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做过枢密副使，乃至参知政事了。
余靖与蔡襄，率先上书反对夏竦。说他要对陕西战事失利负责；说他奸险狡诈，连吕夷简也畏他三分，临去的时候推荐他，正是为了释怨买安；连西夏人只出三千钱买他人头的事，也作为理由列出来了。跟着，又有一些人交章弹劾。结果还真阻住了，改派他为宣徽南院使、忠武节度使，判并州。枢密使，则由原枢密副使杜衍升任了。
反对范仲淹、韩琦的人，则是另一种战法。不说他们不该用，只说陕西边事未宁，少这两人不得。他们自己也说边事尚需措置，元昊虽有议和之举，但狼子野心不可轻信，一再婉拒任命。到朝廷折中，不收回成命，只要他们一人留守陕西，一人来京公干，反对者又提出，从来没有枢密副使带衔外任的。此门一开，将来武官们援此为例，就祸莫大焉了！
理由冠冕堂皇，弯儿却拐了几个，是借力发力，不动声色。范仲淹、韩琦既已婉拒来京，枢密衔又不能带出外任，这不是根本断了他们加官的路吗？再者，范、韩二人现职一样，功过相当，也断不能升调一个，让另一个原地不动，只有同时加官，才可以一调一留。既然外任不能带枢密衔，留、调之想也只好作罢。这种借力发力的招数，真是用到出神入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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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十回（4）
不过，从来都是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反对派的意见，也早在支持者的视线之内。
富弼能做晏殊的女婿原是范仲淹介绍的，他一向也跟着范仲淹、韩琦走，自己又辞了副枢密的任命，说话腰杆儿直得起来。他反复论过两人一定要并用之后，就直捣目标了：“皇上圣明，一切都瞒不过皇上的眼睛。您看看先朝，紧急的时候两府大臣带衔外任，事情完了再回朝任职，多了去了，也没听说哪个武将要援此为例，要挟朝廷。所谓枢密衔不带外任，纯粹是胡说八道。说这种话的，原是居心叵测。说白了，就是要阻止朝廷任贤用能。皇上一定要摒弃邪说，坚持公论，不让小人的阴谋得逞！”
余靖则说：“范、韩来不来，不外三种意见：都来，都不来，一来一留。以边事需要，让他们都不来，是阻抑贤才。他们从一角到朝廷主持全国军政，只会对边防更有利，也更能震慑敌人。最好两个都来。若一定只来一个，还是以范仲淹为好。无论资历，还是才谋人望，他到底要比韩琦高一些。”
反对、支持似乎势均力敌，就看皇上的裁处了。但皇上已经早就说过，用他们是自己的独见，并非他人举荐，关键要看西方边事是否宁静。
西夏的事，原已有了一些转机。
西夏虽屡战屡胜，攻城略地，毕竟也有伤亡，又只有弹丸之地，无论人力、物力，补充都很困难，要彻底战胜大宋，几乎绝不可能。尤其是经济难以自立，需要寄生于大宋，得靠边境和市，与大宋互通有无，才能生存。战事一开，和市中断，大宋损失不大，他们却没了茶叶、丝绸、米麦等生活必需品，那艰难就不是一句两句话所能说清的了。
张元、吴昊身在其中，早已看清问题所在，再不那么发狠狂妄了。他们从契丹那儿，也看到了出路。
张元对元昊说：“皇上，最近外面有些传闻不大好听，您该听说了吧？”
“不就那些个顺口溜吗，说现在大不如从前？没有工夫听他们胡说八道！”元昊好像很不以为然。
“古人说：‘民心无常。’也不能不防呵！”
“丞相有什么想法？”
“其实，孙子早就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上之策。不打仗，也能达到目的。”
“你指什么？”
“皇上看契丹，一纸文书就白得了二十万金帛，何必一定要打仗？”
“也是。只是我们屡战屡胜，怎么求和呢？”
“契丹与南朝已经和好，可以帮这个忙。”
大宋其实也早不想打仗了。连范仲淹都曾上书请求与西夏媾和，哪怕年年给一些金银布帛，不过一州赋税，比这没完没了的战争也节省多了。给契丹二十万金帛，不是也有一条要他们说服西夏停战求和吗？他们拿了钱，一直没办事。到送钱的时候，大宋有人又想起了这档子事，要责成契丹履行诺言。这次，契丹似乎也乐意做个顺水人情，很快就修书请西夏罢战了。
那书也不是白写的，契丹有自己的考虑。刘六符说：“西夏民怨沸腾，也很难再打了。大辽一时也吃不了它，还是留着做咱们的一翼好。这个顺水人情，咱们乐得做。”
信还没有送发，西夏请求斡旋的使臣也到了。
但这和，也不那么好议。
西夏是屡胜之师，不得已而勉强罢战，除了要金要银的条件，那身份自然也矮不下来。
大宋最要的是脸面，钱帛都是小事。
照张元的意思，可以暂时权宜，先图个实惠再说，将来究竟怎样，到将来再见机行事。元昊此时心高气傲，到底低不下身份。结果，书是修了，使臣也派了，但只称男，不称臣，还在称呼上玩了个别出心裁的花样，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
