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每个衙门都会知道。可东明县呢，还有他的上司衙门开封府呢？县里的问题该县里解决，解决不了才是开封府，他们都哪儿去了？而且，是开封府的官员直接推给自己的！联系到知府韩维一向对新法的态度，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是一件有预谋的活动。至少，开封府作为主管衙门，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做它该做的事情！
关心安石的人，都纷纷上政事堂，或去他家里，问安压惊，无端给他增加了许多麻烦。台谏官员中支持变法的则义愤填膺，纷纷上书请求追究东明县令与开封府的责任。而勾着贾蕃的那一拨人，则反咬一口，将责任推给司农寺，说是他们自上而下，避开府县妄改等第，这才激起民变，要追究应当先追究他们！枢密院另又有人帮腔，上书请调贾蕃到进奏院主事。进奏院不是专管向皇上进呈四方的奏章吗？没有重权，却是个要害部门。贾蕃真要在那儿做了筛子，有进有出，报该报的，留该留的，皇上信息有限，脑袋也就不能不跟着转了！
皇上虽然也颇震惊，他更关心的却是升降户等的实际利害，连着给安石下了几道手诏，询问酸枣、东明等县升降不实的事。安石只好一一解释：“畿县既要划等，官吏不同，缓急有别，升降是难免的，也并不全是只升不降。臣比较了新旧簿册，大抵开封、祥符两县，就是降的多，升的少。开封一县原有七百户一等，不减怎么成！至于酸枣、东明两县，三等以上户才各几百家，服役的时候人不够，只好从原不服役的四等户选提。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大抵是官吏狼狈为奸，有意将该入上等的划进了下等。这些人要不取实重划，对其他服役出钱的百姓就太不公正了。政者正也。不辅助弱者，反而偏偏特别加重他们的负担，不是为政之道。财产既有登记，明显错误的，司农官员代为改正，也没有大错。何况，还明令东明县重新核产划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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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九十三回（5）
皇上见是这样，也就不再说话了。安石见皇上不及其余，心里不无感慨，不由得又说道：“陛下爱民如子，仁心深厚，叫人感动。可治理百姓，也该知道情伪利害，不能一味姑息。若骄纵他们，让他们动不动就打鼓截驾，聚众妄造中书、御史台，恐怕也不是为政之道！还有，现在大政方针基本上都确定了，剩下的事情，不过是让各职能衙门具体经办罢了。办得好呢，给予奖赏；办得不好，则予以惩罚。眼前这事儿，真正小得不能再小了！可陛下再三下诏查问，微臣也怕会伤于繁杂丛脞。股肱大臣不得不为这些小事反复申辩，久而久之，也就不能不避事毁堕了！从来王公大臣，唯一的任务，不过论道而已。道术不明，就是整天忙得团团转，不过自劳自困，与治政却没有什么关系。道术明了，君子小人各当其位，无所作为而天下大治，根本不需要自己那么费力！”
皇上听得直点头，说：“爱卿说得不错。免役的事，大家都说很方便。”
“也不会有别的！”安石自信地说，“只要陛下以道揆事，眼不窥窗就能洞见天道，足不出门户可以尽知天下。不能以道揆事，只管问人，问到有见识的还好，一旦遇到那些浅近无知的，他们能知道什么大政方针？不过胡说八道，淆乱视听而已！”
“有人说，役钱的事情弄得不好，会导致建中之乱！”皇上终于说出了他的心思所在。所谓建中之乱，就是唐德宗李适建中年间的天下大乱。做皇上的，谁能不怕！
安石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说：“建中的事情，已经说过不止一次，根本扯不上嘛！人家之所以这么说，就是看中陛下忧畏过甚，才故意危言耸听，动摇您的意志决心！”
皇上一听，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因为一些反对贾蕃的御史的坚持，朝廷决定让提点府界公事的赵子几，认真去东明县查一查。一查，吓了一大跳！敢情这贾蕃，事情还真不少！借贷官钱不还，沽买私酒，酒税、仓库大量亏空等等，应有尽有。更不能容忍的，还有命案在身。原来有个有病的贫民，因为在堂上应对失礼，不仅被他罚了钱，还拷打戴枷，放回家四天就一命归西了！既是这样，进奏院当然去不成了。可也没有受到别的处理，只将他贬到外地就完了。皇上只问他抗法不遵的事，别的一概不提。贾蕃不是也有人支持吗？皇上这样做，是要调和，以示公正。
皇上怕安石心里过不去，还特意劝他：“不治贾蕃其他罪，是为了表示朝廷用刑公正，爱卿就不必计较他了！”
