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财富平均，就无所谓贫穷；境内和平团结，就不会觉得人少；境内平安，就不会有倾危之虞。曹操引述这段话，反映出他的均平治国的思想。为了减轻不和、不均、不安的现象，曹操接着谴责了袁氏父子放任豪强兼并土地、强迫贫苦农民替他们交纳租税、弄得贫苦农民变卖家产都还难以应付的罪行，并特别提到审配家族窝藏罪人的不法行为，表达了自己对豪强大族任意横行的不满和痛恨。最后，曹操公布了今后征收租赋的定额，规定除此之外，别的不得再擅自征收，并要求各郡守国相严格检查，不要让豪强大户对田地等资产有所隐匿，而让贫苦百姓去交双份租赋。令文语气强烈，态度坚决，表明了曹操打击豪强、抑制兼并的决心。
建安时期，曹操虽然在统治区内大兴屯田，但和广大郡县相比，屯田所占的面积是很小的，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半自耕农仍是社会经济的主体，施行适合这一部分人的赋税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两汉时期，赋税主要采用地税和人头税的形式。地税是根据收获量按比例征收的，如三十税一、十五税一、十分税一（仲长统《昌言·损益篇》有“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之说，也就是亩收三斛中取三斗为税）。人头税是按人口的多少和大小征收的，七至十四岁的小孩每人每年缴纳23钱，称为“口赋”，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岁的成人每人每年缴纳120钱，称为“算赋”。此外，东汉还有征收缣（细绢）、素（白绢）的记载。曹操将地税改为按定额收，将人头税改为按户征收（称为户调），并将收钱改为收手工业产品，是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农民的利益。
将地税改为按亩计算，是要使占地多的豪强多尽纳税的义务。曹操所规定的田租户调的数额，只是一个平均数，是交给地方官统计户口征收的标准，在实际征收时，还要按照贫富分等，按等收税，如何分等由地方官斟酌，但每户的平均数必须合于曹操所规定的数额。曹操执行这个制度是以身作则的，每年征收赋税时，他都要让家乡谯县的县令为他评定等级，按等交税。一次，谯县县令将他同曹洪划成一个等级，曹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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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不戚年往，忧世不治’（2）
“我家的资财哪有子廉（曹洪字）多呢！”
曹操说的大抵是事实。曹洪其人，性好聚敛，甚至不惜采取巧取豪夺的手段。同时非常吝啬，连曹操之子曹丕去向他借贷，他都不给，以致曹丕为此怀恨在心，即帝位后曾以他下人犯法为由企图将其下狱处死。谯令的估算或有不够准确之处，但这件事至少说明他没有特别照顾曹操，去给曹操压等级，这也说明曹操是带头执行了规定的，不然一个小小的谯令就不可能这样无所顾忌了。曹操尚且如此，各地的豪强自然也就不能不有所收敛，不能不尽量按照章程交纳赋税。当然，一些豪门大族勾结官府，在评定家财等级时暗中做手脚，把负担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这种现象肯定是不可能彻底杜绝的，但至少他们是不敢无所顾忌、大张其鼓地这样干了。
人头税按户征收，则可以更加便于征调，因汉末战乱以来，人口流动性大，而户相对来说稳定性要大一些。按户征取绢、绵，计算起来也更为方便，特别有利于收取整匹的绢、布，不致因人丁零落而造成上交绢、布的破碎不整，这样也就可以更好地加以利用，不致造成浪费。
将人头税从收钱改为按户收取绢、绵，曹操在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期间即已在兖豫二州施行，这样做也是充分考虑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当时中原一带，家庭纺织业同农业是结合在一起的，几乎家家都有绢、绵手工业产品。而自战乱以来，铸币业已近于废弃，民间、特别是农民拥有的货币极为有限，一般都采用谷、帛进行交易，如果要他们用钱币上税，就必然会给商贾提供乘机压榨农民的机会，加重农民负担。因此，改征农民自己能够生产的实物，对农民是不无好处的。
东汉中叶以来，农民对政府承担的赋税呈逐渐增多之势。质帝本初元年（146）九月朱穆就曾在奏记中说：
“现在宦官当权，水灾蝗灾接连发生，而朝廷的花费却比以前增加了十倍。河内一郡，过去征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现在却增加到了十五万匹。当官的是不会出钱的，这些负担全都摊到了老百姓头上；而老百姓又大都逃亡了，只留下一些空头户口；户口既少，而家中没有资财的又多，因此所受到的盘剥也就更加惨重。二千石官吏碰到老百姓就象是碰到了敌人，要么强迫他们出卖田土房屋，要么拼命拷打他们，弄得老百姓忧心如焚，朝不保夕。”
