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韩绛一个人公开支持安石，毫不动摇。无论什么场合，只要需要，他都会直言不讳地说：“我看王安石近来所为，没有一样不恰当。真要忠君爱国，没有理由不支持新法，将变革进行到底。”说到条例司的事，他也对皇上说：“臣看王安石所奏的事，非止一桩，都至为恰当。陛下宜深自省察，千万不要为流言误了！”这些话，既出于对安石的信任，也出于对时局的了解，根本不是随便说的，更不是投机。神宗也很清楚，当时就拍板下诏了。
反对的人能不说话吗？还是御史台率先开的炮。上书的御史，知道正面攻击不会奏效，改成曲线进攻。不说韩绛不行，只说王安石参政以来，首谋兴利。陈升之由枢密院经管三司条例司，由那儿升了丞相。韩绛接了他的位子，也进了条例司。这才几个月，如今又要升他参知政事了！升谁不升谁并不重要。问题是，照这样，中书权臣都由条例司升擢，将兴利图财放在第一位，实在有违祖宗以仁德治理天下的根本，后果不堪设想。应当罢了韩绛，另选道德经术都叫人折服的一流贤才来担任。御史还退一步说，如果朝廷觉着成命难回，那就将条例司罢归三司，让中书不管财利，以成全为政之道与中书大臣的名节。想得倒不错，以为轻轻这么一击，变革的参谋部真的就能那么撤了！这不是做梦吗？说来说去，不过还是那种对财利不屑一顾的迂腐之论，朝廷要理睬，也倒怪了！韩绛，到底走马上任了。
参知政事的缺是补上了，吕公著的缺还空着呢，也要补个人上去。御史中丞是朝廷喉舌的统领，一再纷纷扰扰的折腾之后，朝廷当然更关注了。可上层可选的人实在太少，而下层官员又碍于资历，没法儿提上来。安石想来想去，想到了韩维。他至少还比较稳健，又是神宗做郡王时府邸的老人，皇上信得过。只有一样，他是韩绛的亲弟，似乎不大合适。可本朝类似的事情，也非止一件。更早的事不说，荐公著做中丞，他老哥公弼就在枢密院做枢密使，皇上不还是同意了吗？吕氏弟兄虽略辞了辞，还是上任了。安石没想到的是，韩氏兄弟不同于吕家。一来，韩维对新法本身就不像他三哥那样坚定，多少有些疑虑；二来，韩维心思又细密多了，讲究的是礼仪名分，有许多清要撇。
韩维向皇上辞道：“我三哥执政，臣要做御史中丞，职责就是指陈朝廷阙政。不说，有废公议；说，则又有碍私恩。总是左右不好做人！另外，吕公著刚刚因为反对青苗法罢走了，我来替他，也不好处：明显是划到一边的人，怎么避嫌？既不能避嫌，说话就难得服众！这御史中丞，臣无论如何不能当！”
一次不行，再说，直到说服皇上同意另外考虑为止。韩绛也说这样不妥当，曾公亮则害怕遭人议论，御史们更早就上章反对了！最后只好折中：叫韩维与冯京对调。韩维去权知开封府，而冯京则改为权御史中丞。早年间，冯京冯当世不做过知制诰，还与那个酒商刘保衡比邻而居吗？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现在，他早升为翰林学士，且权知开封府了。
说起冯京冯当世，可也是个有些来头的人物。他老家鄂州江夏县，虽自小失孤，却生得风流俊俏，细长条个儿，白净面庞，龙凤双眼，是个出了名的靓哥儿。人既风流疏散，又孤寒无依，难免做些出格的事儿，几乎就一直没能摆脱官府的纠缠。在江夏又犯过一件事后，官府动了真格的，下了海捕文书要拿他归案，他只好四海漂流了。这一漂就漂到了杭州余杭县，躲在客栈里不敢出来。那天也是多喝了几两，想想自己风流倜傥，十二分人才，却身世飘零，到处躲藏，不由得悲愤填膺，要了笔墨，就在酒店的粉墙上题道：
韩信栖迟项羽穷，手提长剑喝西风。可怜四海苍生眼，不识男儿未济中。
原不过是发发牢骚，没想到这牢骚竟替他发出了一个锦绣前程！
当地一个豪绅看了诗，认他就是一个没得志的韩信、项羽，跑去向知县说情，愣将他的案子了了。又请他上门做客，供他读书发愤，好歹真要造个当代韩信、项羽出来！他本来资质就不错，再加上折节发愤，果然一日千里。到去赶考，乡试、省试、殿试等一路第一，竟自得了个头名状元！说来也怪。他从鄂州进京赶考，船一进江就风云突变，差点儿没翻船将他淹死！到他中过状元回家，船到江心，又风平浪静了。他当时就停船上岸，爬到凉亭里题笔写道：江神也世情，为我风色好！用的虽是唐人庾肩吾的咏及第诗，倒也见出了他的踌躇满志。此后，他果然百般风顺，一路亨通了。
状元及第的风流郎君，谁见不爱！张贵妃的那个堂伯张尧佐，第一个要招他为婿，可他不想就这样将自己卖了，愣是找个借口辞了。跟着看上他的是富弼，两府大臣。这下，冯京认了真岳丈。有了这个岳丈，自然好风借力，一路青云喽。由县而州，京里京外，官没少做。只是因为自小失孤，成年放浪，始终改不了一个贪字。当年与刘保衡邻居，就没少拿他的奉承。他安抚陕西，做太原府知府，人家更送了他一个绰号，叫做：金毛鼠。意思是外面看着金光灿烂，里面却贪赃枉法，没法儿见人！由这样一个人来做中丞，会做成什么样子，只有天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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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八十八回（2）
