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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传统历史写作以及关于战争的讨论（高超群）
历史有什么用处？研究历史的人常常被问及这样一个使人恼火的问题。因为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很难回答，即便是那些已经成名成家的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清楚。二战期间，法国沦陷，史家布洛赫投身于反抗纳粹的抵抗运动，或许心有所感吧，他再用枪拯救祖国的自由的同时，写了一本小书，题目就叫“为历史学辩护”，不过，布洛赫的辩护并不很具有说服力，因为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困扰着历史学家。至少直到1980年代我们在大学求学的时候依然如此，那时，白发苍苍的教授们不得不花很大的精力来向我们这些“新兵”解释，这个即将吞噬我们的青春和智力的工作是多么值得从事。 其实一旦历史学被限定为对过去发生的一切的纯粹客观记录，对历史学家的写作意图予以坚决拒绝，历史学就再也逃避不了类似的追问。一些等而下之的历史编撰者和研究者们，就在“客观”、“真实”的辩护和口实之下，排比罗列现成的史料，再缀以几句事后诸葛亮式的诠释，来构造自己的历史学，以为这样的日积月累就可以建造一座通天塔，揭示“天道”的秘密。这种剪刀…浆糊历史学被柯林武德戏称为前培根式的历史学，不过，以这种方式“构造”出来的史书，居然成了现代史书的标准版本。为了逃脱工具性的奴役，被视为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历史学付出的代价也足够惨重，即背叛了它对文明的担当。这种只能生存于专业小行会里的历史学因而也就被学以致用的读者们抛弃了，心怀不满的读者自然有理由质问历史的用处何在。 在古代，历史学不仅没有遭到这样的诘难，历史学家还常常被奉为智慧的象征。诸如 “读史可以使人明智”之类的格言大家都能耳熟能详。在但丁的《神曲》中，罗马史家塔西佗被描写成具有洞察一切的智慧和理性。在中国的传统中，众所周知，“史”是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它可以知兴衰，可以“资治”。“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可以“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连皇帝乃至暴君也要对史家礼让三分，大饥荒期间，刘少奇也曾忧心忡忡地对毛泽东表达了他对被写入史书的恐惧。 在现代，历史被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史书的撰写与古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被认定为是一个不断进步和演变的自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蕴藏着一些神秘的客观规律。为了保证在探求这个规律时，史家是客观和科学的，“人”逐渐被逐出了历史的伟大运动。这当然是现代学科发展进步的结局。可是历史记载的内容和精神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古代传记体的史书常常记述人的自然德性，如勇敢、荣誉、智能、功业等，在审视帝国的庞大身躯的时候，史家总是怀着对天道敬而远之的清醒，“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岂有苍苍不可问之天哉”，王夫之说的更干脆：“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他们心如古井，秉笔书写帝国的庄严神圣、治乱兴衰，判明善恶美丑，记录君王、臣子、工匠、走卒、巨盗、刺客等言行事迹。由是我们得知古老的风俗、律令和制度是如何浸润于民族的血液之中，我们也才能够体会到：那“耕种土地的贫农，其血管中有着好几个时代的血液，这样，他正像和‘牛’是兄弟一样，和我们也是兄弟。” 古代和现代历史撰写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历史编撰者身份的变化，黑格尔对此有很精辟的说明：现代的历史家多是头脑单纯的编年史家，他们绝不参加积极的公共生活，相反地，古代的历史家却是积极参加公共生活的。这种身份的差异对于历史的撰写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古代的人对历史的看法从根本上与现代有着很大的分别。古人曾说：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这个说法或许偏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古代世界的实情。正如识者所见：“在古代世界里，如果把一种文明比作一个政体，撰写政治史的根本作用就是为一国文明理出来一个秩序，换言之，就是为一国文明立法。那么，撰写政治史的传统可谓是这个政体的宪法。其实，大凡政治史撰家似乎都具有为民族立法乃至为万民立法的意图。”在中世纪的修道院里那些默默搜寻、注释古代希腊、罗马典籍的作家曾经是基督教最害怕的敌人，因为“他们在对古代典籍不动声色的爬疏和研究中延续着古代世界的生命﹐从而培植了能够抵制乃至颠覆基督教文明秩序的最坚韧的力量。”而在这些典籍当中最鲜活、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记载着他们高贵祖先嘉言懿行的那些异教史书。布克哈特在其杰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曾经记录了文艺复兴时期如痴如狂的好古之风，那些后世被我们目为巨匠的大师，常常为了一本不容易得到的古代残篇而欣喜若狂，城邦之间甚至会为了一个古代英雄的遗物或者墓地而发动战争。（顺便说一句，文艺复兴对人的解放，往往被阐释为确立了人的欲望的正当性，把人从神和上帝的笼罩下解放出来了，粉碎了中世纪教会的蒙昧统治。文艺复兴的另外一面却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在那个时代，解放人，是为了恢复人在希腊、罗马时代的德行和成就那样的功业，是对一个伟大的政治共同体的想望，是对基督教贬抑人的言、德、功和毒害人的政治品格的仇恨，他们对人的解放不是为了让人像动物一样的纵欲，而是为了让人恢复其勇敢、智能、荣誉和尊严。）就此观之，或许我们就多少可以理解为什么孔子做春秋而能够使乱臣贼子惧，为什么司马迁敢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现代中国的一些历史研究和撰写过分深陷于概念、名词、意识形态的纠缠，而遗弃了史家的眼界和史书的灵魂，成为材料的堆集或者教条的阐释，那双本应被史家视为生命的“自然”的眼睛昏昏欲睡。历史放弃了对政治的严肃思考，放弃去面对英雄、战争等宏伟的主题，却表现出一种妇人似的懦弱。 网友谭伯牛先生的《战天京》，没有专业史家的匠气，写的灵动活泼，并且对古人予以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就此而言，实在值得专业的史学工作者学习。伯牛兄并没有排比史料，也没有做意识形态的纠缠，却能够使读者仿佛置身于天京城下，可谓难得。本书所处理的主题之一是关于太平天国与湘军的殊死搏斗，或许我们大略回顾一下有关战争的讨论，对于读者阅读本书会有所裨益。 在现代，战争，这个被修昔底德称为人类所能从事的“最伟大的运动”，成为一个被诅咒的事情，至少是一桩原本可以避免的残暴、愚蠢的罪行。对于战争和暴力，我们的民族向来没有好勇斗狠的偏执，却有着近乎本能的反感和抵制，喜好炫耀强力的人，往往被描写成莽夫和蠢汉，是逞匹夫之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过，并非每个民族都这么想，除了修昔底德对战争的称颂以及古罗马的赫赫战功，连托克维尔也说：“战争差不多总能提高一个民族的意志，开阔它的心胸。”，还有更甚者，比如日本的武士把配刀看的比他们的生命还重要，而在某些穆斯林的眼中：“剑乃是天国与地狱的钥匙”。 在中国人看来，战争行为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不可儿戏视之。“国之大事，未祀与戎”，孙子也说：“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对于军队，中国人愿意赋予它更多的政治意涵，期望成就“仁人之兵，王者之师。” 于是在战争面前，我们有时候会非常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