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道观，虽不比瑶华宫，比洞元观毕竟强多了。只是它很快就毁于大火，尚美人也跟着遭了难。除了本家的亲人还挂怀她们，已经没有什么人惦记她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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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三回（4）
阎文应打发尚、杨两位美人回来，屁股还没坐热，自己已山穷水尽了。
范仲淹回来了。
他在睦州任上只呆了年把，就去了苏州，两地都有政声。尤其是在苏州疏浚五河，导太湖入海，更是有口皆碑。吕夷简心里明镜似的，知道范仲淹是个人才；两人虽有过节，毕竟不大，且都是为公事，还没想到将他一棍子打死。虽没往深里想，潜意识里，贬范仲淹或许主要还是煞煞他的骄气、锐气，早迟总得在朝廷共事，少一些棱角，会更好相处。既然举荐的人不少，皇后、美人的事又已水落石出，仁宗皇帝也有那么个意思，夷简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叫范仲淹重新回了朝廷，官拜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
在范仲淹之前，已经有人上书请求清算阎文应。尤其是郭皇后被废，不明不白地薨去，阎文应根本难脱干系。有人甚至上书，说郭皇后压根儿就是阎文应药死的。范仲淹回到朝内已经怒火冲天：像阎文应这样十恶不赦的家伙，不但没有问罪，没有贬去，还升了官，由入内都知升了入内都都知，做了名副其实的宫内大总管。照这样下去，将来什么娄子不会出！及至陆续听到一些传闻，他再也无法忍受，终于上书，彻底清算了阎文应的一应罪恶：从勾结大臣、贬谪言官，到倾陷正宫、败坏风气等，没一件不提，甚至药死皇后的风闻，也闪闪烁烁地说了，仁宗不用多想，也能多少听出个究竟。范仲淹还来了个绝招：自上书之后，就不再吃喝了；且将家里的事情，一一交代了大儿子：“这一次，我是有去无回了：要么皇上从谏清算阎文应，要么我死。假如我死了，家里的事就靠你了！”
这么以死相谏，仁宗能不震动吗？而被勾起的感情既让他怨恨使皇后不幸的人，风闻便能逗起他的疑心了。皇帝又无上至尊，脑子里根本没有平等待人的念头，其好恶从来难以凭借，抬举或贬斥什么人，全在他一时的兴致，都是瞬息之间的事。所谓“伴君如伴虎”，人人都在皇上面前胆战心惊，也就主要因为这个。再者，能臣与内侍之间，也还有个轻重权衡的问题。仁宗既如此，阎文应要平安无事，难了！
阎文应对吕夷简还有用，但已不像先前那么重要。新皇后暂时还不需要对付，要对付，文应已不是个儿了。更重要的，是得完全割断前嫌。说文应交通大臣，谁都知道指的是谁。自己虽不宜落井下石，让人笑话，但不置可否，默认他人对文应的攻击，将他贬出朝廷，以示清白，以解干系，应该是上乘之策。有了这一番算计，阎文应要指望吕夷简的保护，当然只能是痴人说梦。
药死郭皇后的事，查无实据。但既已兴师动众，留是不能留了。
仁宗问夷简：“文应留不住了，让他出去吧？”
夷简琢磨皇上并没有十分开罪的意思，就说：“贬一贬有个交代也好。只是，他侍候皇上一向忠心，郭皇后的事似乎也有过无罪，又是老臣了，该存些体面才好。”
仁宗点点头：“还是丞相宽厚。朕又哪里想置阎公公于死地呢！”
商量的结果，是将他由入内都都知贬为入内都知，调到秦州去任钤辖，后来又改去了郓州，名义上是一州的武官，实则不过顶个空名，干拿俸禄而已。
阎文应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么一天，接旨之后一直很坦然，也没向任何人作任何辩白，更没去乞求。可能是经历太多，看得太透的缘故吧？但陛辞的时候，他还是止不住落泪了，高大的身躯也有些伛偻，原本大而有神的眼睛竟变得有些混浊了。
范仲淹赢虽赢了，并不轻松，因为震慑了朝廷，不能不又结个疙瘩。当然，暂时还没什么，甚至还被迁了官，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了，他改做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成了代理开封府的第一把手。至于为什么这么安排，说法不一：有说酬功，有说借重才干，有说买安，有的更说是一种羁绊，真实用心，则只有当事者自己清楚了。或者，几种说法都对，原就是兼而有之，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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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四回（1）
贤愚不肖水火相拼
黍尺钟律毫厘必争
