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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韩琦为核心，中书几个大臣倒是比较团结的。不仅很少窝里斗，彼此之间还多少有些相互敬重。
曾公亮佩服他的敢于任事；他呢，也推崇公亮的稳妥与熟谙政事。
欧阳修敬重他的德量气魄，曾公开承认：“一百个欧阳修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一个韩公！”
他呢，则对欧阳修的学问文章五体投地：“韩愈之后数百年，学问文章，唯有欧阳大人一人而已。”
他不光是说，也真将欧阳修的意见看法奉为圭臬。欧阳修认为易经《系辞》不是孔子的作品，也不大看得上隋朝王通的《中说》，韩琦也就再不谈它们了。
这种互相了解与敬重，往往能使他们配合默契，共同完成一些大的政治举措。英宗以来许多大事的处理，不都是明证吗？用空头劄子驱逐史志聪，该是最典型的例子了。虽然也有人攻击他们狼狈为奸，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但要维护与稳定政权，这却是必要的，而且也不可多得。到底总是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多呵！
但维持会只是在需要维持、不维持就有灭顶之灾的时候，才有价值。当情况一变，政局相对稳定，改革与发展成为第一需要，光将个维持会弄得面光水滑，就不够了。不仅不够，它还会成为一种负担，阻碍前进。
自从庆历新政失败，参与新政的人，无论组织还是思想，大体都风流云散了。各人情况或者多少有些区别，但告别变革，只乐于维持现状的心态，却是大同小异。正因为如此，庆历新政以后的政治，大体也就是个维持会政治。中枢大臣的角色，大体也就是维持会会长、理事什么的。他们要有雷厉风行，也只是在维持会的天地之内，循着维持的大原则而穷折腾罢了。
仁宗晚年，英宗登基，如果这一切还多少有些存在价值的话，到神宗接位，它们就完全失去存在的理由了。神宗是长子接位，人虽年轻毕竟已经成年，挑战皇权的威胁也不大，政权相对说来是较为稳定的。国家面临的最大危险是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财政崩溃，非大刀阔斧革故鼎新，不能挽救危局。看好韩琦敢作敢当、不避斧钺的人，回头一看，他正带着一班人在维持会慢条斯理穷翻老皇历，能不焦急失望吗？
他们比濮议那一帮战败者更有紧迫感，也更有激情，终于最后发难了。
御史台率先做了代言人。选择的攻击点，仍然是韩琦他们的失礼。
大宋朝规定：臣子朝见皇上，一般是在文德殿；皇上日常接待中枢大臣处理政务等，则在垂拱殿。朝见的臣子礼拜后不能立即退朝，要在文德殿守候，等御史宣布退朝，才能下殿。丞相呢，也有在文德殿押班——跟着一起守候——的义务。垂拱殿要是有事，就等事情处理完了再赶回来。实在事情太多，赶不回来，只好算了。丞相无缘无故不到文德殿押班，就是失礼，御史们有权追究他蔑视朝廷的罪责。但垂拱殿到底有没有事，有事要花多少时间，常常没有准头，所以丞相押班的规定执行起来，也就难得严格了。可严不严格是一回事，有明文规定又是一回事。既有规定，人家不较劲则已，真要较劲，你也没脾气。
御史台先给中书上了个劄子，说近来丞相不大去文德殿押班，不知道为什么？宰臣押班，可是在真宗祥符年间就有了明文规定！或许是朝廷另有新的条例，也未可知？如果有的话，请中书正式下个文说明一下，我们做御史的也好把握。
中书没理这个茬儿。
王陶是御史台的头儿，不能不问。他亲自跑到中书找了韩琦：“丞相，御史台关于押班的折子，您看到了吗？”
“怎么，又来挑骨头啦？”韩琦翻着白眼问。为推荐御史的事，韩琦已经不高兴。这次，当然又认定他们是来找茬儿的。
乐道没想到丞相会这样，脸一红：“丞相，这是怎么说话呢？”
韩琦一乐：“笑话笑话，王大人不必介意。中书这就查办，这就查办。”
空话说过之后，就再没有消息了。王陶怎么能容忍这个！立马上书皇上，猛攻韩琦、曾公亮倨傲无礼，飞扬跋扈，甚至都将他们比作两汉作威作福的霍光与梁冀了。
专制政体之下，如果不是有心作祟，并且已经具备足以挑战的实力，皇权始终是不可抗拒的，再权高位重的大臣也不敢不服服帖帖！王陶的奏折一上，韩琦、曾公亮就一面上书自辩，一面待在家里等着处理了。
权势赫赫的宰臣居然这样不堪一击，可是神宗怎么也想像不到的，心里老大不落忍！他吩咐阁门使传进韩琦、曾公亮，直接将乐道的表章递给了他们：“这是王陶弹劾二位爱卿的表章，你们看看。不过一家之言，二位也别太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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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六十二回（4）
