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只对章子厚多少包涵了一点。
神宗硬着头皮听了几句，到底打断了他：“爱卿说的三件事，朕已记在心里，会好好考虑的。”
皇上既这么说，苏轼只好不再说了，又谈了几句别的，也就告退了。
神宗将苏轼的折子又转给安石看了，问他说：“爱卿看着苏轼的折子怎么样？”
“苏轼很会做文章，无理也能辩出三分理。”安石笑着说，“只是一较之事实，就很难说服人了。如今人才缺乏，思想不一，异论纷呈，不为别的，只为道德不能统一。要统一道德，只有办好学校。学校不是一时两时能办得好的，所以先得改革贡举。苏轼说，进士一科，虽然诗赋、策论什么都考，也还是得了许多人才，倒也不能算错。可那是因为除了进士，读书的没有别的当官路子好走，都一窝蜂拥到这儿来了。既都拥来了，还能没有几个有用之材？这并不能说明进士制度就完美无缺了，动也不必动。人一生正当少壮的时候，不去讲究天下正理，学些切实有用的东西，只是关起门来平上去入，不是诗就是赋，能好吗？凭着这一身平上去入的本事，虽侥幸得了个一官半职，办起事情来却一窍不通，行吗？所以，说到败坏人才，再没有比这更害人的了。不改，怎么成？”
大宋遗事 第七十三回（4）
安石说到最后，多少有些调侃，神宗也笑了：“朕倒也这么想。不过，偏尽管偏，苏轼这人还是能够想事的，文章也是真好，很雄辩，不由人不入彀。”突然又想起那天他们还谈到用兵，就又补充说，“苏轼对朕说：‘用兵之道，先动的为客，后动的为主。为主的常胜为客的，为客的总是吃败仗。治理天下，也是这么个道理。皇上也不要先动，只能以静待动，应之于后，才能无往而不胜。’爱卿看着，他这话是不是有道理？”
“苏轼这话，倒也不无道理，就看怎么看。天下之道，有经有变。他说的是道之经，而不是道之变。要想畅通无阻，总要通经达变才成。圣人治理天下，感而后应，合的正是道之经。就这一点而论，苏轼说得在理。可天下的事情，变化无常，不能拘泥固执，只用一种方式，必须随机应变才成。也拿用兵说，哪里都是后出兵才胜、先出击就一定失败？不过根据时势，权宜而行罢了！”安石很耐心地解释说。
“还是爱卿解得透彻。”神宗赞同说。跟着，又话锋一转，征询安石，“爱卿说这苏轼，给他件把小事试试怎样？”
“用人先试之以事，是应该的。”安石同意。
但究竟让苏轼做什么事，神宗并没有设想，这事也就搁下了。
过了两天，中书奏事的时候，神宗又想起这档子事，便问曾公亮：“苏轼奏对明敏，是不是弄件事让他试试？”
曾公亮想了想，苏轼不在官告院吗，也算是有职事的，还试什么？陛下的意思，显然是要将他升职？可目下哪儿人都满了，并没有什么空位子，只好实话实说：“陛下，目下朝廷没有空缺，京师暂时没什么事情好试。”
“让他到中书去修条例，可以吗？”神宗提出了设想。
修中书条例，是执掌中书文字的文秘官员，事关中书政事及政策条例的制订、发布等等，官轻位重。就文字能力而言，苏轼当然再合适不过。可他处处显山露水，爱独树一帜，与中书似乎很难配合，这位子能适合他吗？勉强用了，他自己处处别扭不说，没准也会误了中书的大事！
“就能力而言，苏轼去中书应该没有问题，可也有不利的一面。他个性强，又好说好动，未必能与中书步调一致。怕就怕经常与中书产生矛盾，那就要误事了。”公亮说出了心中的顾虑。
“爱卿怎么看？”神宗转过来又问安石。
“丞相说得有理。中书条例的事，烦琐得很，又牵动大局，责任重大，从来大官小官谁都不大愿意做。目下的事情，更难做了。我私下里瞅着苏轼，也觉着他不是个勇于承担责任、肯违众济事的人，而且，似乎也好与人不同。要是在中书标新立异起来，怎么办？那是非坏事不可的。况且，用人得再三考察，确实可用，才好使用。陛下对苏轼，也只是听到他的一些意见，这意见还不尽正确，未必可用。到中书，是不是暂时缓一缓，让他试试别的实事？对他既是一种锻炼，也是一种考察。”安石也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两位爱卿说得都在理，先放一放吧。到有实事职位空缺了，再调他！”神宗也赞同了。
皇上既这么说了，子瞻的任职也就没动。此后，随着朝廷措置日渐增多，子瞻的不满与忧虑也日益高涨。到八月，国子监进行举人考试，他也是试官。出策问题的时候，他终于抓住机会，大大发泄了一番。他出的策问是：
勤而或治或乱，断而或兴或衰，信而或安或危问。所贵乎学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败也。昔之人，尝有以是成者，我必袭之；尝有以是败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
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抑或以乱。文王之日昃，汉宣之厉精，始皇之程书，隋文之传餐，其为勤一也。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断。然而，或断以兴，抑或以衰。晋武之平吴，宪宗之征蔡，苻坚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为断一也。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抑或以危。秦穆之于孟明，汉昭之于霍光，燕哙之于子之，德宗之于卢杞，其为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难，有志之士所常咨嗟慕望旷世而不获者也。然考此数君者，治乱、兴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岂可不求其故欤？