由此也就不难见出一斑了。因此，曹操规定平均每户交纳绢两匹、绵二斤，明令除此之外不准任意额外多收，特别强调豪强地主对田土资财不得“有所隐藏”，以将赋税转嫁到农民头上，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的。后来，西晋在灭吴统一全国后征收课田赋，规定每个丁男课田五十亩，要收租四斛，也就是平均每亩要交租八升，剥削量比曹操的规定增加了一倍之多。户调令则规定丁男（十六岁至六十岁的男子）作户主的，每年平均要交纳绢三匹、绵三斤，丁女（十六岁至六十岁的女子）或次丁男（十五岁以下至十三岁和六十一至六十五岁的男子）作户主的折半交纳，即纳绢一匹半、绵一斤半，边远郡县只交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这个剥削量，也约比曹操所规定的增加了三分之一。这样一比较，不难看出曹操对农民的剥削确实还算是比较克制的。当然，他这样做，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及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如其令中所说，如果放任豪强兼并，“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而且执行起来也并不可能那么彻底，但对于改善农民在经济上的处境，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客观上还是会有一定作用的。
打击豪强是曹操一贯的主张，还在他担任洛阳北部尉和济南相时就已身体力行。他自己带头打击豪强，同时也特别注意选用干练的官吏来贯彻自己打击豪强的主张，并在这方面涌现出了一批出色人物。如献帝都许后，曹操任命满宠为许令，把治理京城的重任交给了他。曹洪手下有一个宾客，倚权仗势在许县境内多次犯案，被满宠逮捕下狱。曹洪得知后，给满宠写去一封信求情，满宠不予理睬。曹洪无奈，只得去求曹操，曹操于是召见许县主管刑狱的官吏，打算了解一下情况。满宠担心曹操会出面干预此事，于是抢先动手，下令将罪犯立即处死。曹操得知消息，不但没有怪罪满宠，反而高兴地说：
第十二章‘不戚年往，忧世不治’（3）
“当官管事难道不应当这样吗？”
后来，因袁绍在河北很有势力，而汝南郡是袁绍的故乡，门生宾客满布郡内各县，大都横行不法，有的甚至拥兵拒守，曹操十分担忧，就派满宠去做汝南太守。满宠到任后，在当地招募了五百士兵，带着他们一连攻下了二十余座壁垒，并诱杀了十几个不肯降服的壁帅，共得户二万，兵二千，使汝南的局势很快平定下来。
又如杨沛做长社令时，境内曹洪的宾客不肯依法缴纳赋税，杨沛把他抓来，先把腿打断，然后将其处死。曹操很欣赏杨沛，让他先后担任九江、东平、乐安等郡太守。后因与督军争斗，被判处五年髡刑（一种剃去头发的刑罚）。曹操出征到谯县，听说邺城及其附近地区法令得不到很好施行，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便要求重新挑选一个邺令，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和才能应当同杨沛一样。有关部门遵照曹操的旨意，将杨沛从一个囚徒直接提升为邺令。杨沛上任前，曹操召见他，问道：
“你准备怎样去治理邺城呢？”
杨沛回答：
“竭尽心力，依法办事！”
曹操听了，高兴地喊了一声：“好！”并回过头去对旁边的人说：
“诸君，这个人可是值得敬畏啊！”
曹操当年西迎献帝时，所带的几千人途中断粮，幸好得到了当时任新郑长的杨沛的接济，因此曹操特地赏给杨沛奴仆十人、绢百匹，一方面作为对他就任新职的鼓励，一方面权且作为对他当年进献干桑椹救急的报答。就这样，杨沛满怀信心走马上任。曹洪、刘勋等人畏惧杨沛威名，赶紧派人前往邺城，告诫子弟宾客各自检束，不得再随意为非作歹。杨沛担任邺令数年，邺城的社会治安一直较好。
此外，赵俨在朗陵长任上，梁习在并州刺史任上，司马芝在菅长任上，王修在魏郡太守任上，都毫不手软地打击了一些严重破坏封建法度的豪强地主。如司马芝是在曹操平定荆州后被任命为菅长的，其时豪强地主多不守法，郡主簿刘节，势力很大，有宾客千余家，出则为盗贼，入则乱吏治。一次，司马芝征调刘节的门客王同服兵役，刘节却把王同藏了起来。司马芝即报告郡守，列数刘节的罪行，郡守郝光不敢怠慢，即让刘节去代王同服兵役，青州因此有了司马芝“让郡主簿当兵”的说法。后来，司马芝调任广平令。征虏将军刘勋的宾客子弟屡次在境内横行不法，正准备处理时，刘勋给司马芝送来一封信，不具姓名，却多有请托。刘勋同曹操过去是旧友，在担任庐江太守时被孙策击破，前来投奔曹操，被封为列侯，十分贵宠。但司马芝不买帐，连信也不给回，其宾客子弟犯法者一一依法处理。后来，刘勋因自恃与曹操有旧，日渐骄横，一再犯法，连自己也被有关部门逮捕正法了。
恢复盐铁官营，也是曹操抑制豪强的重要手段之一。盐、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两项重要产品，西汉武帝前，由民间经营，全被地方上的豪强大姓所垄断，他们从中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