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位律师参加。1月2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张孟仪的报道。文章在刊登时的标题为《严格依法办事 坚持以法治国》，副标题是“为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辩护的律师谈对审判的感想”。内容分为四个小标题：（1）是“恰当、公允的判决”。报道说：“这次出庭辩护的律师一致认为，特别法庭对江青等10名主犯的判决是恰当的、公允的，法庭兼听了各方面的意见，吸收了辩护人的正确观点，我们律师很高兴。”（2）是“法庭按照诉讼程序进行审理”。报道写道：“这次出庭辩护的律师认为，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理，是按照法定诉讼程序进行的，被告人的辩护权得到了充分的保护。”（3）是“被告人合法权益得到维护”。报道说：“律师根据事实和法律对5名被告人应负的刑事罪责进行了分析，并依法提出了辩护意见……维护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被告人对此是满意的。”（4）是“律师依据事实和法律为被告人辩护”。报道写道：“这次出庭为被告人辩护的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后，分别会见了被告人……认真听取了被告人对起诉书的意见，查阅了大量案卷材料，收集了为被告人辩护的事实根据，他们在法庭上，从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和有利于被告人辩护方面，对被告人或证人进行了13次发问，最后依法为被告人进行了辩护。”这实际上是几位律师用不同的形式对辩护工作进行的总结。
（四）编写《大事记》
《大事记》全称为《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律师小组工作大事记》（—）。为了记下律师小组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历程，1980年12月31日，律师小组的领导提出编写《大事记》。1981年1月2日开始编写，12日研究《大事记》稿，31日《大事记》编写最后完成。《大事记》前言概括地说明了律师小组的成立、工作和作用以及编写《大事记》的意义，其中写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是建国以来的一起特别重大案件。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严格依法办事，司法部于1980年9月下旬先后从北京、上海、武汉、西安等地选调了律师18人，成立了律师小组，承担为本案被告人出庭辩护的任务。在3个多月的时间内，律师小组的同志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依靠党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发挥集体智慧，制作了5篇辩护词，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胜利完成历史赋予的这一重大政治任务。为了从律师辩护的角度反映这次举世瞩目的重大案件的审判活动，记下这段具有历史意义的历程，特编写《律师小组工作大事记》，供参加该项工作的同志参考。”
对律师辩护的评价（1）
（一）律师辩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对林、江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审理中，律师辩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各方面的评价是肯定的、满意的。
审检人员异口同声称赞律师的辩护工作。审判人员认为，由律师提出辩护，有利于被告人，能促使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效果显著，反映好。他们认为这次辩护工作起到了提高审判质量的作用，说：“律师的态度严肃认真，反复修改辩护词，对我们的工作有帮助，也有促进。”“律师辩护保证案件公正审理，正确执行法律，互相制约，促使我们工作更慎重。”有的还说：“由检察人员起诉，经过律师辩护，定罪量刑的依据就更准确了。”例如，姚文元的辩护律师提出，起诉书指控姚文元犯有策动上海武装叛变的罪行不能成立，吴法宪的辩护律师提出吴法宪不应对林立果组织“联合舰队”，准备反革命武装政变这一罪行承担罪责，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在宣判后的一次报告中，曾谈到判决书实际上采纳了这两点辩护意见。他说：“对于指控姚文元煽动上海武装叛乱的罪行，根据对证据的审查核实，证明他没有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行为，与原来指控的犯罪事实有出入，因而实事求是地把这一点否定了。再如，说林彪1967年通过吴法宪把他的儿子林立果安插到空军，是为了准备政变，这种分析是站不住脚的。1969年，吴法宪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也不能说是准备政变。那时，林彪才确定为接班人嘛。因此，法庭在判决书中没有采用这类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写法。”①
检察人员强调：律师出庭对提高办案质量有好处。他们说：“我们着重考虑揭露犯罪，律师从有利被告方面辩护，这样就全面了。”“律师的辩护对我们能起制约作用，对提高办案质量很有好处。”
旁听群众和社会上对律师的反映，总的说来也是好的。很多人认为：“对这样的被告人，律师还为他们辩护，体现了民主和法制的精神。”有的说：“律师的辩护是实事求是的，不是演戏，不是走过场，辩护词有分析，有分寸，讲道理，很有说服力。”他们说律师的辩护，“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开创了好的先例，为今后律师辩护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条件。”许多群众反映，听了律师的辩护，对某些被告应如何判刑有了新的看法。例如，某理发店的理发员对顾客说：“江腾蛟参与谋杀毛主席，罪行太严重了，本该判死刑。听律师辩护，说得有道理，看来可以从轻一些。”
