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唐代是君主放权，叫丞相遴选台谏官员，他们只对丞相负责，专门挑皇上的刺。据说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台谏官员做丞相的代言人，君臣之间就有了偌大一块缓冲地盘，不至于丞相与皇上直接开仗，双方都没有回旋余地，只能鱼死网破。怎么说呢？台谏官员挑了刺，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三说不中，丞相就辞职不干，让皇上另请高明了。假如没有台谏官员做代理，丞相就得亲自出面与皇上理论。要一言不合呢？只能自动滚蛋。可皇上毕竟要依靠丞相治理国家。这样一来，下面的戏还怎么唱？就是说，没有台谏官员做丞相的代理人，皇朝政治简直就没法儿运作了。可这也只是一面之词。而且，中晚唐大臣专权，生生弄垮了一个王朝，这是后来谁提都怕的。
大宋最忌讳的是臣权过重，最赏识的是臣僚互斗。臣僚一斗，不但无暇觊觎皇权，因为各图自保，还要多多仰仗皇权，皇上正好两头得利。到仁宗，尽管宽厚，还是毫不客气地将任免台谏官员的权柄完全收归己有了。他明确宣布：今后，丞相不得自己进用台谏官员，只能由专管台谏言官的御史中丞或知杂御史保荐人选，最后由朕钦定。他那话也说得特直白：“叫丞相自己选用台谏官员，他有过错，谁敢说他？”权是夺过来了，可中枢大臣与台谏官员的火并，也就从此永无消停了。他是常常奖励台谏官员的。庆历初年，他不就大大褒奖过欧阳修他们四个谏官吗？可他一来魄力不够，二来这样按葫芦也确实有玩不转的时候，怎么办呢？只好胡乱折中：攻人与被攻的各打二十大板，一起贬出去了事。在他治下，之所以频繁更换大臣与台谏官员，大抵就与此相关。
明白了这个传统，就不难理解此后的种种施为与变化了。那么，神宗的了悟与任命乐道主管台谏事务，大抵也该是对这个传统的认同与复归了？
乐道在仁宗、英宗二朝已经任官多年，对大宋的这一传统当然不会一无所知；身为神宗极端信任的股肱近臣，他要以皇权为第一生命，想神宗所之想，急神宗之所急，也无须多说。正是因为有这两个前提，他一接任开始考虑御史台的人员组建，就将眼光盯向那几个因濮议而被贬出的旧人。
皇上考虑濮议，不只是要纠正是非，更想扩大团结范围吧？这对于新接位的皇上，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因濮议贬出的旧人回归台谏，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不管怎么样，对于中枢大臣，可以保持一种高压态势。这对于皇上，不啻是一种特殊保护：他毕竟刚刚接位，太年轻了。臣下权重威高，无论如何总是一种威胁。
他的折子刚一递上去，中枢大臣们果然立马就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可还没等他们有所表示，神宗自己先就将它否决了。
他对乐道说：“爱卿的意思朕很明白，该是想着替朕纠正濮议的偏颇，理顺朝野关系。可朕有顾虑，所以迟迟没有提出这件事。”
乐道没想到这一层，只好问道：“陛下顾虑什么？”
“召回这些人固然好，可那不是公开张扬先帝的不是了吗？为显示自己清明而张扬先人的失误，普通老百姓怕都不忍心做，朕为一国之君，怎么好做呢？”神宗坦白地说。
乐道恍然大悟，连忙道歉：“微臣考虑不周，请陛下恕罪！”
神宗拦住他：“哎，咱们不是在商议吗，何罪之有？咱们君臣，不用那么嫌忌！”
乐道考虑，只能另外选拔合适人才了。
可他很快就发现，满朝文武，要挑几个合适的台谏官员，还真不容易！有资格的不合适，而合适的又不够资格！想真正组建一个合适的御史台，只能不拘一格，广泛挑选人才了。他又赶着上了一本，请求适当降低任职资序，只要有三任以上知县资格，就可以选来做御史里行。中书与皇上都没再犹豫，全同意了。乐道与中枢大臣的一场正面冲突，总算暂时避免了。
大宋遗事 第六十二回（2）
但旧臣新君的矛盾，除非新君根本离不开旧臣保驾，通常总是不可调和的。这种矛盾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在一句老话中得到体认。这句老话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是说，换了天子，朝臣也该跟着换，朝廷上下应该是清一色的新面孔。这话可不是浑说的，它是数千年政治生活经验的经典概括，不知道牺牲了多少血肉之躯，才凝聚成这么一句七字真言！旧臣新君的矛盾既连触都没触一下，更谈不上解决，要完全避免冲突，当然不可能。冲突不过被延期而已，迟早总还是要爆发的。
要是权臣主动放弃权力呢？那当然不一样了。这样的机会原来也是有的，可惜韩琦没能及时把握，错过去了。
