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 第36部分

　　于是在这黎明前的夜里，我们再次启程。牛车运着一副灵柩，“轱辘……轱辘”地如同蜗牛在这乍暧还寒的淮北大地上爬行。

　　从头天傍晚到次日凌晨，牛车晃晃荡荡地走了将近十二个小时，天亮后，我们才赶到县城的南关外。此时，正逢早市，有的店铺刚刚开门，路两边卖菜、买菜的人们讨价还价十分嘈杂。突然发现我们的牛车拉着一副布满尘土的棺材和我们三个蓬头垢面的土人，他们“呼啦”一下像躲避瘟疫似的朝四面闪开，用一种惊诧、疑虑的目光瞅着我们，似乎把我们当成夜间刚从阴曹地府里跑出来的幽灵……

　　我们由城南绕行到城东北角，过了涡河，西行到了一个叫拉车路口子的坟地，将其安葬，丧事才算结束。

　　三个月后，她的儿子季亲生由西安赶里到亳县，又让我陪着他到他母亲的坟上，大哭了一场。由坟地回来路过一个算命摊，我们花了两角钱让那老汉给我们每人各算了一卦。年逾七十貌似枯木的老者眯缝着双眼煞有介事地说：“二人时运不佳，屋中必有不祥之祸。”我问他如何解脱，他捋着山羊胡子慢条斯理地说：“向西行！”我问为什么，他不再作声，一幅昏昏欲睡的样子，再也不理我们。

　　六年后，在六零年的大饥荒中我被迫辍学。为了活命，我于六三年五月西行路过兰州，我与我表弟在此见面，半月后，又流落到新疆，似乎让那个“糟“老头言中了。

　　

第十四章　中学时代　险象迭生（一）
第一节

　　亳县二中是1955年新开办的中学（涡北中学为亳县一中），它座落在县城的西南角。我于1956年夏季，考入该校就读，为学校的第二届初中学生。

　　姨奶去世后，我在学校食堂搭伙，每月六元钱的伙食费就无钱可付，要靠学校给的助学金和我姐的接济才能上学。

　　亳县地处黄淮平原，由于历史上常闹兵灾，黄河泛滥，造成农村土地贫瘠，穷困落后，城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机械制造工业，可以说就是一个农业城市。解放后才办起来的农机修配厂、抄丝厂、榨油厂等为数不多的小厂子，以及公私合营的小手工业作坊，因此人们就业的机会较少。市民多以出卖劳力和从事于蔬菜、水果、饮食、杂货的小商小贩为生，所以到校上学的孩子，家中困难的也比较多。

　　每到开学之后，学校里都要对生活困难无钱交费的学生在班里进行评议，向特困生给以减免学费和每月六元的助学金补助。虽然当时我比较贫穷，但有的学生比我还要困难。因此我仅享用过两次每月六元的助学金补助，平时只能享用三元的补助。在我三年的初中学习中，先后在胡旭老师、胡德蔚老师（班主任）的同情和关注下，经过班里的评议，得到了助学金的资助，才能使我完成了初中的学业。

　　当初，二中只有两个年级，一个初中一年级四个班和一个初中二年级四个班。其中有一半的学生来自离城较远的农村，他们多数原先上学较晚，年龄较大，年纪大的已有十###岁，还有二十岁的，站起来个子比老师还高，甚至于还有的学生在家里已经娶了媳妇。

　　入学后将近一年里，学校还是较为平静。但是到了1957年4月27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国发布之后，学校按照上级有关部门的布置，在教职员中搞什么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响应党的号召，大鸣大放，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整风运动中去。并且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不几天，冲着学校大门的教务处西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有给领导提意见的、有要求改进教学工作的、还有的对事物发表一些看法的，一时间校院内充满了大鸣大放，百家争鸣的气氛。

　　1957年5月中旬至6月初，《事情正在起变化》和《这是为什么？》等文章先后见报，随之《人民日报》等报纸相继点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浦熙修以及周扬、艾青、丁玲等大“右派”的名，揭露了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之后，我们学校也派来了“反右”工作组，动员全校的教职员工要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大胆检举、勇敢揭发、反省自己、向党交心……一时间，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的沸腾了起来。

　　一个周末的下午，校园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在工作组和校领导的带领下，全校的教职员工，以及学生中的团员、骨干代表在校门口排队集合，他们每个人的胸前都别上了一张用红蜡光纸剪成的并写着自己名字的心状图案，手持小旗，高呼口号，在锣鼓声中庄严地走出了校门，他们要到县委会去向党交心，以此表示紧跟形势，坚决反“右”的决心。

　　随之学校里开展了背靠背地揭发检举，一个个“右派”分子就被揪了出来，其中有数学老师、历史老师、生物老师、美术老师，连学校总务处管生活的一个歪脖子李老师也被打成了“右派”。