被告人对律师的辩护一般也是满意的。如律师为吴法宪辩护，提出了有利于他的情节，根据法律恰如其分地分析了他的罪责，并提出他认罪态度好，请法庭考虑从轻判处。吴法宪感动得哭了，他表示：“律师在法庭上为我辩护，我更相信会得到公正的判决了。”他再三表示：“知罪、认罪、服法。”江腾蛟听了律师的辩护后说：“我讲三天三夜也不如律师为我辩的4条有力，至于我的罪恶，那是很严重的。”李作鹏也一再表示，律师的辩护发言“说了公道话”，“是我的罪，我承认”。由此可见，律师的辩护确实起了积极作用。
从各方面的反映可以看出，律师的辩护起到了配合审判，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法制的作用，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绩，应当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
（二）思想不够解放，工作上还存在一些缺陷
尽管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党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已经提出“解放思想”的号召，但由于人们的思想长期遭受禁锢，在粉碎“四人帮”不长的时间里，解放思想问题难于很快解决，因而“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邓小平语）。在辩护律师中，部分同志认为只要顺应中央意图，服从上面安排就够了，这种思想经过讨论虽被否定，但思想不够解放的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它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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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律师辩护的评价（2）
1。 心存顾虑，对应当提出辩护的论点没有提出或不敢径直提出。例如，起诉书指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密谋策划，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诬告周恩来、邓小平搞篡权活动，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对此，律师曾进行了研究，认为王、张、江、姚分别是党的政治局常委或委员，他们商议问题，向党的最高领导人陈述意见，尽管内容是对周恩来、邓小平的诬陷，但在做法上还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因而不应认为是罪行。尽管有这样的认识，可是律师在为姚文元辩护时却没有提出。又如，律师认识到指控姚文元参与上海叛乱问题没有足以认定的证据，应作无罪辩护，但又考虑到这样一辩就推倒了姚文元的一大罪状，事关重大，犹豫不决，不敢直接提出；后来中央政法部门领导同志指出，只要有证据就可以辩，才使律师的思想有所解放，作了无罪辩护。因而当时就有人指出，律师还有顾虑。
2。 怕出问题。当时对律师小组的活动作了种种规定，律师处处只能依照规定行事；并且要求律师的辩护“须有利于审判工作的进行”。这样，律师的活动和独立发挥作用，就不能不受到限制。所以律师只是根据案卷的材料找出为被告人辩护的论点，而没有另外再找有利于被告人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在法庭调查时律师发言也不多，只在非常必要时才向被告人发问。至于传唤新的证人到庭，则自始至终没有一次提出这样的要求。因而虽然研究了如何活跃法庭的问题，但律师在法庭上还是不活跃。对此，事后座谈时检察人员就有这样的评价：律师思想不开放，作用发挥得还不够。
3。 工作做得不够主动，一半被告人没有律师辩护。审理这样的重大案件，被告人原则上以有律师为好。原因是：本案有公诉人支持公诉，从法理上讲被告人也应有辩护人；再者各共犯之间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没有辩护人的被告人，在诉讼中显然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以有辩护人为宜。一半被告人之所以没有律师辩护，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工作上看，主要是思想认识不够以致工作做得不够主动的关系。本案被告人过去虽曾身居高位，却没有法律知识，不懂得律师的作用与职责，他们生怕请律师辩护，会被认为态度不好，受到重罚。所以应在这方面多做工作，做好工作，使他们对请律师辩护有一个正确认识，争取做到他们委托律师辩护或者法庭为他们指定律师辩护。如果绝大部分被告人都有律师辩护，这对于加强法制，进行法制宣传都有好处。没有做到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律师工作出现上述问题，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现在指出这些缺陷，意在使人们了解我国法治建设起步时的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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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工作的体会（1）
（一）党政领导的正确决策和有力领导是律师辩护
成功的根本原因
前面谈到，各方面反映：律师辩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