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跑到柔仪殿，当着几位中书大臣的面，一定要交回赏赐：“陛下，如今已经不比当年了。为着赏赐臣子，不得不用非常手段来筹措资金，我们拿这钱心里不安！臣子尽忠，也不在乎有没有赏赐。没有，不照样尽忠报国吗？像这样以赏求忠，也不是朝廷应该礼遇臣下的道理！臣不但请求交回赏赐，还愿另外敬献一部分钱财，帮助丧葬山陵费用。请皇上一定恩准！”
皇上坐在那里只是个样子，哪里就能管事了？自然不置可否。不置可否不要紧，他将奏折递上去了。退下殿来，又鼓动了几个属下，一起带着朝廷给的赏赐及各人随意捐献的钱财，直接去了客省。所以要去客省，是因为只有客省才专管四方进献。没想到，客省的门吏连门也没让他们进：“皇上有诏，这不合乾兴先例，不予收纳。各位大人请回吧！”
司马光火了，质问他：“废话！我来问你，州县官员为了筹措赏赐，不惜鞭打黎民百姓，乾兴年间也有先例吗？”
门吏朝司马光深深一揖，十分委屈：“大人，小人只管传达命令，别的什么也不知道。您干吗跑来问我？”
司马光想想也是，关人家门吏什么事！转身就领着大家回去了。
这事自然不能就了！皇上不行，还得找太后说道说道。那话，上来就说得严重了：“国家多难，危如累卵，朝廷不斟酌时宜，损益变通，只知道一味遵循惯例！朝廷的赏赐，早就超过过去多少倍了。我们要进献一点东西聊表寸心，也是为朝廷排忧解难的意思，却又说是不合乾兴先例！州县官员为了筹款，到处鞭挞良民，难道也是乾兴先例？为什么又不吭一声了？这样干，就不怕老百姓骂我们贪得无厌？就不怕下级官僚、读书的秀才，与我们离心离德？这赏赐，说什么我都不能要！我还要恳请皇太后准我捐献些许钱财，略尽我的一点心意。”
要不是两府大臣已先禀过太后，他这一番话，太后无论如何是听不懂的。就这，也还是愣过一下以后，才明白过来。太后安慰他道：“司马大人一片赤诚，哀家与皇上都心领了。可朝廷举动，只能以一般人为尺度。普天下有几个人能像您司马大人这样顾全大局，尽替朝廷着想！就这，还怕赏赐不够，招人闲话呢！说到捐献，虽是你们一片心意，可朝廷从来没有这个规矩不说，要是接受了，就显着国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连大行皇帝的丧葬都得臣子捐献，传出去，不是有伤国体吗？再难，这脸怎么着也得撑下去。您说，是这道理不是？”
曹太后的这一番话，既有她自己的意思，也有两府大臣交代过的道理，要驳，也真还不容易。就说尺度问题吧，将那潜台词的意思挑明了，就是：作为大臣，处事得始终从大局着眼，从常人出发，去寻求可以为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稳妥办法，才成；决不能仅仅局限于一己的取舍去就。局限于一己，光洁或者可以光洁了，却难行天下。其人，或者可以成为狷介之士，要想成为治国能臣，就难了。两府大臣的原话，大体就是这么说的。只是曹太后没有挑明：或者是不愿说白了，要不就是根本挑不明白。不管怎么样吧，反正司马光不再坚持了：“太后既这么说，容臣再处置吧！”
怎么处置呢？他将赏赐的珍珠，做了谏院的公使钱；金钱，则给了自己的娘舅。反正自己没留一文钱，总算心安理得了。
太后的干练与明晰，倒叫司马君实隐隐觉着一种危险：女子无才便是德。平民如此，天潢贵胄也同样如此。垂帘的太后才智过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约束，是对皇权的最大威胁！他不敢再朝下想，只一门心思想着如何规劝太后了。
首先得让太后知道，垂帘，不过是万不得已的一时权宜，决不会长久，不必、也不应当作久远打算，一旦圣上龙体康复，就得还政下帘。当然，话不能说得这么直白，要委婉一些。只说太后自己也不愿垂帘，只愿皇上早日康复，退享清福，话就顺了。
其次，当然是要告诉她为政之本，防止她执掌权柄时出大娄子。这一方面，无须多说，无非是那些老熟套：安危之本，在于任人；治乱之机，在于赏罚。只要任人得当，赏罚分明，就一了百了了。
再有，就是请太后不要忘乎所以了。意思是这个意思，话却要倒过来说：只请太后循礼行事，处处谦抑自损。这样才能成全谦顺之美，扬名于千秋万代。有一个现成的反面教员，自然不能不用：那就是章献明肃刘皇后。她辅助仁宗虽有大功，但自奉太过，弄权使性，以致薨后负谤于天下，叫天下臣民为她深感惋惜。相信太后一定会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叫普天下人人称颂。至于什么人该信赖，什么人该回避，敬而远之，指名道姓，会有朋党之嫌，也让自己显摆，还是仍用前朝打比方吧！假如有人像真宗时的某某那样贤德，就该亲近；像某某那样不肖，就该唾弃。这不是哑谜吗？要的就是这股哑劲，好叫太后自己去琢磨、发现。
