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竞不闻〃。后来，徐夜先后到河南、湖北等地游历，写下大量诗文。再后来，山东有司两次举荐徐夜出仕，王渔洋也数次推举，但他〃志在沉埋，力以老病辞〃。在家写《饥颂》诗道：〃……曾无隔日粮，见笑仓间鼠。妻子晨未炊，饥来不敢语。伤哉此际贫，痴哉彼儿女。……所以嗟来食，宁死不肯茹。彼独为何人，清光照行槠。千载首阳风，移邻相与处〃。
关于〃隐〃，历史上有诸多形形色色的说法。孔子从政治的角度提出〃天下无道则隐〃、〃隐居以求其志〃的士人哲学。老子的〃无为〃、〃老死不相往来〃等主张，关切的则是作为人的自由和安逸问题。比如〃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说的正是一个从公共回归个体的过程。庄子来得更是痛快，干脆避开了所谓〃道〃的前提，更多地关注自我感受，倡导〃无为有国者所羁，终生不仕，以快吾志〃的生命哲学原则。在他看来，仕就是〃羁〃，出仕就意味着失去自由，要想活得自由自在有滋有味，就得离官场远一点儿。
所谓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中论及士人隐逸的原因：〃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己。〃一个〃隐〃字，大抵与山水相关，同时也很难离了庙堂这个参照物。天生就对政治毫无兴趣，且把隐逸始终如一地当作价值追求的人，不能说绝无仅有，最起码大多是不可置信的。一个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人的出生与成长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断融入共同话语空间的过程。况且，不曾亲历政治的人，是很难真正理解政治的。我更愿意从政治的角度，或者说是从策略的层面，来展开对隐士的体察与观照。关于隐逸原因，范晔是从不同角度来归结的。说来说去，不管是出于这样或那样的什么原因，无非就是〃退〃与〃进〃两种情形。先说〃以隐为退〃。比如先官后隐的陶渊明，半官半隐的王维，忽官忽隐的董其昌，还有那些〃隐于朝〃的所谓〃大隐〃，大多是在官场遭了挫折，受了启悟，开始对喧嚣或危险的处境有了警惕，开始视尊荣犹敝屣、富贵如浮云，向往起了平平淡淡的〃真〃生活。这宛若一坛酒，刚酿成时味道浓烈，窖藏愈久，酒味愈趋平淡，日渐就变得醇厚绵长起来。当然，这里面掺杂一些〃阿Q精神〃也是难免的，那些四处碰壁、郁郁不得志的人，眼看着某些东西自己费尽心机却得不到，便摆出一付隐士姿态，标榜说是不屑于得到。这种时候，倘眼见别人把那东西获取了，内心就越发地难受，越发地不平衡起来；从表面看，也就越发地怡然自若，越发地超脱起来。这种人，与其说是清高淡泊，不如说是虚伪自私；与其说是看破红尘，不如说是孤芳自赏；与其说是超越于现实之上，不如说是逃避于现实之外。再说〃以隐为进〃。这委实算得上一种不错的技巧。内心渴望功名，但由于时运不济或条件不成熟，只好暂且归隐山林，静观时势变化，等待机遇降临。最典型的恐怕当属姜太公吕尚，当年他隐钓于渭水之滨，为的是钓上姬昌这条大鱼，实展建功立业的抱负，同时也好结束自己颠沛流离街头的草民生涯。再如唐朝的卢藏用。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记载，卢藏用考中进士，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打着〃隐士〃的幌子，居然追求到了一些更为现实的名利。后来，另一隐士司马承祯也被征召而坚持不仕，欲归山，卢藏用送之，指着终南山云：〃此中大有嘉处。〃这就是〃终南捷径〃的由来，用当下眼光看，很有一些作秀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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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浪漫弹指间（12）
自古以来，隐士就有真假之分。依照这一尺度，除却真的隐士，自然就该是假的了。然而真的隐士，理应在公众的视域之外。那些被公众所熟知的隐士，或者说那些被我们谈论着的隐士，统统都是可疑都是不够纯粹的。我知道这种判断的偏颇和武断，但对于隐士这样的话题，也许它是最具效用的一种方式。真也好，假也罢，以简单的真假标准来看待隐士，我以为是不妥的。
比如徐夜。他是一个隐士，但又不仅仅是一个隐士。在〃隐士〃这件外衣之下，其实隐藏着一颗不安的心，一些很复杂的经历和想法。他无时不在关注着国事，关心着抗清斗争的形势，甚至在为之而奔走。他的潜隐于山水，更多的是一种姿态。抵抗，不合作的姿态。