　　秋季开学后，又从上海复旦大学接收了两个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右派”，一个是物理系年仅二十一、二岁的杨嘉桂，一个是地理系二十三、四岁的唐思成。他们的到来不仅加大了二中“右派”的名额，同时也增添了二中“反右”斗争中的戏剧性色彩。

　　在1957年秋季学期里，学校里的事务是异常的繁忙，老师一面教书，一面还要投入反右斗争中去。学生们除了上课学习，有时在下午或者晚上还要去参加批斗“右派”的大会。

　　在特定的历史变革时期，当时是党和组织上考验一个人的政治觉悟和阶级立场的关键时刻，你是跟党走，还是滑向资产阶级的“右派”泥潭？形势逼人，何去何从由你自己选择。

　　人们由愕然到正视现实。一些人根据自己的家庭成份、个人出身、历史背景、利害关系、权衡利弊，各自抱着不同的动机、不同的目的，相继投入到这个运动中去。

　　当时的“反右”斗争，不仅在老师中进行的异常激烈，如火如荼。就是在明文规定不开展“反右”的中学生中，有的为了进步、为了表现，当批斗有“右派”言论的老师时，他们竟然能做到宁“左”勿“右”，花样翻新，极个别的学生甚至超过了激进的老师，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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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中学时代　险象迭生（二）
第二节

　　经过六、七两个月的反“右”斗争，学校首战告捷，成绩突出。从全校的教师队伍中挖出了六、七个资产阶级“右派”，再加上由上海送来的两名大学生“右派”，其比率占全校教师的百分之十几。

　　“右派”是什么？“右派”是毒草，是坏蛋，是反革命，既然是毒草就必须坚决地把它除掉——这是一个从乡下调到学校不会上课，只会开会的团委书记大会上宣布的。

　　学校下半年的任务是加大批判，铲除毒草，肃清流毒，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教育阵地。当时是空气紧张，形势逼人，校园内每周都要对“右派”分子进行轮流批斗，直至他们缴械投降，彻底认罪，重新做人。否则就是自绝于人民，死路一条。

　　在此期间，学校老师中出现了一些积极分子。有的老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比较年轻，主动靠拢组织，迫切要求进步，要在反右的斗争中充分表现，有所作为，有所建树。尤其是有的出身于地主剥削阶级家庭成分不好的老师，为了躲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们就拼命地冲到运动的前列，在政治上多多的表现，死命地去揭发、检举、批斗“右派”，把火烧向别人，以保自己不被打成“右派”。其中当时表现得最露骨，最像“左”派的还数后来成为高中语文老师的颜“秃顶”（学生们送给他的绰号）。他个子不高长一个中年秃顶发亮的脑门，两颗不大的眼珠却能发出闪闪狡黠的目光，在运动中他表现积极，靠近组织，隔三叉五的去向上级汇报，讨好领导，诋毁同事，中伤他人，专爱做些损人利己的事情。

　　当时，学校的批斗大会经常放在被改作学生饭堂的大殿里。这是一座高大的孔庙殿堂，里面空当而又阴森，利用此处批斗“右派”是个再好不过的地方。口号声，不断地在大殿里回响，不仅助长了师生的批判声势，同时也加大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力量，甚至还可以使被批斗者胆战心惊，失魂落魄，如陷重围。

　　当年，学校的“右派”多是在这里被批判的。

　　尤其在批斗一位姓祁的历史老师时，因他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且他在学生中又曾讲过：“解放前，他姐姐出嫁陪送的嫁妆中，有一把美国制造的梳子，用了多年至今还乌黑发亮，坚固如新。”这种宣扬美帝，崇洋媚外的言论，在那突出政治“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里，是非常反动的，绝对不能允许的。因而激起了师生们的极大愤怒，进行了大批特批，有的上去压低了他的脑袋，有的上前厉声地训斥，斗得他手足无措，狼狈不堪。

　　此时，我们的“秃顶”颜老师斗兴正浓，趁机发言，他站出来用自身说教对祁老师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他先表白自已出身于地主家庭，但现在已深刻地认识到剥削阶级的罪恶，并表示悔恨和耻辱。他声泪俱下的表明要向党交心，在这场反右斗争中与他的地主家庭决裂，无情地揭露检举“右派”分子的反党罪行，与广大师生一道发扬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夺取反右斗争的最后胜利。“秃顶”颜一番精彩绝伦的表演，博得一阵喝彩！

　　在此期间，他还分别参加对采用漫画形式攻击农村合作社不关心妇女，让孕妇下地干活的美术老师牛清洲和大学生“右派”杨嘉桂、唐思成等人进行了多次的批斗。

　　当时，一旦被打成“右派”瞬间就上升为敌我矛盾，由人民老师变成了阶级敌人，丧失了老师做人的尊严，并被剥夺了给学生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