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一样彻底失败了。历史从来不会中断。今天的中国，不过是历史的中国的一种延续与发展。不是都说溯古可以通今、鉴往可以知来吗？大宋朝的变革，对于咱们今天，或者也不无警醒、借鉴之处？
说到大宋变革，尤其是王安石领导的熙宁变法，牵涉到方方面面，许多人都不能不置身其中。尤其是一些大知识分子，除范仲淹、王安石外，诸如欧阳修、司马光、曾巩、苏轼、苏辙、吕惠卿、章子厚等，其遭际命运、心路历程，无不让人感慨万端。变革大潮之下的这些大知识分子的人生经验，也该同样极为难得、可贵。
还有一件怪事。领导了熙宁变法的王安石及其追随者，本是千古功臣，却一直被泼以污水，糟蹋得不成样子，千百年来竟都成了罪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冤案。原因固然很多，党争和程、朱理学的得势与泛滥，该是最重要的。直到清代，才有一个叫蔡上翔的人，编了一本《王荆公年谱考略》，辩证诸事，为王安石多少说了一些公道话。再，就只有梁启超了。他因为变法的需要与启悟，专门写了一本《王荆公》，为王安石辩诬，还原他的一代“伟人之模范，庶几百世之下有闻而兴起者”。19４９年之后，倒也有那么一两个人做过努力。这当然不够。何况，时隔有年，读者有限，要拨乱反正，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似乎还该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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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三十六回（6）
再就是民情风俗、文化景观、宫闱秘事、朝野百态等所有关系大宋朝的种种现实生活图画，无不都让人醉心。正是这一切，让笔者有了写作的冲动，并最终写成了现在这样一部书。
本书要是归类，该是一部历史小说吧？历史小说，顾名思义，自然应该既有历史，也有小说。由此，历史小说也就有了两种不同的写法：一是以小说的方法来写历史，一是以历史的方法来写小说。中国历史的文本，一向也有两体，一是编年体，一是传记体；传记体最为丰富，影响也最大。而传记体，实际上是以小说的方式来记录历史的。因为中国历史文本的这一特点，如果再以小说的方式来写历史小说，固然可以惊心动魄，天花乱坠，但因为无限片面地凸显了它的想像一面，再想从写出来的东西要历史，可就比较困难了。有鉴于此，笔者也就只取后者，只用历史的方法来写作本书了。
因为用历史的方法来写，自然要注意保留它的历史面貌；但既是小说，也不想完全拘泥于文献。且放弃焦点透视，只作散点透视；不刻意于外在的紧张，多关注内在的张力；政治角力的大开大合固然不会放过，各种花絮与轶闻趣事也每每兼收并蓄。想的主要是人物鲜活、杂色纷陈与摇曳多姿，好让各类读者都能兴趣盎然。但半折心始的事也是有的，实现与想法就难免有距离，陆机所谓“非知之难，能之难也”。究竟如何，只有仰仗读者先生们的雅鉴了。
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７日于北京
大宋遗事 第三十七回（1）
出尔反尔朝令夕改
解罢榷茶一路欢歌
茶虽不在“四大发明”之内，其发祥地却在中国。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先民就知道采茶、饮茶了。
茶圣陆羽的《茶经》第六卷《茶之饮》，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神农氏，就是以火德王的炎帝。我们这些黑头发黄皮肤的人号称炎黄子孙，我们的先祖，除黄帝之外，也就只有这个炎帝了。陆羽的根据，是《神农本草》说，神农尝百草，一天能遇上七十二种毒物，全靠有茶（荼）解毒，才终于安然无事。鲁周公，就是西周初年的名臣周公旦。鲁国的君王原是他的后代，所以有时也称他为鲁周公。《尔雅·释木》说：“槚，苦荼。”“荼”是“茶”的古字，到陆羽才减去上面一横，改“荼”为“茶”了。相传《尔雅》是周公写的，所以陆羽说“闻于鲁周公”。照陆羽所说，这采茶、饮茶，不是古之又古的事情，能是什么呢？
要说《神农本草》、《尔雅》的成书年代还有争议，陆羽所说未必笃实，至少《周礼》已经有记录，说西周宫廷里已经有专职的“掌茶（荼）官”了。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更记着这样的事情：周武王灭商，巴蜀的土著部落将“丹漆茶（荼）蜜”与其他一些土特产品，敬献给武王，以表达自己的敬爱之心。由此推算，炎黄子孙日常采茶、饮茶，怎么着也是夏、商乃至更早以前的事情。要不然，周初也就没有那样的规格模式了。