在很多人心目中，隐士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相传希腊犬儒哲学家戴奥基尼斯住在一只瓦缸里，除了一袭斗篷、一支棍子与一个面包袋之外，别无它有。有一天，亚力山大皇帝走去看他，以皇帝所惯用的口吻问他：〃你对我有何请求呢？〃这位哲人翻翻白眼，答道：〃我请求你尽快走开，不要遮住我的阳光。〃戴翁所珍惜的〃阳光〃，自是有着一番深意。这让我联想到了隐士所追求的自由生命和独立人格。翻阅历史上的隐士，巢、由、夷、齐、严光、陶潜都已成为一个个内蕴丰富的符号，它们象征着不事王侯、不食周粟、不慕荣利、不屈志节等等道德和审美内涵。之所以傲富贵、轻王侯、小天下，大多是出于对自由生命的热爱。但问题在于，人总是要吃饭的，隐士自然也不例外，他们把最基本也最不可回避的生活放在了何处？
孔子曾问颜回为何不去当官，他这样答道：〃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钎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回不愿仕。〃倘若吃饭问题解决不好，作为隐士的人格独立和心性自由则很难长久。盘点历史上的隐士，很多是在这方面没啥顾虑的，他们得到了朝廷的保障。套用现今的话说，就是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达到了衣食无忧的份上。比如汉光武帝恳请严光出山佐政，而严光举唐尧与巢、由的关系为例，说〃士故有志，何至相迫〃。光武帝于是尊重他的意愿，并给他资助，使严光既得贤名，又得安逸。《后汉书》记载，光武帝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另一位〃愿守所志〃的隐士周党，并下诏书曰：〃自古名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赐帛四十匹，党遂隐居著书，邑人贤而祠之。据说这是帝王第一次正式以国家公文形式确定的尊隐政策。历代君主大都继承了这种征召…礼敬…听任…赏赐的尊隐传统。这个程序是颇有意味的。隐士与帝王之间的默契，可意会而不可言说。
而徐夜拒绝了这样的〃恩赐〃与〃合作〃。他不像淘渊明那样，有着〃悠然见南山〃的潇洒情怀。他是一个没有生活保障的隐士，八口之家的拖累，使他〃并日而食，箪瓢屡空〃，所住的三间老屋也〃雨久穿漏，若将压焉〃（王渔洋《徐诗序》）。他甚至要靠向友人乞贷来维持生计。即使是处在这样的生活困境，他依然在坚持着自己的选择，没有放弃自己的尊严。他并没有做过明朝的官，后来又拒绝出仕清朝。他的这种坚持，就像王国维当年的自沉湖底，不仅仅是因了苦难的遭际。与此相类的，顾炎武66岁那年，有人推荐他出来当清朝的官，顾炎武坚决表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对此，我们常常看作是一种封建名节。这种简单的判断，忽略了一些更为复杂的人性因素。
我无意于对徐夜的选择做出什么是非评判。那是徒劳的，也可能是荒谬和不理智的。对待历史问题，是不该用简单的〃对〃与〃错〃来评价界定的。比如：世人谴责秦王嬴政的残暴，常常以修建万里长城为罪证；但论其英明与功勋，亦是以此为重要依据的。价值与情感的矛盾，在此一现；视角转换的不同效果，可窥一斑。再比如发明纸张的宦官蔡伦，就曾接受指使，参与诬陷宋贵人的阴谋，后来皇帝追查，畏罪自杀。一个发明纸张的人，一个摧残人权的人，这是蔡伦的双重身份。我们不能因为他发明纸张，就否认他摧残人权的罪过；也不能因为他摧残人权，就抹杀他发明纸张的功绩。国人太习惯于〃二分法〃，把功过是非一刀切开，企图泾渭分明，互不相碍。其实事实并非这么简单，亦远非那么复杂。但在徐夜身上，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坚持了自己的信仰，并且为信仰而牺牲了现世幸福。他不会不明白守望的无望、希望的渺茫。但他仍然在守望着，在希望着，在苦难中幸福着。他是一个隐士。一个拒绝融入自己生存时代的诗人。山水是理解他的。他在山水中寄寓了自己的忧思。〃世界尚昏蒙，山水何为者。〃他曾这样地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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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浪漫弹指间（13）
齐地多隐士，比如陈仲子、鲁仲连，等等，可以列出一大串的名字。为什么那些隐士在对什么都失去信心和兴致的时候，偏偏会对山水更加信任更加情有独钟？隐逸传统与自然条件之间应该有着怎样的关系？倘若真像有的人所言，隐逸文化亦可称之为山水文化，那么多水的南方好像比多山的北国更适合隐士存在，更具隐逸情调。对于北方隐士，我更愿意相信他们的忍辱负重，不管其外在表现是如何的轻盈与从容。这样的隐士赋予了山水别一种品格，山水也因隐士的存在而具有了诸多意味。我以为那些接纳过隐士的山水，有着不可言说的风骨。它们是一些不俗的存在。
三
隐士之为隐士，很大程度上是因了〃庙堂〃的存在。谈论徐夜，要想绕开王渔洋显然是困难的。在很多人的眼中，王渔洋是一个御用文人，是陪康熙皇帝玩诗的那么一个角色。作为清初诗坛盟主、一代正宗，是很容易沦落为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