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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谈的是为君之道，只在有所牵连时才偶尔涉及别的。受它的这一限制，安石自然不能畅所欲言。只有性命之学，才真正是所谓人的哲学，涉及所有的人，无论君臣，大人小人。不探讨这个问题，人的一切言行及由此而引发的种种活动，都不能得到合理的阐发，从而也就难以得到真正彻底的发挥了。任何一个关心人事的学派，从孔孟到荀子，到扬雄，到韩愈等等，没有不关心性命之学的。安石对性命之学的关注，同样由来已久。
还在他在舒州、常州、江东做地方官前后，安石就以通儒名扬全国了。欧阳修荐他，不也说他“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吗？这样的名声，哪里会是浪得的呢！它主要得力于安石几部著作的流传风行。一部是《易解》，专门阐释《易》经。尽管时有真知灼见，也为海内专家所广泛推崇，可他自己始终不满意，总觉得是一个青年人极不成熟的率性之作，宁愿当初没有写它才好。另一部，就是《淮南杂说》了。淮南是泛指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舒州、常州，乃至江东，无不都可以称作淮南；而杂说则既指文章所论不一，题材极为普遍宽泛，又指一事一议，点到为止，不作深论。这些文章，大抵都是在他当地方官时抽空写好，为好事者拿去刻印流传的。《淮南杂说》涉及的东西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性命之说。但他对这些文章并不完全满意，也还有一些新的想法需要诉诸笔墨。完成《洪范传》之后，他就集中精力从事修改与重新写作了。一部新的较为完整的性命之说，也就这样诞生了。
要建立新学说，首先必须廓清旧基地。孟子说人性善，荀子说人性恶，西汉扬雄说人性善恶相混，唐朝韩愈说人性有三品，韩愈的学生李翱则又认为性善而情不善。安石都不同意，但也不是一棍子打死。对于这些学说的有益成分，他也给予批判的改造，将其融入自己的新学说之中。他的新说，正是在这样的破立中诞生的。
他的出发点是孔子。
他写道：“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吾是以与孔子也。”孔子是那时谁也不能碰、谁也不敢碰的万世师表。这一立场先声夺人，先就能让自己立于无可摧折的不败之地。
当然，光有这一点是不够的，顶好也就拉大旗作虎皮而已。真正无懈可击，是从孔子出发，建构有理有据的完整学说。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立论，将性、情及其善恶，说说清楚。这一点不说清楚，已有的各家性情学说就扳不倒；立新，更谈不上了。安石的解决之道，是主张：性与情，既对立又统一；一切谬误与真知，都是因为对这种对立统一缺乏认识或有所认识而产生的。他之所以能纵横捭阖，左攻右伐，将各家学说役而为奴，创建新说，正是因为紧紧抓住了这个纲。
他说：“性情一也。”这是强调性情统一的一面。但“统一”不等于“同一”，性与情还有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他说：“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乐、好、恶、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性与情的对立统一，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曰：性情一也。”七情为性所本有，它们又是如何由内而外得到表现的呢？安石的解释是：“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于物而后动焉。”就是说，七情是在接触外部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这就使他又回到自己的出发点——孔圣人那儿了：性相近，习相远。人的先天本性大体都是一样的，只是因为后天的接触不同，才产生了不同的七情六欲，而堕入万劫不复的善善恶恶之中。
大宋遗事 第五十七回（4）
由这一点为根据，他驳谁都很方便。情生于性，有情然后才谈得上善恶，性是无所谓善恶的。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都是在这里失的足，将情当成性了。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并以这一点为根据，认定人性都是善的。实际上，恻隐之心只是一种感情——同情，并不就是性，它不能作为性善的根据。如果承认孟子是对的，那么可以问一下：怨毒之心，是不是人都没有？倘若也有，那么依他的逻辑，这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呢？荀子因为主张性恶，所以认为凡人做善事，都是一种伪装。我们可以将同样的问题，反过来问问他：是不是人都没有恻隐之心？倘若也有，怎么能说为善都是作假，人性都恶呢？他们之所以陷入混乱，不正是因为将情当成性了吗？
