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已经上了几次书，要求派侍从近臣到资善堂值班，晚上则住到崇文院去，随时准备皇上有事咨询垂问。因为朝廷根本没当回事，司马光都上书辞职要到京外任职了。既嫌上朝及奏本都说不完话，还要专门请求值班值宿，等着问话，他该是有无数意见要说的？赶紧召他垂询垂询吧！
“司马大人，朝廷积弊如山，你一定有许多好的意见，朕很想听听。请你一定直言不讳！”英宗诚恳地说。他一向谦抑，对任何臣子都不直呼其名，只以大人或官职相称，倒不只是对司马光才这样。
“是，陛下，微臣敢不畅所欲言！”司马光也诚惶诚恳地说，“微臣听说，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孔子说：‘孝，德之本也。’又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恭其亲而恭他人者，谓之悖礼。’要想治国，首先就得从孝亲开始。”下面就渐渐谈到英宗如何如何该孝顺太后了。
英宗一头火，又不好发作，只得硬着头皮叫他啰嗦完了，才打发他走了。望着他远去的背影，英宗不由得一声长叹：“人哪，上哪儿去找人哪！”
人才，一时成了英宗萦回不解的难题。他又将它抛给身边的大臣：“唐明皇也能算个中兴之主，早年平治内乱，励精图治，国运兴隆，可晚年却将国家搞得一塌糊涂！这是为什么？”
富弼答道：“全在用人。早年用人得当，所以国治政平，欣欣向荣。晚年用人不当，叫李林甫、杨国忠当道，国家也就乱了。皇上当国，从来用人第一，决不能叫奸臣当政！”
这也是普遍真理，没得说的。只是太普遍了，就没有任何针对性了。也许富弼心里是确有所指的，可他既不挑明，这哑谜怎么猜呢？英宗更关心的是用得着的人才，而不是一般的大话，自然又只能喟然长叹了。
朝中大臣既少有知情着意的，他只能将眼光投向原先在自己身边的那些人了。
英宗在濮王府时，周孟阳就是最亲信的人。他到皇宫，还是孟阳晓以利害，他才最终下的决心。英宗登基，身边的人都做了朝官，要见他们一趟，已不像在王府那么方便，先得给阁门打招呼，说准备叫谁谁引对，才有机会单独见面。英宗想起身边的那些老人，第一个自然就想到孟阳。
大宋遗事 第五十九回（2）
第一次是在延和殿见的他。王府旧臣，感情就是不一样。君臣之间谈起许多往事，就好像刚刚发生在昨天，都无限感慨，没谈多少正事，时间却过得飞快，内侍都来催着退朝，说已经很晚了。
因为动了怀旧的感情，英宗总想着这些老人。接见孟阳他们，也不在延和殿了，他嫌那儿过于正规，谈话也不大方便，改成了隆儒殿。这隆儒殿在迩英阁后面，掩映在翠竹之中，规模也特别小。大臣们拿身材矮小的学士开玩笑，总爱说某某某该做隆儒殿学士。由此，自然不难想见这隆儒殿是何等的小了！小是小，可皇上从来没在这儿接见过臣子。那么，能在这儿受到召见，该是一种少有的恩宠了？皇上本人未必这么想，可满朝文武，却大抵都是这么想的。势利社会，也是没办法的事。
英宗接见孟阳他们，多半是怀旧、聊天的时候多，顶多问问外面的时事，很少谈论大政方略。一来孟阳他们毕竟在王府待得久了，对全局性的大事总是隔着一层，本来难以通透；二来，他们毕竟只是文字顾问之臣，而且，当初配备的时候，因为不是皇太子，挑选的空间非常狭窄，他们自身的资质才情也不能不受到一定限制。处理文字及上下左右的关系等等，或许能够游刃有余，其余就往往捉襟见肘了。
尽管如此，英宗的频繁接见，还是引起了非议。司马光不是还在知谏院吗？他就率先奏道：“陛下，微臣曾经向您启奏过，治天下必须以公为先。满朝文武，德才兼备的不乏其人，可没听说您召见过谁，却一再召见您过去的一两个旧人，想来总是不大合适！陛下最好以先帝们为榜样，多多召见中枢或侍从近臣，垂问咨询，商讨国是！”
英宗心想，我也不是不问呵！连你在内，我垂询的还少吗？你们哪个出过一个好主意？不是言不及意，就是废话连篇，虚为应付，居然也好意思要我再找你们！可这话怎好当面说出来呢？他只皱着眉头说道：“朕何尝不想用人，也要有人可用呵！”
“陛下圣明。但天下从来不会缺人，只看陛下如何使用罢了。何况，朝廷还现放着这些德才之臣呢！”司马光又开始较劲了。
英宗懒得斗嘴，还有许多实事需要应付呢，只好推道：“爱卿说的有理，容朕再考虑考虑吧。”
说起实事，最迫切的一件，还是西夏。
自打谅祚接了元昊的位子，政策如故，与大宋就一天也没有消停过。仁宗薨逝，英宗登基，他也派了使者前来吊丧致贺，但跟着就带领二十万大军，大举进攻秦凤、泾原两路，掳掠杀人，不计其数。当然也有借口喽，说是派使者过来吊贺受了侮辱。吕诲、司马光也就当真上书朝廷，请求严惩接伴使者！这不是扯淡吗？谅祚不过乘乱试探虚实，捞些油水罢了，哪里是为什么受辱不受辱！