连吕公著这样有定力的都转了向，台谏官员不纷纷变色倒戈，还能有别的表现吗？有请辞的，有出尔反尔的，有上书大骂新法重新站队亮相的，可谓花样百出。朝廷没法儿应付，只好请他们走人。像王子韶，就去江宁府上元县做了知县；程颢，则去镇宁军做了签书判官，等等。安石爱程颢学问不错，虽说贬出，原是请他去提点京西刑狱，他自己一怕弄不来，二怕受照顾引起非议，一再请辞，这才去了镇宁军。连知谏院的李常，也被贬到滑州做通判去了。
李常与别人不同，从进三司条例司做条例检校官，到做谏官，都是安石一手向朝廷举荐的。贬他出去，安石岂有不痛心的？可除此之外，又实在没有别的选择！制定青苗法，李常也是参与者之一，态度还相当积极。这才多久，就完全倒戈了。观点可以变化，由赞成而反对，也是常事。要真能说出个道道，既然又当别论。问题是，他根本没法儿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既说不出，只好另出奇招：他又上了个折子，说青苗钱流毒四海，有的州县根本就没钱拿出来，却强迫老百姓出利息！居然有这样为非作歹的官员，不严惩，还得了吗？皇上一看折子，立马下令，要他说出具体名字，好顺藤摸瓜，严惩不贷。说了五六次，他都置若罔闻。本来就是莫须有的想象，他上哪儿说出具体人来！就是真有这样的人，他也不知道呵！
皇上紧追不放，他只好狡辩：“臣身为谏官，说出具体人名，与体制不合，有背台谏传统。”
陈升之也替他辩解：“台谏官员允许风闻言事，要他分析，是有些强人所难！”
“这就怪了！要逼他说出听谁说的，或者治他言而不实的罪过，他拒绝说话，怕说出来会堵塞言路，还情有可原。现在不过要他说出违法官吏的姓名，朝廷好依法处理，他为什么不说实话？这与台谏体制有什么相干？”皇上这个道理还是懂的，并不好蒙。
“皇上说得对。”这种场合，安石从来秉公直言，不搞弯弯绕，“不问说的话是从哪儿听来的，也不因为所说不实就责罚处理，这才是允许风闻言事。还有一种情形牵涉奖惩攻讦，在一般人，说话不实，要追究他的诬告或上书欺诈之罪，唯独台谏官员说的有假，则不加罪。这种网开一面，也是允许风闻言事。如今皇上只是要他实话实说，好处罚违法官吏，与风闻言事，根本毫无关系！”
皇上又拿出一道折子，笑道：“还有怪的呢！这也是李常的折子，说朕盖一座宫殿要花费百余万，一次游宴要花费十多万，这才让大臣敲骨入髓剥削百姓。最近外面流传的谤语，都是从他这儿来的！”
“这实在太不像话了！陛下即位以来，从来也没搞什么出外游宴哪？就是盖宫殿，那也是为太皇太后、太后修的，并不是您自己享用。李常怎么能这样乱说一气？”安石头一回听说这种事，不能不震惊！
“这个人看来确实有些问题！”神宗又想起一件事情：“爱卿前不久卧病在家，他求见朕，说您怎么怎么贤德，朝廷不能一天没有您。假如是因为他说青苗法不好，才导致您待罪家中，那么，宁可将他驱逐出去，也不能将您给罢了。这话虽然不错，可他不该出了朕这儿，就去四处讨好。爱卿那儿，想必也去了吧，说是在朕面前替您说了话？这种人，怎么能信任？”
皇上将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安石还能说什么？只好感慨知人之难，一任皇上将他贬出去了。
皇上处理这些台谏官员虽不无果断之处，也同样不能没有顾虑。他问安石：“人情这样沸沸扬扬，怎么办哪？”
“这也是万不得已，朝廷还愿意这样吗？就朝廷所做的而言，更是仁至义尽，宽厚得不能再宽厚了！还是那句老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安石也无可奈何，“唐尧盛世，对下面那是再仁德宽厚不过了，可还是不得不流放共工、NB665兜。要说他们的罪过，NB665兜不过徇私枉法；共工也只是‘静言庸违，象恭滔天’，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都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罪，可尧帝还是毫不留情，将他们流放了。不这样，就没办法做到政令畅通，天下划一，什么事都办不成！吕公著也一样是说一套做一套，皇上也早看出来了，可始终对他优礼有加。直到这次事发，皇上还一再优容，让他留在翰林院供职，是他自己不愿，这才去了颍州，还留了个侍读学士的衔。其他台谏官员，大抵都是跟着吕公著起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