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思想，定格在二帝三王的极治之中了。而一旦将视线转到现在，巨大的反差就不能不叫他喟然长叹了。
说起来，皇上大体也能算上一个仁义之君！除了应有的排场，他大体是节俭的；偶然的荒唐，与嗜好声色犬马到底不同，也能算得上勤政爱民。说到左右臣子，似乎也没有什么大奸大恶的坏人？可一说到国家的治理，怎么就那么令人丧气？内，社稷难安；外，怵于夷敌；财力穷困，风俗衰败。凡有识之士，没有一个不为国家的前景忧心忡忡。连皇上本人也清清楚楚，总想有所变革。要不是上下都觉着问题严重，非变革不可，又哪里来的庆历新政呢？
说到庆历新政，更叫人气短了。本来就没有什么建树，很快又让人全扳回去了。像是蛊虫致病，一剂药拿不倒它，它更不怕打击了，整个社会，从此也更一发不可收拾。要走出失败的阴影，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就更大了。
可要想社会复兴，这个阴影又非走出去不可。出路，究竟何在呢？
二帝三王的极治既是高不可攀的典范，那么，出路是否在于恢复先王的典范政治了？而要想恢复过去，唯一的捷径，当然是使用先王曾经行之有效的法度。先王的法度好比路标，沿着它的指引，要通向大治，不过举手之劳的事情而已。
以先王的法度衡量一下现在，不能不叫人扼腕。法律法规多如牛毛，密如蛛网，可没有一件合于先王之道。那么，再多不也等于零吗？孟子说：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说得实在太好了，简直就像是直接针对时弊说的！
大宋遗事 第三十九回（2）
自然，法先王之道也不能拘泥。二帝三王到现在少说也有一两千年了，沧海桑田，世事更迭，还抓住旧条文不放，傻瓜也知道不行。那是谁说的？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愚者制矣；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矣。是商鞅。王霸思想虽然要不得，可他强调法要因时而变，还是对的。逢源梦中托诗，说“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也应该包括这儿。但二帝三王，乃至后代的治世之君，尽管时势不同，实施的方略法规有异，开创的局面也五彩纷呈，可他们求治国家的大意，及其实施措置的本末先后，还是大致相同的。一面要法先王之道，一面又要变法维新，两者怎么契合？这就是它们的契合点。也就是当年与子固讨论时自己说过的：以道为本，以法为枝；法先王之意，求变合于时宜，变后又是不变，以不变应万变。
是的，法先王之意，在先王之意的前提下措置变法，这就是结论。
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因为所作所为处处合于先王之意，普天下的人都能接受，不至于大惊小怪，也就不会人心惶惶，横生是非了。这样，就可以平静地完成变革，在不经意中复兴社会了。能于平静中绕过急流险滩，长风破浪，一往无前，这对一个处于变革中的社会，实在太重要，太宝贵了！想到社会能因此而避免一场通常无法避免的剧烈振荡，平稳安详地发展，走向大治，安石竟有些不能自已，真想放歌一番了。
可一想到孟子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安石立马又禁不住有些黯然了。
是啊，法再好，总得要人执行呵！可叫谁呢？从县到州，到一路，到京城，自己所见的官吏，知道轻重缓急、能认真推行朝廷的政令法律、使老百姓修业理事的人，真是太少了；而无才无德、因循苟且、贪赃枉法的，却数不胜数。要这样的官吏去推行新法，岂不是痴人说梦！草野闾巷，自己也曾有意寻访过，除了少数例外，德才兼备的人也难得一见。人才饥荒，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那么，自己又不得不面临一个新的怪圈了：变法需要新人来推行，而眼下的现实却无法涵养新人，新的现实只能仰仗变法来建设。
这是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怪圈：鸡是蛋孵的，而生蛋的又是鸡；没有好鸡，就没有好蛋；而没有好蛋，又哪儿来的好鸡！上哪儿才能找到钥匙，破解这谁也扯不清的生命轮回呢！悲观的人，大抵只能望而却步了，安石目下还不是这种人。阅历与学识涵养了他的性情，暂时也还没有挫折让他一蹶不振，无论生命、仕途都还处于上升时期，他还有韧性，还有耐心，虽不免黯然，却仍寄希望于将来：只要不操之过急，先着力于陶冶人才，到人才济济、且各安其位之后，再根据时势是否许可，人情是否容纳，审时度势，着量大小，实施变法，趋合先王之意，就能真正无往而不胜了。