要说受辱，真正受辱的是大宋。二十万大军在兵境上横冲直闯，大宋愣是连个出头阻挡的人都没有，一任他们胡作非为。不过这倒也好：谅祚不知虚实，没敢深入大闹，小捞些油水也就撤兵了。能歪打正着也就罢了，大宋朝又不知道自重，愣是打肿脸充胖子，派使者带了诏书到西夏去问罪。打上门来你连气都不敢吭一声的主儿，要跑到人家门上骂街，人家能理你吗？谅祚根本就不接诏书！并且反咬一口，不再说受了侮辱，只说是边境宋将先挑的衅，他们不过自卫反击而已！
这下，脸实在丢大了！中枢大臣们尤其义愤填膺。欧阳修连上两本，请求积极备战，严惩西夏。韩琦的办法，是请朝廷在陕西一线增加义勇，以加强实力。这是比照唐朝的府兵制办法，积极训练老百姓，平时在家种地，战时则去当兵。河北、河东已经有这种义勇十几万人了，唯独陕西尚未施行，所以空间很大。士兵不是要刺脸吗？作为变通，韩琦建议对这部分义勇只刺手臂，以示区别。他还将自己与范仲淹在庆历期间专为陕西事情上的平战四策找出来，重新献给了英宗，供他选择。可司马光到陕西出了一趟差，看见那儿财政枯竭，连士兵的军饷都是临时张罗的，筹了这个月就得另筹下个月，仗根本没法儿打。他原是陕西人，也害怕设置义勇扰民，对不起乡亲。回来就上书，坚决反对开战与设置义勇。仗虽没打，可义勇到底还是弄起来了。
英宗百思不得其解，先问朝廷收支。亏得欧阳修细心，自打做了参知政事，将所有重要的材料都收编起来，做成一套《中书备对》，随时准备查询参考。一查，一年收入六成中竟有五成做了军费，比开国之初增加了不下三四倍，比仁宗手里，也丝毫不见减少。
英宗眉头拧成了疙瘩：“为什么军费增加了这么多？”
欧阳修回答：“主要是西边出事之后，要增加防守，扩军备战，所以军费持续攀升，居高不下。”
英宗说：“祖宗手里对他们就很宽容，宽得不能再宽了！可他们怎么还是这么拧，不但一点不感恩戴德，还处处挑衅生事？”
韩琦说：“国家宽容，是因为爱民，不愿生灵涂炭；也要让他们有机会怀德感化。他们生事，原是夷狄本性，不奇怪。”
英宗问：“那该怎么办呢？”
“微臣以为，通好只能是权宜之计，战守才是实务，才是根本。这我在庆历时拟的和战四策中都说了，陛下怕也看到了吧？目下在陕西一线设置义勇，也是加强战备的一部分。只要咱们自己有了实力，攻守在我，西夏也就不足为虑了。”韩琦破解说。
大宋遗事 第五十九回（3）
既还是老一套，多谈没有太大意思，话也就到此为止了。
就这么着，英宗真像突然掉进棉花阵，浑身解数无处发力！急得跳天，气得发疯，闷得要死，却一点儿办法没有，整个儿一个没脾气！一国之君而一筹莫展，他只好使出撒手锏——骂人了。
他要中书草拟了一份诏书，痛斥因循守旧、尸位素餐、玩忽职守。草稿上来，他还嫌骂得不力，又作了许多改动，加重了措词，这才发下去了。诏书写道：
朕观汉宣之治，综核名实，而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继统之业盛矣！朕蒙先帝遗烈，惧德不明，未烛厥理，乃夙兴以思，嘉与公卿大夫励精为治，而属天下承平日久，内外因循，惰职者众，未闻推利及民、尽心忧国者也！徒累积岁月以幸其进，又沽饰名誉以徼所知，其可道者，亦不过务在簿书期会之间，朕何望焉？夫忄佥嘿苟简者弗惩，则端良敏济者亡以劝，朕持赏罚之大公，固必将行之。《诗》不云乎，“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百执事其易虑孜孜，各修厥职，以称朕意！
汉宣帝刘询的唯一值得赞扬之处，确实只是“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八个大字。英宗要以他为榜样，自然无可厚非。可这八个字，说白了，就是要当官的做什么官负什么责，将严格按照他们的职责所在要求他们，有功必赏，有过必罚。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实际上非常困难：大宋官员早就刀枪不入了！庆历年间都动了真格儿的了，结果怎样？不还是不了了之！现在想凭一纸诏书改变一切，随你骂得再凶，再发狠威胁利诱，能有用吗？做梦去吧！
痛斥臣子的诏书没有丝毫作用。不久，倒是英宗不得不下诏自虐，大骂自己了。不仅发了大水，一丈五尺长的彗星——就是扫帚星喽，又出现在天空。天象既已示警，只能下诏自责，广开言路。这下，该臣子教训君王了。哪怕是君臣，骂人的也要挨骂，这也是一种天道往还哪！
京朝官们大抵借题发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