夫贪慕其成功而为之，与惩其败而不为，此二者皆过也。学者将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诋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难。是以未及见其成功，则文王之勤，无以异于始皇；而方其未败也，苻坚之断，与晋武何以辨！请举此数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将详观焉。
说的都是前代君臣的故事，那意思也一目了然：勤快、独断、信任这三条，虽都是历来治政的必要条件，但在不同的君臣那里，结果却可能完全相反。当权者得小心，不要以为有了这三条就可以万事大吉了！这种警告尽管不是毫无意义，却是紧承着他那三件事来的，有极强的针对性。即便不说这个，其中所夹杂的冷眼、不满、挑衅与夸大其词，谁都可以一眼就看得出来。正积极治事的诸位当权者，比常人更要敏感十分，读了这样的策问，能无动于衷吗？对这样一个利用职务之便，与现实政治路线大唱反调的官员，不采取断然措施，已经是少有的宽厚，还想升迁，未免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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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三回（5）
至于贡举改革，到底赞成的人多，连韩维他们一干人投的都是赞成票。虽然还来不及彻底付诸行动，但对未来，毕竟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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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四回（1）
薛师正发运使江淮
王乐道仕宦绝京都
说到用人，最黑暗的莫过于专制政体了。倒不是没有法律条令，也不全在独裁专断，办事缺少透明度，实行暗箱操作，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是暗箱操作，只要主持人高兴，上下其手、颠倒黑白、翻云覆雨，什么可怕的事做不出来！古往今来，栽在这里头的仁人志士、贤臣良将，真可以说数不胜数！
这几年风头不顺的薛向薛师正，眼下就遭遇了不白之冤。
他不是因为钟谔收复绥州，一贬再贬，最后贬到潞州去了吗？已经夹着尾巴做人了，只在州里认真管事，别的一概不去沾惹，尽管这样，也还是不行。有人愣是要找他的霉头。这找事的，就是淮南转运使张靖张思平。
潞州属河东路，与淮南隔山隔水，风马牛不相及，这张靖找霉头怎么能找到河东去了呢？这就要归功于国家的大一统了。国家一统，官场就有这种撕捋不开的粘连之处。看着毫不相干，不知哪儿忽然来了一阵风，天南地北的官员竟就搅上了，没准还要叫您很吃一顿苦头。要不，做官做老的人，怎么谁都不敢得罪，哪怕远在天边、毫无牵扯的官儿，也总不放过，要拉他一拉呢？没准什么时候就用得上人家，或落在人家手里了。多一层关系，正是为着这不时之需。张靖虽在淮南做官，只要一纸调令，不就哪儿都可以去了吗？他也正是这样，叫一纸敕令调往陕西巡视去了。既到陕西巡视，可能与曾在那儿长期任职的师正扯上关系，还奇怪吗？
找师正的茬儿，倒也并非张靖的本意，他也是受了别人的指使。
张靖原是枢密使文彦博的属下，能做到一路转运使，自然少不了文大人的栽培提携。就是这次巡视陕西，也还是得力于文彦博的举荐。临去的时候，文彦博倒也没有特别交代，只嘱咐他，陕西地处前线，多看看，看细些，好好为朝廷把把关。有这句话，他还能不到处细细嗅嗅吗？可他不是个非常精干的人，嗅得虽细，并没有嗅出什么重大问题。
照朝廷的规定，钦差大臣返京，先得向朝廷复命，然后才能回家拜客。可规定是规定，并非每个人都循规蹈矩，全照条文办事。要是那样，朝廷就无事可做了。张靖也不管那么多，返京复命的时候，第一个悄悄拜见的，就是文彦博。
交接了陕西的土仪，又见过礼，少不得就谈到这趟陕西之行了。文彦博说：“思平这趟辛苦了！收获一定不小吧？”
“倒是发现了一些问题。”张靖说。
“折子上了吗？”
“明儿皇上召见，就该呈上去了。”
“陕西马政如何？当年王安石举荐薛向，马政可是条重头戏。”文彦博是枢密使，问马政该是分内的事。
张靖扑哧一笑：“大人再不要说马政！我正要跟您说呢。”
“怎么？难道有什么不妥当？”文彦博赶紧抓住。
“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