自两汉时起，有关茶的记载就日渐多了。司马相如的《凡将篇》，说晚茶可以入药；汉宣帝时的王褒，写过一篇《童约》，已经说到“武阳买茶（荼）”、“烹茶（荼）尽具”的话。西晋杜育的《荈赋》，就是全写初秋采茶品茗的专赋；南朝刘宋诗人鲍照的妹妹鲍令晖，也写过专门的《香茗赋》。茶，已经渐渐融入文人雅士、官宦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了。隋唐之后，饮茶更由时尚，转而成了人们须臾不可缺少的事情。正是这种需要，为第一本茶叶专著的出现，提供了丰厚的土壤，陆羽的《茶经》终于应运而生。陆羽也因为这本《茶经》，而成了中国及全世界的茶圣。
皇权的统治，是无孔不入的。哪里有需要，哪里就会有利可图；而哪里有利可图，皇家的税收就会闻风而至。千百年视而不见的酣梦，到唐德宗终于幡然醒悟，开始征收茶叶税了。一开始还有些羞首纳面，刚下了收税诏，唐德宗又叫罢了，可不久到底还是开征了。到唐穆宗、唐武宗，不仅征税，更开始榷茶了：和盐一样，茶也开始由国家专卖了。
大宋立国，继承中、晚唐与五代的风范，也实行严厉的榷茶制度。但对于大宋，榷茶却始终是一场噩梦。
大宋在淮南设了十三个山场，在江北设了六个榷货务——分别设在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与蕲口等六个地方，外加京城的一个总榷货务。十三个山场，除了管理茶叶买卖，还兼管淮南地区园户——种茶、制茶人家——的茶叶生产。六个榷货务，则专管茶叶的发卖与运输。京城的榷货务，统管全国茶叶的买卖运输。江南各路也有山场，但与淮南十三场不同，它们只管向茶园户买茶，买过之后再运到相应的榷货务去，所以又叫“买茶场”。
与农户一样，茶园户也有税赋。不同的只是，他们的税赋得折合成茶叶交纳。交过税赋的茶叶不准私卖，要全部卖给山场。山场除了压价收买，还要加耗，通常一百斤要加二十到三十五斤。不为别的，因为官家运输、储存、买卖过程中会有损耗。这已经是两层盘剥，但还不够。朝廷的茶钱是预先付的，先拿了钱当然得付利息。茶园户卖茶的时候，要连本带利全都折合成茶叶一下付清。而这利息钱，至少总要十分取二。经过这三道盘剥，茶园户再精，也只有喘气的份儿了。
商人买茶，得经过山场或榷货务，不得向茶园户私买。朝廷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专赚这差价钱，叫做“息钱”或“净利钱”。此外，任何人要买茶，不管天南地北，得上京城的总榷货务去交钱。总榷货务得了钱，根据商人自己的要求，开出茶引——兼作提货单的证明文引，让商人自己带着到相应的榷货务或山场去提货。这样，朝廷就将所有的卖茶收入，全部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了。自然，又是一个强本弱枝的好办法。商人提了货，就可以四下贩运了。
这种榷卖制度，利弊一眼就可以看得清清爽爽：总是茶园户吃亏，小商人吃亏，朝廷与大商人得利。大商人之所以得利，是因为朝廷专卖，实际上也就是大商人专卖。表面看来，人人机会均等，只要你有钱，谁都可以来上一手。可天南海北要到京城去交钱，再天南海北到产茶地去领茶、运茶，不是特有钱有势的大商人，谁能玩得转！而所有的弊病，也都是打这儿生出来的。
为了从朝廷与大商人手里分一点儿残羹剩饭，茶园户与小商小贩只有背着官府私下买卖。要私下买卖，按质论价，没有好茶是不行的。那么，整个榷卖市场，自然会被这私买私卖搅得一塌糊涂。朝廷要维护榷卖的利益、维护大商人的利益，自然只有加大打击私买私卖的力度。于是，猫捉老鼠的惨剧，也就只能愈演愈烈了。私买私卖的一方，有时被逼急了，往往不得不来一出武装贩私的闹剧。而朝廷对于他们，自然也还是老办法：杀无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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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三十七回（2）
如果光是这样，虽然冲突激烈，倒也还能勉强循环运转。到边疆吃紧，战事蜂起，“入中”的怪物一出现，连想这样玩也没法儿玩了。
士兵打仗守边，先要吃喝拉撒。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粮草哪儿来呢？平常的储备，只能供正常使用，紧急情况就无法应付了。先是与契丹人，后是与西夏人，都闹得不可开交，原先有些储备，也早瓢光碗光了。没有办法，只好鼓励全国子民，无论官宦百姓，将粮草运往陕西、河北一线，就是所谓“入中”了。这做买卖，从来谁急谁吃亏，就是朝廷与子民做生意，也同样如此。边防粮草既要得多、要得急，只好提价以求。加上有些边官，为了多得早得粮草，更以高价吸引卖者，有的则又与卖的人互相勾结，有意抬价，那粮草的价钱，竟像天风一样飙升了。较之市价，一斗粮要加六十五钱，马料一斗要加四十五钱，偏远军州一斗粟甚至有加到一千钱的。要知道，一千钱差不多可以买一亩肥田了！有这样的好事，只要自己有，谁不愿意将粮草往边塞上送！可他们忘了一样，边塞上收到粮草并没有现钱交割，只能开出一种有价证券——交引，他们得拿着这种有价的白纸条到京城去兑现。既非现钱交易，再多的甜头也只能是虚的了。
边塞州军开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