大宋遗事 第五十一回（3）
最后一条是妇德。女子出嫁而为妇人，就要礼分内外：以夫家为内，以娘家父母为外，不能颠倒内外。只有赵氏兴旺发达，才有曹氏的万代福泽。太后这样贤德，处理内外自然一定会非常得体了。
所有这些思想，都变成了奏章上的文字，上给太后了。太后读罢微微一笑，那无形的压力，却不由得又让她陡然清醒了二分。
说过太后，就轮到皇上了。
司马光既知道英宗病了，不能理事，当面没法儿说话，自然还是上的折子。先，还是将英宗如何仁孝贤德大大恭维一番，由此，再接到他荣登大宝，天下正拭目以待。为了不负天下所望，皇上应该怎么办？只能从第一步开始就多思多虑，兢兢业业。而为政之要，不过三条——这就说到他的老三宝了：一在用人，二在赏善，三在罚恶。三者俱得，天下如草偃风，可以不劳而成，无为而治；三者一失，则就会政乱国亡，分崩离析了。这道理圣上自然早已熟谙，无须多说的。
跟着，就是夸奖英宗孝顺太后、对公主妹妹们慈爱宽厚了。这是一种鼓励，让英宗记着善待先帝的亲骨肉。
最后，也是君实生平最讲究、最爱关注的事情，就是礼数了。
自古以来，人君嗣位，都只在一年以后才改元。君实特害怕英宗一接位就乱改年号，乱了礼数。请他千万等一年完了，再来改元。
还有，守孝三年原是古礼，上至天子，下到平民百姓，无不如此。只是到了汉朝，天子守丧才取了权宜之制，以天代月，守上二十七天就脱掉孝服完事了。圣上虽然可以只穿二十七天孝服，但送终追远之心，却不可以有片刻懈怠。至少，宫内的音乐、游宴、吉庆等事，还是要停它三年的。说归说，能不能做到，只好暂时不管了。
最后打的一针，是预防针。
根据《礼记》，过继的儿子，就是养父母的后代。养父母死后，继儿要像亲生儿子那样治丧守孝；而他对于亲生父母的礼数，倒应该降低一等。就是说，过继的宗法之亲，要远远高于原有的自然血亲。对于过继接承大统的皇上，这种区别尤其重要：他不能因为自己做了皇上，就追奉自己的亲生父母为先皇、先皇后，必须继续保持亲生父母原有的臣子身份。不这样，就是为小孝而失大礼。这种孝，是私孝，根本不能算孝。因为，那样会导致国有二主的非常局面，是最荒谬的犯义背礼，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孝呢？在汉代，正反两方面的教训都有，自然要拿来剖析一番。说到这里，司马光的眼睛又投向了臣下：害怕真有人不顾礼义，献媚邀赏，乱进谗言，误导皇上敬奉他父亲濮王允让做皇帝，那就坏了大事了！少不得又疾言厉色，将这些或者会有的臣下预先臭骂一顿，以正视听。万一将来真有此事，皇上就可以不为所动了。
不管怎么说，血亲之亲，怎么着也是割舍不掉的。幸而英宗还不知道计较，否则，肯定会不高兴。
仁宗皇帝晏驾，太庙——就是皇帝的家庙哪，多了一个位子，这祖宗牌位的排列就又成了问题。这也是头等大事，不能不讲究。根据《礼经》，太庙只能排七个祖宗牌位：始祖——就是最早一个祖宗哪，排在正中，两边各排三个，叫做三昭三穆。所谓三昭，就是二、四、六三代祖宗，排在左边；三穆，则是三、五、七三代祖宗，排在右边。太庙已经排定七个祖先，仁宗进来就得退下一个。都是祖宗，退谁呢？也不能让仁宗不进太庙呵！专管礼教的礼院官员拿出一种意见，司马光一拨人不尽同意；向东向西的都有。怎么办？争吧！争来争去，好歹折了中，才算没事了。
一帮太医虽然开了药，英宗却不大吃。怎么办？也得说道说道呵！这次说话的，是调京做了侍御史的吕诲。虽不过是劝英宗吃药，话却方方面面都说到了。有病就得吃药，不能心存侥幸，玩病拒药；要是医生不行，开的药不能吃，就该另请医生诊治，不能让他们玩忽职守，贻误病情。皇上龙体属于江山社稷，也为太后日夜牵挂，就是不为自己，仅仅为了江山社稷，为太后省心，皇上也要千万珍重，好好服药将息。可谓滴水不漏。再有能耐，劝医就药的折子，大概也只能写到这个份上了。
司马光们，也一直没忘了清算太医的罪责。本来嘛，医死了皇上的医生，不砍头问斩，已经皇恩浩荡了。当初留下宋安道不走，司马光就老大不满：那是赏罚不明呵，完全违反了他任人、赏善、罚恶三项基本治国原则。英宗的病，又久久不见起色，太医更罪上加罪了。大是大非，焉能不说？司马光连上几章，一定要朝廷严惩太医。只是英宗有病在身，太医们虽未见速效，可也并没越医越坏，谁敢担那个担子，将他们全部贬走，另请别人？眼前这几个，不论怎样，毕竟是公认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