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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te”在中国古代，尤其是西周或春秋战国时期，可能曾经作为一个单独的族群出现。比如中国西北地区曾经有一个“楼凡”族可能与其有关。后来我在接近中原的某地也见过与其发音接近的古族名称出现，但当时觉得证据薄弱没有深究。
被儒家“礼”教化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人重灾区是汉族。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汉族人最不善歌舞，这就是儒教的结果，其实也就是普及犹太教的结果。
在《圣经》里可以注意到那些歌舞的人们基本上与“野蛮”联系在一起。原由是，最初的歌舞是献给神灵的，在亚伦与族人们载歌载舞地敬拜金牛之后，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几千人的生命。犹太教是一神教，讲究肃穆，发展到后来，任何偶像都不允许存在，舞蹈也自然是不允许的。大卫打了胜仗载歌载舞，因而受到扫罗女儿的奚落。长期下来，汉人在儒教影响下，肃穆倒是肃穆了，并且也真的与周边相比似乎“文明”一些，不过从此失去活泼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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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历史疑云（1）
说到Levite，我想再对中国的中山国提一笔。有些情况或许可以类比。
中山国很特别，这个袖珍小国曾经以小胜大在春秋战国时期创造了历史奇迹，但我认为其实可能与它的古老家族地位特殊有一定关系，不一定是别的小国家明里暗里让着它，而是它更集中了一批高等级文明有效支持了它的发展。甚至，以这样明显属于特例的国家很可能有特殊的宗教在支持也未必。
在以色列的12支系里除了Livite还有1～2个名义上的神圣家族，比如从埃及出来有埃及文明背景的约瑟之后。在摩西时代，尽管利未人掌握了实权，但他们通常还是要给约瑟家族一些面子，因为按照世俗的解读，这个家族才是真正的王族。我在《向东》一书中曾经把摩西的宗教改革看作是一场改朝换代的必然，目的就是让利未族翻身，但同时他们却也没有彻底推翻约瑟后人。中山国我怀疑恰是有类似的根源，尽管不一定大家能记得远到埃及的事情，但许多周围国家愿意给他们留个面子或许是可能的。不过这个面子越到后来越难见到，所以中山国终于在战国晚期彻底被灭。实际上一种文明、一种格局都在这个事件里标志着他们在中国的彻底结束。随之，一个新时代来临了。如秦这样没有什么贵根的新人恐怕最是厌恶类似的旧人旧根基，所以从文化上消灭他们是他们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从宏观角度看，全球在大约3500年前到2200年前，也就是在中国先秦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十分独特的一个文明时期。许多标准与传统得到奠定，也有一些古老传统彻底破灭消亡。中国地区尤其明显。秦国在这个结束期统一了中国其实并非偶然，我相信中国的文明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也是全球连动的一个环节。
秦始皇作为新文明的代言人对旧文化进行清洗有充足的道理。并且他的清洗未必是专门对于先秦旧史的隔绝。
今天对于先秦的无知或失忆完全也可以由其他因素造成，比如文字的不完备，地理概念的演变和不统一，甚至是人们对于地理历史的懵懂无知，同时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混乱而停止了与中东的正常联系等，这些都有可能使今天难以找到夏商周与红海的联系。或许某些看似平常的文字需要重新破解，只要转换思维就会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外出现。
我认为，古代人的迁徙活动，除极少数人有地理概念外，大多数人并没有今天的具体地理知识，所以即便有文字想记录也困难。但记录的不方便并不等于迁徙的不方便，这要分开看待。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这个事实本身令人足够惊讶和耐人寻味。或许这里隐藏着秦始皇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先秦之所以不称“皇帝”并非没有概念，而是皇帝在“西方”，中国的最高首领只能为“王”，但秦始皇打破了这一切，这是一种与过去决绝的态度，是一种与西方断绝联系的表态，同时他把联系的证据以及维护这个“礼制”最严格的儒生也给坑杀了。
对此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严重的怀疑，“秦”（qin）也有可能来自“锡安山”（tsion，锡安有许多不同的拼法，主要看哪个群体使用该种语言）。
