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遗事- 第127部分

　　安石说的三个皇帝，司马炎在位二十七年，死后不久宗室就造反，有了“八王之乱”，西晋王朝从此一蹶不振；萧衍执政四十八年，还在台上就有了侯景之乱，子孙争位，梁朝很快就完了；李隆基当了四十六年皇帝，弄了个安史之乱，躲到四川，连个宠幸的妃子杨玉环都没保住，生生被兵将们在马嵬坡勒死了，大唐朝也从此盛极而衰。史实确凿，血肉横飞，惊心动魄。整篇奏折，理更清楚，话更痛切，可照旧石沉大海，连个水泡儿也没溅起！
　　怎么会一点儿反响也没有呢？安石指陈时弊的话，什么朝廷没得贤才，政事不合法度，官乱于上，等等，不是说得相当刺激吗？刺激不假，可都是泛指，朝廷大佬犯不着对号入座，找他理论。要是这种泛泛而论的话他们都要认真计较，他们那位子就一天也坐不住了。这既犯不着理论，因循了几十年的大政方针，更不是一招一式所能触动的了！安石的上书要不再次石沉大海，还能怎样呢？
　　下面一件事，就没那么简单了。
　　宋承唐制，皇帝的诏令文书等都是由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执掌的。翰林学士专管免罪的赦书、降恩的德音、分封皇亲等的册文、发布大事（诸如大政方针、大赏罚、大除授等）的制书与制诰等；中书舍人，则一般只管朝廷百官的封拜事宜。前者称为“内制”，后者称为“外制”。不是翰林学士的知制诰，通常就是中书舍人。安石还不是翰林学士，自然只能主管有关百官封拜的文字。虽不过是皇上的高级文秘，但身为近臣，也有顾问参谋的权利与义务，至少不完全是个文字机器。朝廷的旨意清楚不清楚，正确不正确，知制诰至少可以问一问，抑或略作改动；实在荒谬，还可以封还词头，拒绝草诏。这种不成文的习惯权利与义务，实际上是预设的一道防线，虽然极其脆弱，至少可以多少起一点制约校正作用。朝廷与任官者本人，往往都心照不宣，各自守护着各自的疆域，既不剥夺，也不僭越，都遵守规则，这游戏才能正常进行哪！
　　可有一天，中书突然传来一个诏令，说是从今往后，中书舍人只能奉命行事，照章转录，再不准申请改动任何文字。几个中书舍人一接到敕命，当时就炸锅了。因为激愤，说什么的都有，可临到要上书较劲，谁都不伸头了。中书现在是韩琦为首相，也只有他才有胆识魄力，敢破坏习惯，另搞一套。要较劲，就是直接与他对着干。这，不仔细掂量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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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四十四回（2）
安石没有说话，却直接上书皇上。
　　第一本不行，又上了一本。
　　话也直截了当，决不转弯抹角：这是执政大臣要为自己为所欲为大开方便之门。否则，决不会这样立法。
　　对于朝廷的充耳不闻，安石也动了真脾气，一条一条认真清算起来。不外乎三种可能：一是，皇上以为朝廷的敕命正确，不必改；二是，知道不对，但条例为执政大臣所建，不好改；第三，皇上未置可否，执政大臣坚持己见，不肯改。这三条，无论哪一条都不能成立。考察历代与本朝典籍，从来没有治世政治，像这样闭塞近臣言路，害怕他们发言的！知道不对，仅仅因为事出执政大臣就不改，是泯灭义理是非，一味顺从大臣。皇上没有意见，而听任执政大臣为所欲为，是人主失权，政出私门。不是全无道理，大家又何至于一再喋喋不休呢！
　　顺着这条思路，安石渐渐又推广开去，公开说出他一向挥之不去的隐忧。近几年来，皇上将天下大事全都交给七八个大臣，举国上下也都以为从此可以积弊尽除，臻于大治，事实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一帮大臣，有强有弱。弱者，只知道持禄保位，讨好谏官、御史，做梦也不敢得罪他们，为陛下守法办事；强者则又太强，完全颠倒过来。他们挟圣旨造法令，不管义理是非，为所欲为，天下就没他们不敢干的事情，而谏官、御史看到他们，则像老鼠见猫，连大气也不敢透，哪里还敢说三道四！对这两种人，皇上都是不管不问，放手让他们各行其道。照这样下去，时间一长，不出乱子反倒怪了。从来致乱，并不都因为君臣大奸大恶。只要没有至诚恻怛的求治之心，不能审择利害，早辨是非，不改小过，不为小善，喜谀拒谏，最后都会积小错而成大恶，失尽民心，酿成大乱。酿乱于不知不觉之中，这才是最可怕的。
　　话说到这里，已经没有退路。安石最后提出两种选择：要么收回成命，仍旧维持游戏规则，保留中书舍人的那么一点可怜的权力；否则，自己谤讪朝政，罪责难逃，应当严加贬斥。究竟如何，专等朝廷定夺。
　　安石既然一扫帚扫倒了所有的中枢大臣，连曾公亮、欧阳修他们也在劫难逃，中枢震动，是不是保留中书舍人的些许权力，已经不重要了。