那么，当务之急该是陶冶人才了？周文王就是靠陶冶培养了大批人才，又让文武之才各得其所，各尽所能，治无废事，才终于征则服，守则治，为武王伐纣，取代殷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说到陶冶人才，不外乎教育、恩养、贡取、任官等四个方面。这四样东西哪儿没有？只要是个国家，有个政府，就缺不了这四样；缺了一样，国家也就不成其为国家，政府也就不成其为政府了。当今天下，这四样缺了哪一件？一件也不缺。既不缺，怎么就出不了人才？关键在于不到位，没有一件符合先王之道。
先看教育。
古代，从国家到乡下都有学校，学校教官的遴选非常严格，不是是个人就能当教官；而且，朝廷的礼乐刑政等事，也无不都出之于学校。这且不说，最重要的是学以致用，对治理国家没用的东西，教官不教，学生不学。如今呢？州县倒是也有学校，可那是什么学校？不过徒有四壁而已。除了京城太学有教官，州县学校连教官也没有。太学教官的遴选，也极不严格。至于礼乐刑政等等，根本已与学校没有关系；学习的人，也从来不将它们当做自己分内要学的东西。学校教的，不过讲说章句而已，近来又增加了一些应试课程。它们顶多也就是些记诵之学，学得再精，对如何治理国家也毫无用处。要他们这些人从政，自然一无所知，犹如盲人瞎马，不坏事才怪！这样的教学，不但不能培育人才，相反，只会戕害损坏人才。资质再好，也会被那些没用的东西拖垮了、压坏了呀！这样的教育，有，倒不如没有好。
更有一件怪事。在古代，学生学习亦文亦武，没有光学文不学武的。学生出来能文能武，出将入相就没有不行的。所以，那时不仅文臣是士大夫当的，就是边疆宿卫的武将，也无不都是读书人在做。如今呢，都将文武截然分开，从不当做一码儿事。而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对武事不屑一顾，认为那只是行伍兵卒的事。结果，对国家最重要的边疆宿卫诸事，倒全让一些奸猾无赖之徒去打点了。照这样，要想边境安宁，宿卫无虞，怎么成呢？
再看恩养。
古代养士，着重三件：一是重禄厚财，二是礼教约束，三是法律制裁。三者缺一，就是恩养不全。
所以重禄厚财，原是基于人性之上。人要是没钱，就会贪得无厌，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去捞钱。正是基于对人性的这种认识，先王才制定了爵禄制度。平民当官，收入至少不低于他的农耕所得。官越大，薪俸也越往上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当官的知道廉耻，远离贪鄙。这只是最基本的待遇。为了让他们满意，更好地做官，还要推恩于他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让他们面对亲朋故旧了无遗憾，就是死后也了无牵挂。
大宋遗事 第三十九回（3）
礼教约束，也同样从人性来。人有了钱，要是没有礼教约束，就会奢侈放荡，无所不至。有了礼节的限制，生养死葬、吃喝穿戴等处处照着身份来，就不至于没有节制，弄得上下颠倒，除了纵情享受，什么秩序都没了。没有秩序，只有横流的人欲，这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了。
法律制裁，是礼制教育的补充。在古代，不接受先王教育，就会被终身遗弃；违背礼制的约束，为所欲为，就要被流放或砍头。《礼记？王制》说：“变衣服者，其君流。”《尚书？酒诰》规定，如果有人集中在一起酗酒，要统统抓起来杀掉。不守规矩乱穿衣服，几个人凑在一处喝酒，有罪，也都很小，可流放、杀头的处罚，却大得吓人。之所以小罪重罚，而且先王们执行起来一点儿都不犹豫，就是因为，不这样就不能让普天下统一风俗，一心向善，趋于大治。因为君上有仁民爱物之心，又以身作则，身边的显贵亲信自然会仿效他的榜样而严格要求自己；有一个胆敢以身试法，首先就得拿他开刀。君上至诚爱人，亲贵们知道避恶行善，影响所及，大家的行为都合乎礼制法度，普天下也就没有什么要处罚的人了。这就是以法止罪，罚重罪止。法律制裁，所以在教育、礼制之外成为一种恩养手段，也正为此。
古代取士，实行推荐制，用的人全由地方当局或学校推荐上来。上面接到推荐，要进行审核考察。先考察其才德言行，再试之以事，确实不错的，最后才按照他们的德才大小，分配相应的官职。当年尧帝用舜帝，也不过如此而已。国家那么大，需要成千上万个官员，君主当然不能一一考察，也没有这个必要。他只要选好身边的几个重臣，再由他们像扇面一样层层下选，普天下的官吏也就都能德才兼备，各安其位了。
人不同，德才的高下厚薄也不尽相同，所任也就有个适合不适合的问题。古代讲究的是知人善任，让当官的只干适合他们干的事情。这里包括两点：一是官位要与德才相称，德高才大的当大官，德薄才小的做佐吏；二是专任，懂农业的做后稷，懂工业的当共工，不搞拉郎配。分配适当之后，还要让他们久于其任，不是干几天就又调他去干别的。久任再配上对于官吏任职的考核奖惩，好处显而易见。一是，上下都能熟悉业务，安于业已造成的各种关系，做起事来就能顺畅，不至于疙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