韩琦与曾公亮叩头谢了皇上。到都看完奏折，曾公亮辩道：“圣上明鉴。文德殿押班虽早有条文，但因为有时皇上有事，有时中书自己有事，有时两府相商机密等等，押班一直不正常，朝廷也从来没有认真追究过。那些条文，早在臣等之前就不大起作用了。不去押班，并非臣等首先坏了朝廷规矩。当然，王陶为的是整顿纲纪，用心是好的；臣等也确实有做得不到之处。老臣愿意接受朝廷的任何处分。”
韩琦则道：“公亮这话，也能代表我。只是说我们飞扬跋扈，我们哪里敢！皇上只要派一个小黄门，一根绳子就能将我们绑起来带走了！”
神宗听了，越发觉得有些凄然了，一挥手：“这事已经过去了，二位爱卿赶紧上班问事吧！”
韩琦还是较劲道：“朝政没有一定之规，紧急起来什么都难兼顾。朝廷既有明文规定要押班，事难两全。请皇上下旨让礼院议议，搞一个更细的条例什么的，也好兼顾执行，免得再有是非！”
皇上也点头答应了。
但这件事要了，却没那么容易。王陶还在继续上书，揪住韩琦他们不放；另一方面，也有人上书，将双方各打二十大板：宰臣不押班固然不对，但王陶说他们飞扬跋扈，也是构人以罪。双方较劲的规模，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或许是为了息事宁人，或许是为了让王陶有个避风的地方，神宗决定，让司马光与王陶对调：已经做了翰林学士的司马光改权御史中丞，升乐道为翰林学士——他原来不还只是枢密直学士吗？
司马光是反对尊奉濮王的，早对韩琦他们不满，心里向着乐道，关键时候，当然忘不了将上一军。他对神宗道：“皇上，臣有话说。”
神宗道：“请讲。”
司马光道：“丞相一直权高位重，御史中丞就是因为弹劾他们而丢官的，现在这中丞怎么好做？臣想等丞相押班之后，再去御史台就职。”
神宗见他说得有理，先答应了。既然还得丞相押班，讨论押班条例的事该首先解决。否则，拿什么叫他们押班？神宗问司马光：“关于押班规定，是不是应该先讨论一下？”
“不必，陛下。这些真宗时早就有明文规定了，现在只是个执行问题，没什么好讨论的！”司马光斩钉截铁地回答。
牛不喝水强按头，煞的就是你中书的威风！司马光这一着，狠！
不过，神宗还是让人草了一道诏书，在旧规定之外增加了一条时间限制，使它更具有可操作性。诏书规定：宰臣议事到辰时——上午七点，还没完，御史台就通知文德殿放班；不到辰时，照原规定押班。
但司马光的任命已经下达，王陶的任命却被中书扣下来了。不但扣了下来，参知政事吴奎还面奏皇上，请求将王陶贬出京城！
贬出京城，凭什么？神宗坚决不同意。
吴奎只好让步，请让王陶还回群牧司当他的群牧使。这似乎就是他的下限了，神宗只好同意。
但事后想想，这样做对乐道似乎太不公正！他这样上书直言，为的什么？还不是为的皇权的尊严吗？而且，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忙固然是一个方面，但也该有没事而不押班的时候吧？说习惯早已如此，那也还是眼中没有朝廷哪？果真诚惶诚恐，就能发现不对，给予改正了！有功还要受贬，公道何在？不，还是不能这么干！
神宗下了一道手诏，仍命王陶为翰林学士。
韩琦、曾公亮仍在假中，手诏还是到了吴奎手中。他一压就是三天，第四天才打上金殿。
一见皇上，他就开了炮：“皇上，微臣该死！手诏一直在臣手里压着，现在容臣退给陛下！”
神宗一听，脸都气绿了：朕的手诏，他敢一压三天，还要退给我！
可他还没说话呢，吴奎已递上手诏与自己新上的一份折子，滔滔地说开了：“陛下，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唐德宗李适怀疑大臣，亲信群小，排斥陆贽而以裴延龄等一干小人为心腹，天下都称他是个昏主儿。韩琦、曾公亮不押班，并非始作俑者，不过因袭旧事而已！如今王陶仗着东宫的旧恩，排斥中枢大臣，能是什么好东西吗？如果照皇上手诏升王陶为翰林学士，是地道有罪反而升迁，天下会将皇上看成什么主儿？不贬王陶，不仅不能向公卿大臣交代，也难得向天下人交代！”吴奎已经代替欧阳修做了参知政事，短期内升丞相是不可能的。那么，他或者更愿意与两个老丞相共事，尤其是在这新旧交接的多事之秋吧？他保韩琦、曾公亮，看来是认真的，都有些不计后果了！
神宗原想狠狠驳他一下，转眼一想，何必与他斗嘴？便冷冷地道：“你的意思朕已经知道了，且下去吧！”
碰了个冷钉子，吴奎灰头土脸地下去了，回到家里就又上了一个折子，说是身体不好，请求罢出。
神宗将吴奎的弹劾表章转给王陶，王陶当即就上了折子，反劾吴奎攀附丞相，欺诓天下，因循渎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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