营后，先是和孙立人发生肚皮官司。孙氏时任三十八师师长，他毕业于美国正统军校，他的部队是远征军十万大军中的唯一不败之师。军阀部队他固甚蔑视，就是黄埔系，他也认为不够格。他认为黄埔军校也不外乎短期速成班，和前清遗留军队差别不大。史迪威则骂郑洞国为白痴。史迪威的日记里面，则责骂蒋介石为花生米、傻瓜、固执的畜生、神经不健全的小人、混蛋，等等。他甚至骂瘫痪了的罗斯福总统为“橡皮腿”，其心地之褊狭阴暗可见一斑。
可是史迪威本人就是中国战区的头号幕僚，具有实际指挥裁夺的权力。
飞虎队正式来华参战后，开始与横扫太平洋的日军空中力量较量。但他们也面临很多掣肘。
这就是史迪威和陈纳德的矛盾。
史迪威多次来华，中文很好，按陈纳德的说法，史迪威以外国主子自居。他1942年挂三星军衔来华任职。宋美龄曾经左右胳臂各挽一个，将他们带到露天平台，希望他们密切配合。但在美国陆军部，人员材料补充方面，对史迪威网开一面，对陈纳德却尽力收缩。
陈纳德认为史迪威的作战思想极其肤浅，他的瞎指挥将中国防线釜底抽薪，这是战术思想的矛盾，史迪威抱着一战时期的作战思想，认为飞机仅供直观侦察。
1942年暮春，罗斯福总统给飞虎队的长信有云“志愿队的大智大勇连同你们惊人的业绩，使整个美国为之自豪”。但陈纳德也认为，总统长期受到史迪威的严重欺骗，史迪威还隐瞒他在中印缅战场因指挥不当造成的重大损失。陈氏给美国高层的重要军事报告，请他呈转，他却束之高阁，同时他向国内军政界大打陈纳德的小报告。当总统特使来解决他们的矛盾时，史迪威精心编织的谎言露了馅。1943年3月的时候，陈纳德获晋升少将，航空队补充轰炸机，获得驼峰航线的指挥权，但是发来的书面命令，居然又被史迪威藏起来。4月20日，他们赶到重庆大本营当面解决矛盾，当天陈纳德赶回昆明。随后，他们乘坐一架运输机，回华盛顿解决矛盾，“在五角大楼辉煌又气派的军人氛围中，我和助手显得十分寒酸。而史迪威和他的支持者，身着笔挺的棕黄军服，胸前闪着鲜果色的勋章”。史迪威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