早在立国之初，宋太祖就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大建汴梁，不但修复了旧城，紧接旧城又另外造了一座新城，大内也照洛阳皇宫的规模大大扩建，虽同为京都，汴梁早不是五代所能比的了。
新的汴梁，光新城方圆就有四五十里，水门不算，东南西北的城门竟有十一座之多。旧城周围二十里，也有十座城门。最里面才是大内，也有五里见方。新、旧两城的城墙，高大不说，都是专门从郑州运来黏土垒成夯实的，城门则另外砖包石围。大内的宫墙，更是清一色的砖石结构。外城围着一道护龙河，几丈深，十多丈阔，两岸堤上都种着杨柳。前后另有五丈河、金水河、汴河、惠民河等四条河，穿城而过。至于城内飞桥凌空，商家林立，人烟稠密，殿宇辉煌，等等，更甭说了。光是描摹汴京的万言大赋，前后就有好几篇。宋太祖也特为自己的新京城而自豪。当年，吴越国王钱俶还没有归顺，送他一条犀带作为朝觐之礼。他哈哈一笑，说：“朕有汴河、五丈河、惠民河三条宝带横贯京城，还有什么别的能与它相比呵！”弄得钱俶哭笑不得。
汴京虽好，却没有山川屏障，这是太祖的一块心病，他还真动过迁都洛阳的念头，但要割舍汴都，谈何容易！更不要说事体太大，还有诸如漕运等等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他也只能偶然感慨而已。西京洛阳始终只是陪都，没有升格。后来，虽辟了应天府为南京、大名府为北京，也都是陪都，同样只有象征意义。真宗时战事吃紧，也有人动过南幸金陵、西幸成都的念头，那也只想临时避难，与迁都无关。
明白了这些原委，当孔道辅——就是那个曾猛叩垂拱殿殿门的人，突然上书请求迁都洛阳，朝野上下莫名惊诧，也就毫不奇怪了。孔道辅倒也不是没事找事。到仁宗，新汴京也经过几十年沧桑风雨了，光新、旧城城墙就已破败不堪，亟待修缮。孔道辅是为仁宗支招儿的，只是这招儿支得有点奇异罢了。
仁宗问仲淹：“爱卿怎么看？”
仲淹说：“迁都当然不可能。好好一个太平天下，怎么突然要迁都？那成个什么样子？不过，西京历来为帝王之宅，有关、河之险，出可以攻，退可以守，也不失为处急解难的绝好所在。只是目下宫殿失修，粮草无备，缓急之间一无所用。假如从现在起就做些准备，以礼拜山陵为名，修好宫阙，储备粮草，将来万一有用，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易经》说：‘天险不可升，地险山川丘陵，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皇上能多少留心，再好不过了！”
仁宗倒也觉着有理，不过，也就听听而已，要是范仲淹不再生事，这事也许永远都不会再有人提了。
可范仲淹闲不住。这次，他直接与吕夷简较上劲了。
他不满夷简只用自己门下出来的人。用人是皇上的专权，升降宠贬，迟速快慢，都应该由皇上说了算，尤其是亲近大臣，更不能交给宰臣随心所欲。权柄可失，什么不可失？他画了一幅《百官图》，径直去见皇上。
皇上翻着《百官图》，一时参不过来，愣在那儿了。
范仲淹指着图，一点一滴破解给他听：“这几位这样升上去，是循序渐进，情通理顺。这几位超升，一步三级，资历顺序全都一步踏倒，违情睽理。合乎情理为公，违背情理为私。这几位人尽其才是公，这几位滥竽充数是私。公，才能天下服膺；私，则难免上下议论、离心离德了。皇上天纵圣明，不能不明了用人的尺度与先后快慢。而且，皇权说到底也就是个用人之权，岂能轻易委托他人！大臣再贤德，也应该有所节制。”
仁宗听出这是好话，但他暂时还没那么多心。
这样明白叫阵，而且直捣心窝，吕夷简岂能坐视不理？他先从迁都的事说起：“范仲淹有些胆识，也就难能可贵了。只是太迂阔，务虚不务实。就说上次皇上问他迁都的事，他那些意见，听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没一件可行。太祖雄才大略，古今少有，深爱西京洛阳，可迁都的事只想过一想，就再不提了。此后，没人再提迁都，既因为根本做不到，也是要恪守太祖的遗训。他们倒好，上下嘴皮一碰，主意就出来了，全不思前想后。别的不说，眼下汴京修缮都难以开支，拿什么去修西京？囤积粮草是好，也要先有粮草。他说可由陕西东下，或由汴京西上，只是一句话的事情，也得有船，有漕运可通才成哪！”
仁宗点头赞同：“所以，朕也没打算去做呵！”
“再看这《百官图》。朝廷升降编配百官，是何等烦难慎重的事情！思之又思，反复权衡，然后报请皇上；有了旨意，才由中书草诏宣布天下。他倒好，一张纸，几幅图，指指点点就解决朝廷的大政了。要是这么简单，有一个翰林院的绘画待诏就成了，还要我们这些大臣干什么？这不是拿朝廷大政开玩笑吗？老臣固然不算什么，可这要将陛下置于何地？”
仁宗听到有个绘画待诏就成的话，先忍不住笑了，及至听到要将皇上置于何地，也觉着问题严重，再笑不出来了，双眉也慢慢皱了起来。
范仲淹一风闻这场谈话，立马就连上了四道奏章，一论帝王好尚，二论选贤任能，三论近名虚实，四论推诿塞责，再不转弯抹角，直指时政，毫无顾忌。
大宋遗事 第四回（2）
或者因为过于激愤，范仲淹竟不幸说出一段昏话，说是：当年，汉成帝宠信张羽，根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