围绕一个“锡安”与“大卫城”或者“耶路撒冷”，按照拉尔夫的解说有这几个拼写或称呼可能与其有关：Zion，Zoan，Zian，Tchian①。我将其对应在中国，则有更多的怀疑。“Zoan”更接近中国的“中”；“Tchian”更接近“China”，本来“T”在“Tchian”中就可以不发音，实际上就是“chian”；无论是“chian”本身还是其中的一个字母的可能错位（为china），都给我们留下了更大的想像空间。按拉尔夫的意思，这不仅是一座以色列的城市名称，而且还是古埃及的一座要塞的名称。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异地命名。既然在古代中东已经有两个“锡安”，那么在中国古代再发现一个也不是什么意外了。
秦始皇的族系，假如要按照《史记·秦本纪》的说法为“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放进我的体系里，他就是约瑟的后人，与“犹太人”或者“但人”都不属一个派系，属于以色列人中的王族世系。
对于中国古代就已存在的“夷”也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最初它多与山东的“东夷”联系在一起。“夷”与“商”联系在一起。“夷”与“海”、与“海外”联系在一起。顺着山东的“夷”，我们来到南方的“夷”，比如古代福建泉州这里曾经聚集过大量来自阿拉伯等西来的外国人，就有“夷夏杂处”的说法，“夏”当然是指“中国人”，“夷”就是指从非洲或者阿拉伯半岛到福建这里的沿海国家民族的人，或者就是“外国人”。这里也揭示了一个问题，“商代”统治者曾经被“夏人”当做“外来者”、“外国人”，并且他们来自“海上”。
《夷岛志略》这本书更为“夷”进一步做了注解，这里的“夷”就是指上述的外国或特指与海路有关的外国人或外国地方的。北方陆路向来罕见这样的指称。最典型的是，从中东到中国东部的必然通道上的台湾自东汉以后就长期被命名为“夷洲”，这里肯定是个重要的中转站。隋朝开始夷洲又改为“流求”，这一称呼一直保持到明朝，改为“小琉球”。联系到考古学以及地理的一个事实是，在日本与台湾（以及中国大陆）之间存在着钓鱼岛和“琉球群岛”。在殷商出土的众多人头骨中，许多人类学家对于他们的人种归属提出了许多看法，威廉·W·豪威尔提出：“安阳人种与海南岛的现代中国人和北海道、琉球的日本人最接近，而不是欧洲人、美国印第安人或波利尼西亚人。①”这一发现很形象地给我们指出了海上通道的可能存在，以及这些人大致把文明扩散至哪些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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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历史疑云（2）
意义清楚了，那么发音呢？为什么是“yi（夷）”？万物必有来源。它是外来语吗？是“东方”（east，在语言同源的基础上），还是埃及（Egypt），或是也门（Yemen），甚至是埃塞俄比亚（Ethiopia）或者以色列（Israel），甚至还有一个意大利的伊特鲁西亚（Etrucia）古国？非常巧合的是以上几个名称全部第一个音节可以音译为中国的“夷”。这个语音的分析会非常复杂，我只是抛砖引玉，并不打算深究，这会牵涉到大量问题，比如何时起用这个名称，在他们的本土语中是否同英语一样或接近发音，中国当时又是如何发音的等，大概这个话题已经够人研究半辈子了。不过我知道“埃及”尽管第一个音节很匹配“夷”，但却是来自3000年前的希腊语，假如超过这个期间更古时出现“夷”，就可以肯定与其无关。假如最后的结果证实“夷”来自曼德海峡两岸我将十分高兴。同时也为商朝统治者来自红海一带找到了新的证据。
对于中国历史的神秘失忆，除了秦始皇的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可以考虑。就是中原地区夸张记述了他们的历史。张光直先生在评价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巨大差异时曾经说过②：“我们逐渐发现从我们几十代的老祖宗开始便受了周人的骗了；周人有文字流传下来，说中原是华夏，是文明，而中原的南北都是蛮夷，蛮夷没有留下文字给他们自己宣传，所以我们几十代的念书的人就上了周人的一个大当，将华夷之辨作为传统上古史的一条金科玉律，一直到今天才从考古学上面恍然大悟。”“我说受了周人的骗，上了周人的当，并不是说周人有意欺骗我们，商周的人都写了许多书，说他们自己的事，自然不免给他们自己吹嘘一番，这些书后来又给儒教编辑修改，以适合他们的古史观，所以传统的上古史的基本资料就包含许多不可靠的成分……。”
后来迁居台湾的中国考古学开山之人李济先生则从另外一方面说：“两千年来的中国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醒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类的古史，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了。”①
一个有形的长城截断了中华之源，秦的其他无形的思想是否造成了今天有关华夏更大的混乱？这是个值得深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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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信奉什么宗教（1）
某些资料显示，秦时期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