　　两个首席大臣富弼、韩琦，首当其冲。而且，只要稍微了解一点朝政的人，谁都看得清清楚楚：安石所谓弱者，指的正是富弼；而那强者，即是韩琦。
　　当年庞籍，不就曾指责富弼除了做好好先生以市私恩，别的什么都不做吗？有个汪辅之参加制科考试，被御史攻了一下，什么也没捞着，更直截了当，写信骂他身为宰相，只知道奉行台谏的风旨，天下还能有什么指望！可既是弱者，不愿多事，即使胸里不痛快，大半也就忍了，不过苦苦一笑而已。富弼心里多了一种认识，第一次知道王安石还有这么金刚怒目的一面，认起真来，丝毫不留情面，自然也是一种收获。
　　韩琦就不一样了。他一向是个敢作敢当的人，没做之前，早就准备有人骂他了。只是，这话由自己一向颇为看好的王介甫说出来，他多少有些吃惊，不由得又想起第一次看见介甫的直觉印象，更觉着一种逼人的压抑。但很快就摇头一笑，从压抑中摆脱出来了：“说得容易！软又嫌弱，硬又嫌强？到你上了台，再做着看吧！”
　　曾公亮也是看好安石的人之一，他是个温厚长者。骂到自己头上虽然叫他难堪，却心悦诚服。“不能不承认人家介甫骂得对！光靠我们，要想大治，移风易俗，真是不行哪！”他对欧阳修说。
　　欧阳修比他更激烈：“不错。不是介甫，再没有第二个人能这样骂到点子上，能有这样的气魄胆识一脚踏倒所有的中枢大臣！要真正刷新政治，怕也只有介甫了！”
　　曾巩前两年不是已经中了进士吗？做过一任外官之后，已回到京城在史馆任职，与安石朝夕相处。他更多的则是担心，埋怨介甫说：“你这事做得太孟浪！是非且不论，目下几个中枢大臣对你我可都有知遇之恩，怎么能不管不顾，指着鼻子骂他们呢！你就一点不怕得罪他们？”
　　安石没说话，只大睁双眼望着子固。
　　子固被他望得莫名其妙：“难道我说的有什么不对？”
　　安石反问道：“你我做事从来只问是非曲直，什么时候变成先不论是非了？说到先后，难道不该先公后私，先国家后人情？你说说，我的话究竟哪儿不对？”
　　子固的脸尽管有些发红，但他们两人之间是不计形迹的，仍然辩道：“我没说你话不对，只是担心你过于直白，得罪人！”
　　安石轻松一笑：“这你不用担心。我说的是为国为民的大实话，他们会理解的，不会怪罪。要是有人真不理解，怪罪我，他大体就是居心不正。要真居心不正，你我迟早总要开罪他的，倒不必争这早晚。”
　　根本不怕疙瘩，想没想到疙瘩就一点也不重要了。既是这么着，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子固只好摇头干笑了：“介甫，我真服了你了！”
　　司马光一向是忠于职守的，卖什么吆喝什么。早先做礼官，总要上书谈礼；到知了谏院，是个名副其实的言官，如何能不找些事情说道说道呢？
　　言谏官虽然什么都能说，但也不能没有选择乱说一气！说什么好呢？这可是个问题。
　　

大宋遗事　第四十四回（3）
细想起来，事情不外大远小近两端。大的远的，汪洋辽阔，却难切合实际，想着朝夕得利是不成的，透着迂；小的近的，得利是快，却又无关大局，琐细烦屑，总不能尽拿这样的鸡毛蒜皮来麻烦圣上，那叫烦琐！两者各有利弊，又完全对立。到底怎么好呢？
　　可怜君实，日思夜想，食不安，睡不眠，前后整整折腾了半个多月，总算定下心来：与其提些鸡毛蒜皮让圣上心烦，不如说些大而迂阔的事情叫皇上畅想：哪怕想通小小一点，也会比天大一片鸡毛或蒜皮有益得多！又过了几个月，他到底磨成几篇文章献给皇上了：一篇说君王之德；一篇说御臣之道；另一篇更大，名为《五规》，说的是五件事情。
　　据他看来，帝王都应该有三大道德，就是仁、明、武。仁是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明是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武是以道为准，决断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三者兼备，国治民安。缺一则衰，缺二则危，三者俱缺，就要国破家亡了。
　　御臣之道也是三条：一是任官，二是信赏，三是必罚。任官是要举贤任能，不止于论资排辈；有功加爵而不挪位，使他们久专其职。信赏，必罚，自然是指言必行，行必果，善必赏，恶必诛；还要循名责实，不搞虚招。
　　《五规》，由五篇文章组成。
　　一为《保业》，是说祖宗好不容易打来江山，作为子孙，一定要好好守护。君实下的是死工夫，熟悉历史，账也算得特清楚：自有文字记载到大宋，上下一千七百多年，而天下一统，拢共加起来，不过五百多年；就这五百多年还有各种小混乱，闹得人仰马翻，多得数也没法儿数。这账一出来，谁还敢托大，不好好儿护着祖宗留下的基业？
　　《保业》之后是《惜时》。阴阳更替，盛衰相承，祸乱相生，是天地之常。因此，当着国家隆盛，要好好珍惜。这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