除了他们，各家的性情说，也无不都是在这里失足的。扬雄主张人性善恶相混，虽然折中，可前提就是以情为性，然后才妄谈善恶的。韩愈说，性为人生而即有，情是接于外物而生，大抵不错。可他分性为上、中、下三品，其内容则为仁、礼、信、义、智等，就又是颠倒性、情了。仁、礼、信、义、智根本就不是性，不过属于习或情的范畴。而且，它们都是善的，韩愈以它们的多少有无，来判定人性的善恶高下，本身也很成问题。说到李翱，善性恶情，本身就是因为不了解性情的对立统一而导致的误解。他想废情存性，更要不得。圣贤小人，人人都有情。废了情，也就没有性了。而且，要说没有感情才最好，那么，树木石头该是最高尚的了？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他根本不知道，这性与情的关系，就好比弓与箭，谁也离不了谁。所谓善恶，不过像箭有没有射中靶心而已。
性、命从来是相连带的，说性的人大体会说命，知道性的人也多半知道命。安石既考较了性情，怎么能不涉及命呢？他以较为求实的天人、性情说为基础，再来谈命，自然不会有任何神秘的玄学或神学色彩。他是将命与守道、行礼一起看的：能守道、行礼，就是有命。反之，背离大道，放弃礼仪，而去投合世俗，要想不陷于穷命，是绝对不可能的。显然，在他那里，命运是掌握在人自己手里的：命运好坏，全在自家的修为。而且，命运的好坏，与是否富贵，也不是一码儿事。
有个号称天下第一的算命先生孙筮，不信说服不了安石，自己找上门来：“大人，不才孙筮，以阴阳八卦为生，专知人的祸福休咎。虽不能说每言必中，大江南北，倒也不无虚名。久慕大人才高德馨，特意登门献上一卦，还请大人赏脸。”
安石微微一笑：“谢谢先生，可我从来不打卦占卜。”
孙筮一惊：天下还有这样的人？不过，他毕竟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单是王侯将相，见的就不下几十个。其中也有一种人，先也大言皇皇，后来还就数他们信得真。想到这里，孙筮也笑了：“大人上过江湖骗子的当？不才可不是那种人！”
安石摇摇头：“我从来没有打卦问卜，怎么会上当？”
孙筮这才问道：“那大人一定是有说法了？不才斗胆，能不能请大人指教一二呢？”
安石笑道：“指教不敢！咱们切磋切磋，倒是应该的。不错，富贵贫贱，是由天决定的。但贤与不肖，却全在我自己的行为。做好事就是贤，做坏事就是不肖，我自己心里最清楚。既能了解自己的行为，对天的决定，我怎么突然会完全懵懵懂懂呢？我假如贤德有才，高官厚禄是应该的；假如卑鄙无耻，则活该贫贱。不肖却侥幸享受荣华富贵，是一种过错，心里也会不安，受之有愧呵！清清楚楚，哪儿来的懵懂？何况，祸福贵贱，身为君子，早已置之度外了。他既有操守，也有权变。居必仁，行必义，他决不会因为贪图福乐富贵而背叛仁义；而为了仁义，他也不屑于去铤而走险，自蹈死地。以他的智慧，他总能逢凶化吉。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孔子被匡人围困在匡城，都很危险，可他们禀道而行，不都平安脱险了吗？既这样，还用得着打卦问卜吗？”
能专吃卜筮的饭，且吃出了名堂，孙筮自然也有两把刷子。听了安石的辩词，当即又笑吟吟地问道：“大人说的都是至理名言，不才深受教育，可也还有不明白的地方。虽说富贵贫贱是由天定的，可社会上也有这种情况：贤德的人穷得叮当响，而卑鄙无耻的小人偏偏大富大贵，福寿康宁。这该怎么解释呢？这种不公平，难道也是由天决定的吗？”
“不。这种事虽然屡见不鲜，却不是由天所为，只是人不能与天相合罢了。”安石断然否定说：“老天生下人，原是要以贤治不贤。所以，贤者贵，而不贤者贱，乃是天道。只是人的行为，因为各种原因，常常不能与天道相合，这才导致了两者的巨大反差与对立。尧舜的时候，天人之道相合，用贤罚不肖，贤人高贵，不肖者卑贱；夏杰、商纣王，天人之道完全相悖，坏人当道，贤人受罪。魏晋而下，或合或不合，贤者与不贤者的位置，也就或正或不正了。”
“以您这么说，人该怎么自处呢？”孙筮不失时机地补上一句。
“简单喽！”安石说，“既然天命一定，是人自己不能时时合于天命，您就该修身待命，守道任时呀！到时候，祸福贵贱一定会不请自来，挡也挡不住，哪里要您去打卦问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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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五十七回（5）
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哪！孙筮不说话了，匆匆行完礼，就那么走了。
除《淮南杂说》，安石也零星写了一些别的短文。所有这些，不啻是一部小小的社会历史百科全书，性命之外，举凡认识、为人处世、评品历史、礼乐王霸等等，无不都有所涉及；而且，也无不都有独到见解，让人拍案叫绝。
完成了这些，安石对于先王之意的阐发，大体就告一段落了；他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