父亲都称了，不是很恭敬吗？问题在于“兀卒”二字。它虽相当于单于、可汗的意思，在西夏语里还作“吾祖”讲。全译过来，就是“男邦泥定国吾祖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这还成话吗？
这一点小小的花样，大宋还是有人识得破的，和议自然只能搁浅。但既开了和谈，局势毕竟还是和缓了。仁宗到底下了决心，维持原命，将范仲淹、韩琦两个都调回了京里。范、韩两人虽五次上书谢绝新职，到底君命难违，还是打马回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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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十一回（1）
情动于中直讲狂歌
狠发于外谏官着力
仁宗刚刚有点儿动作，石介就激情喷涌，不能自已了。
石介，名介，字守道。别人的名、字，或许只是个代号，认不得真的，可他不，他既有学究气，又有狂狷气，似乎真是耿介如石，守道如砥，绝不玩虚的。他从来都以学者自居，讲究表里如一。他说的学者，可不是只知道注疏作文、雕章琢句的三家村学究。在他眼里，所谓学者，是学为仁义也，仁，是急于利物；义，是果于有为。他以此力行，也以此教人，而且充满自信。他干脆就认为自己是当今的孟轲，比孟轲还要勇猛十倍。别人还有在野、在朝的区别；穷困、通达，也还有兼营天下与独善其身的不同。他不。在他看来，时，没有不可为的；为，也没有不能到达极致的。为什么呢？因为，不在其位，可以行其言。用了我的话，功利就施于天下了，何必一定要亲自在位推行实施，才算有为？如果连话也不用我的，还归罪于我，叫我吃尽苦头，那也没有什么值得懊悔。为什么？它也是对于自己学说的一种逆向张扬呵！
既是这样一个捣不破、煮不烂的铜豆子，顺逆都有理由处之泰然，气壮山河，事事都只率意直行，不管不顾，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也就毫不奇怪了。先前，仁宗宠爱尚美人、杨美人，他写信刺得仁宗跳天；眼下他在国子监任直讲，目睹仁宗有些改革图新的意思，又按捺不住，要一吐为快了。
这回写的是四言颂诗：《庆历圣德诗》。
开宗明义，说是：皇帝龙兴，徐出闱闼。晨坐太极，昼开阊阖。躬揽英才，手锄奸孽。跟着，就借用皇帝的口吻，将丞相章得象、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枢密院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及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等，一一大加褒奖。最后收束，又将皇上退奸进贤的圣德，拢共歌颂了一遍。
仁宗不过刚刚摆开了一点儿架势，章得象、晏殊、贾昌朝、杜衍都是朝中老人，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等则刚到新位置，一切都尚未开始，石介的颂诗，也写得太早点儿。而且，锋芒也太露了。
颂诗传到他的老师孙复那儿，孙复一读完就气急败坏，仰天叹道：“什么‘举擢俊良，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有这样写诗的吗？守道、守道，我怕你从此不得安宁了！”
范仲淹也特恼火，对韩琦骂道：“这鬼东西要干什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不过，暂时什么事都还没有。
那一面，欧阳修他们则真正在不遗余力地廓清战场，扩大战果。
已经罢去的吕夷简，还可能卷土重来，或死灰复燃，首先得将他敲死。
吕夷简授太尉致仕的时候，还有特别礼遇——朔、望及大朝会参朝，准他与中书、门下官员一起排班，还赐官给他的子弟。欧阳修上书皇上，请求罢免。理由自然也很充分：二十多年来，吕夷简隳毁纲纪，坏乱天下，享尽了荣华富贵，现在一拍屁股走了，将一个烂摊子丢给陛下。这样十恶不赦的人，早该严惩。皇上宽厚仁慈，优待保全，已是天高地厚的恩德了。是他有负于皇上，不是皇上有无负于他，根本无需再加恩！至于他的子弟，沾老子的光，早已恩典至极。如今边庭多事，在外面辛劳王事的有功之臣，都不能得到额外升赏，再让这些大奸大恶之家的愚呆子弟非分得赏，也太不公平了，请一定罢去无端恩典！
请罢旧恩之外，就是堵死他的干政之路了。
夷简既已致仕，就没有正常渠道说话了。他想了一个新招，不是经常有太医一类人给他看病送药吗，他有奏章，就通过御药局悄悄递上去。
这事也没逃过欧阳修的眼睛，他立马去找皇上：“陛下，听说已经致仕的吕丞相，常常通过御药局呈密折上来，有这事儿吗？”
皇上只问：“你听说什么了？”
“陛下，吕丞相当国二十多年，将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现在更神昏智耗，哪里还能再干预国家大事！他自己也早该闭门休养，不问世事。即便真有什么想法，原该光明正大地去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