像任何有机体一样，政治生活，不是也有个适者生存的问题吗？新君旧臣的惨烈冲突，终于使双方渐渐磨合了一套游戏规则。遵守这些规则，大家都可以体面下台，不至于非要提头沥血，双双偕亡，连政治生活本身也随之中途夭折。首席大臣做逝君的山陵使，为逝君营造陵墓，逝君既葬，首相也自动结束其在朝堂的政治生命，辞职远避，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游戏规则。通常的程序是：首相请辞，新君照准。大家心照不宣，配合默契，一般不会有别的曲折。双方顶多多虚晃那么一两遭，也就结了。首相也有恋栈、假辞的，那也没关系，等着台谏官员来撵你就是了。白受一场羞辱，最后还是得走。权力的和平交接，不仅避免了腥风血雨，使双方都能体面下台，别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它为新君的自由组阁与大刀阔斧的政治运作，提供了广袤的空间。当然，这也仍然只是专制政体的一种自我调节模式，那用处也同样极为有限。其实际结果的好坏善恶，缺乏有效保障，完全要看新君及其智囊亲信等是怎样的一批人。其人不善，有百害而无一利，只能更进一步将国家朝政拖向深渊；其人英明，国家百姓才可以走上坦途，富强安康。
明白了这一层，就不难明白，从来山陵使一般只能一任，决不会再任。当然，翻遍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连着死两个皇上，而首席大臣前后又始终是一个人，这样的事，几乎绝无仅有。即便是有，那首相想来也不至于发昏恋栈，自讨霉倒？一任山陵完毕，还是会辞职远遁的。
且看大宋朝，真宗驾崩的时候，先是首相丁谓做山陵使。因为挪了穴位，叫墓道进水，被罢了官，改由次相冯拯冯道济做了山陵使。真宗归葬，他就请了病假，一连上了五本奏折，请求解除执政，改派京外职务。理由主要只有一条：根据惯例，山陵使事毕，理当辞退。垂帘的太后与不过十二三岁的仁宗，那么需要人扶持，还是同意让他改判河南府去了。到垂帘听政十二年的刘太后自己晏驾，山陵使是吕夷简。事毕，他虽装傻不辞，不过多待了几天，最后不还是被撵去判澶州了吗？
韩琦刚三十岁就当了方面大员，以后绝大部分时间又一直都在朝廷做中枢重臣，对这些自然了如指掌。仁宗葬了，山陵完事，韩琦也引证故事，请求解除相务，让他到外地去做个守土治民的官儿。可英宗那时正仰仗他，不肯放，也不明着拒绝，只是将准辞的时间一再往后挪。韩琦连上了好几章，还是不行。到冬天，他干脆称病，请假在家里不上班了。除了故事要循，调和梅盐既辛苦又吃力不讨好，还有朝廷上下其他磕磕碰碰的关系，他想一走了之，倒也未必就是虚情。可他权高位重，原本又是个强梁的人，心里有气，那表章里的措辞就难免带些锋芒了。像什么“自谓孤忠之可立，岂知直道之难行”等话语，都出来了。英宗或者还没有什么，吕诲他们这些御史可就骂开了，说他放着艰难国事不管，不是恃功要君，就是处处只顾自己，考虑自己固然特周到，说到忠心，可就根本谈不上了。这不是辞职又辞出不是来了吗？加上英宗也确实离不了他，根本不叫他走，他也就不走了。
从根本上说，他不是那种屈己就人的人；长期权高位重的优越处境，压根儿也没叫他这样做。即便他也不是完全想不到韬光养晦，或示人以宽柔容忍，但要真正做到，却不那么容易。顶多偶一为之，眨眼就又依然故我了。尤其是权力之争，他更丝毫不让。那似乎已经成为他的本能，连装假也装不成了。既决定不走，他很快也就拉下脸来，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了。整个英宗一朝及神宗接位，他能做出那么多叫常人咋舌的事情，主要也就因为这个。
当然也有人劝他：“您做的虽然都是好事，可万一有个好歹，您不但自己会身首异处，整个一家怕都要保不住！您得三思呵！”
他一扬脖子：“您这是什么话？做臣子的效忠皇上，应该生死相许。至于成败，那是老天爷的事情，用不着考虑。怎么能因为害怕失败，就无所作为呢！”
这话或许有些夸张，可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子。要不是多少存着这个念头，反复之间就会家破人亡的事，他做起来怎么好像一点儿也不犹豫呢？
到英宗晏驾，韩琦又做了山陵使。或许因为太顺，两朝顾命大臣保驾功劳太大，以致让他失去了自我感觉，这一次，他压根儿就忘了自己是谁了，居然根本没想到，从来还没有第二个人做过两任山陵使！再任以后的辞职外调，当然更想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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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六十二回（3）
但这一次，形势已完全不同于上一次了。
原来敬重他识量英伟、老成持重，将他当作国家朝廷稳定象征的人，因为濮议，已经与他分道扬镳。一旦分道扬镳，那看法也彻底翻了个儿：识量英伟变成老奸巨猾，老成持重变成专权跋扈，稳定象征则成了迟缓滞惰。加上韩琦对待他们严厉无情，他们自然也要以牙还牙，将他视为寇仇。而他们这些人，一直以清流自居，在朝野内外是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