安石只能苦笑：“我原来也交代赵子几，不要纠缠贾蕃的其他问题。可赵子几说，已经查实的问题不敢隐瞒朝廷，这才如实上报了。如果按法当治，治了也不能算量刑不公。说到臣对贾蕃，并没有个人恩怨，不过因为国家的事情，有个是非而已。而且，小人那么多，怎么能一一计较？能计较过来吗？孟子说：‘政不足间，人不足适，一正君而国定。’我之所以一再申述，不过是想着圣心感悟，不为邪行歪理所惑，天下自然就安定了。天下安定，小人也不得不洗心革面。那样，我根本就没东西要计较！假如圣心仍然不能无惑，小人数不胜数，我也没法儿计较！在微臣看来，朝廷立法，惠在弱远不知所以然的人，怨在强近能造作谗言诽谤的人，这才是关键所在！要是皇上能时时注意这个，一切就都不成问题了！”
皇上一笑：“朕尽量注意吧！”
由贾蕃引发的新一轮攻讦，司农寺首当其冲，当然不能不发言。曾布除了兼管司农寺，在中书那边，已由户部检正官升了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名副其实的中书总秘书长了。两边的事件件清楚，由他来说话，当然最有说服力。他也当仁不让，上了一个折子，一连提出十几个问题，理直气壮，集中反驳了所有的攻击。
新法的设立，经年反复征求意见，而后只在京畿试行，张榜通告，百姓不便还允许自陈，可谓慎之又慎。要说别的，只能是无中生有。再看其他种种。上等人家罢役纳钱，费用十减其五；中等服役人家，因为有人出钱助役，费用十减六七；下等人家，免了旧日冗役，又不交钱，减少负担十之###。说朝廷聚敛，根据何在？交钱免役，农家没有劳役之苦，安生乐业，却偏说交钱之后人不乐业，必将为盗经商，沦为佃客，这又从何说起？既是上户所减费少，中下户减费为多，偏说有利于上户，下户更加不幸，不是颠倒事实吗？既说旧的等第不可信，又骂新的划分不足为凭，究竟怎样才行？役钱，交钱交物听民自便，攻击者一面说交钱必致物贱，一面又说交物必将导致拣退勒索，怎么办才恰当？以下又说到失陷官物、盗窃难止、役钱宽余，等等。最后，曾布除了提到贾蕃不应姑息放纵，又尖锐地提出：免役问题，是司农寺与开封府共同主持的，东明县又是开封府的属县，于事于理，都有无法推卸的责任，可他们却一推干净。台谏官员说这说那，却只字不提韩维，向背如此分明，又为什么？
接到这样有理有据的折子，朝廷当然高兴。为了明辨是非，也给了反对派一次机会：让他们也有理说理。刘挚、杨绘自然揪住不放。可惜始终抓不住要害，话虽堂而皇之，却没法儿说服皇上。结果，不但黯然收兵，还落了个贬出外任的下场。至于韩维等，则仍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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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九十三回（6）
京畿的免役，进展顺利，该重新划定的等次陆续都重新划过了。朝廷虽答应服役、交钱两便，但并没有人再愿服役，还是都交钱了。不久，免役法就由京畿推向全国了。总的原则，仍是安石说的两条：一是尽地方之力，办地方之事；二是，与百姓方便。换成条例上的话，就是：以一州一县之力供一州一县之费，以一路之力供一路之费；诸路各从其便为法。当然，条例变得更细致了。比如，明确规定，宽剩钱不得高于应交役钱的二成，强调四、五等户不得服役，等等。至于推行过程中各从其便的变通，则大体都限于细节，总的原则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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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九十四回（1）
撤州并县精简官吏
高薪养廉重法治贪
随着局面稳定与形势的发展，安石原先缓办的事，也渐渐提到日程上来了。
庆历新政要撤并州县，原是冲着役事来的。既撤并不成，役事愈演愈烈，迟早总会有个人出来说话。不为朝廷，也得为他自己。为什么？难以应付呵！最头疼的是空筒儿州县。顶着个州官县官吃俸禄倒是惬意，可正经按州县规模应付差役，上哪儿找那么多人去？唯一的办法，是让有限的百姓反复轮着来。可狗逼急了，还要跳墙咬人，这人逼急了，能不铤而走险吗？万一他们造了反，自己这一方父母官弄不好会死于非命不说，侥幸平安无事，朝廷怪罪下来，也还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头脑真正清醒的官儿，并不高兴做那有职无民的空头官儿，总要想方设法回避。有那明白一点的当路官儿，整天面对这些棘手问题，也就不能不想辙。河北路有个监牧使周革，首先将它提了出来。
河北有个通利军，不到一万户，原是由卫州的黎阳县，升格独立出来的。军与州平级，县既成军，差役自然也要升档。可地方还是那么大地方，人户也还是那么多人户，陡然要照州军的规模派差服役，老百姓能不疲于奔命吗？知军既一再提出困难，周革也就不能不替他向朝廷进言了，理由也就是：本朝将黎阳升为通利军，一应调度赋役都与古代没有两样。可现在的户口，顶多也就是古代的十分之一罢了，老百姓实在不堪重负。请依旧废军为县，还将它并入卫州。理由虽过于简单，却是实情，无可辩驳。情势既有发展，火候差不多已经到了，安石抓住这个由头，当时就将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