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或即将要拿国家俸禄的儒生必然趋之若鹜，谶纬之学由此如日中天，盛极一时，以至于检验一个人的忠诚度和学识力，也要看其对谶纬学说的态度是否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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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节：樊英，一个女权主义者（2）
〃谶〃分〃语谶〃和〃图谶〃两种，通俗来讲就是神秘预言术，用诡秘的隐语或是令人费解的图示，来昭示上天的种种吉凶祸福，借以宣誓某种政治意图。而〃纬〃则有别于〃谶〃，它并非凭空捏造，而是依托于古代的圣贤书，再进行另类解说，就是利用迷信方术和神秘预言附会儒家经典。后来〃谶〃和〃纬〃两种有别的学说渐趋交汇融合，形成新的谶纬学说，最终完成了汉代经文的神学化。
谶纬学说的渊源大概有三种，其一曰：《河图》、《洛书》上面所载的神话和神秘预言；其二曰：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其三曰：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三种学说的相互杂糅即诞生了神秘莫测的谶纬学说；三种学说虽各有擅场，但根源却不外乎《周易》，而樊英先生恰恰是研究《易》而大有成就的学者，故在当时的情况下堪称硕儒。
其实在纳兰秋先生看来，谶纬学说无异于忽悠学说，好一似江湖术士寻卦问卜，能骗则骗，能蒙则蒙，骗和蒙都玩完了还不能令人信服，只能脚底抹油，逃之夭夭，要不然准得惹一顿胖揍，满地找牙。可那是在东汉，上至皇帝老儿，下至黔首黎民，对谶纬一套胡说八道的学说深信不疑，而且生生打造了不少谶纬学说的超级偶像。樊英先生即是其中之一。
既然如此，为什么樊英先生不能列位于儒林，而又归入方术士呢？这乃是历史和时代变迁而导致的。
如果东汉人修《后汉书》，樊英先生位列儒林是想当然的结果，但《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先生却是南朝宋人。东汉而至南朝，两百多年的沧桑历史，白云苍狗，谶纬之学已由两汉时代的显学而蜕变为〃衰学〃。
由于历史对待谶纬之学的前后态度有差，范晔先生在撰写《后汉书》的时候也颇感为难。一些想当初都堪称硕儒的学问家应该归于哪一类呢？归到儒林吧，读者上帝不答应（当时亦有读者上帝，而且鉴赏能力非常之高），一定会说，这些大忽悠怎能归于儒林呢，这不是给儒生阶层抹黑吗？
范晔先生无奈，只好将此类人归到方术士门下，另立一篇传记。方术士乃是方士和术士的统称，既包括天文家、音乐家、数学家、医学家和哲学家，也包括星相家、预言家、炼丹家和高僧名道。正如范晔先生所言，〃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存在即合理，方术士作为一个蔚然壮观的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中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樊英先生对《易经》的研究和另类发挥，使得他成为名冠一时的大儒；他还是谶纬学说的继承者和光大者，尤其是研究《易纬》（谶纬学说中的一条分支……纬书之中的首部纬书）的佼佼者和权威专家；樊英先生也因此没能被范晔先生归于儒林而别立于方术士传中。这对樊英先生似乎是一种不公正待遇，亦被后世引为憾事。
历史还在前进，并不存在所谓的定论，樊英先生究竟在历史上以何面目示人，《后汉书》说了不算，后世之人自有公断。
从目前的趋势看，〃是儒生，还是方士〃的唾沫官司还要打下去，还要吵得天翻地覆，但读者上帝不必为其劳神，只消记住，樊英先生是个隐士。这是一个不需要争吵、没有冲突的话题，千百年而后，人们已忘掉孰为儒生，哪个是方士，只记得一个隐士，一个卓尔不群的隐士。
汉顺帝很生气
请读者上帝暂时忘却那桩劳神的官司吧，下面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上场呢。
樊英先生隐居的地方在壶山，而隐居的年龄已不可考，大约学有所成之后就隐居起来，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纵观樊英先生的史料，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合作者。
因为〃樊氏学〃 的名声响当当，当地州郡的官员争相前来延请，但均被樊英先生拒绝；公卿也佩服樊英先生的人品和学识，纷纷举荐他为贤良、方正，但他都不应；汉安帝初即位的时候，朝廷按照成例征召贤能之人当博士，并赐给策书和公车，樊英先生和同郡的其他五个人同在被征召之列，但在樊英先生不合作态度的影响下，只有两人应召，樊英先生等四人置若罔闻，不加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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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节：樊英，一个女权主义者（3）
读者上帝一定以为樊英先生太过清高狂傲，儒生治国平天下乃是己任，如此简慢蔑视君主和法令，不是儒生应所当为的。其实不然。樊英先生自有一番自己的政治倾向和生活主张，他的不合作的态度亦是从当时政治和社会的现状折射而来。
樊英先生生活的时代大约经历了五个帝王，即汉安帝、汉顺帝、汉冲帝、汉质帝和汉桓帝，其中冲、质二帝御宇时间非常短，都不足一年之数，因此樊英先生大体生活在安帝、顺帝和桓帝三世。这三个皇帝在位的时候，正是东汉王朝迅速走向毁灭的阶段。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东汉之亡肇始于桓、灵二帝，非也，种种迹象表明，桓、灵二帝及其以降东汉诸帝的颓废不堪，皆种因于安、顺两朝，安帝和顺帝对东汉的衰亡实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汉安帝刘祜先生是个半吊子二百五，政治上毫无建树，可却能宠幸女人，阎姬就是他最宠幸的女人之一。阎姬后被册封为皇后，成了安帝龙床上的专宠，但奇怪的是她并未能为安帝生产一个儿子。在母以子贵的后宫，身为皇后而没有嫡子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荣耀和显贵亦无法保障和为继。安帝死后，阎皇后为了保全自身，施计废掉了安帝的长子刘保，即后来的汉顺帝，另立幼儿刘懿为皇帝，她则垂帘听政，照旧执掌大权，继续尊崇。
没想到刘懿是个短命鬼，只在龙椅上坐了七个月就死翘翘。刘懿死后，曹腾（曹操之所以姓曹，就是随曹腾的姓，曹操的老爹曹嵩乃是曹腾的养子，原姓夏侯氏）、孙程等十九位宦官发动宫廷政变，拥立被废的刘保先生即位，就是汉顺帝。汉顺帝即位后立刻就废黜阎太后，以报当年之仇。
汉顺帝即位时年方十一岁，政权操切于众阉宦之手，有拥立之功的十九个宦官俱都封侯，开启了给太监封爵的先例。汉顺帝长大后，性格懦弱，很少有振奋的表现，相反纵容宦官与外戚相互勾结，导致梁氏外戚揽政长达二十余年。宦官多是群小，外企专横跋扈，朝堂之上妖气弥漫。汉顺帝御宇这二十年，致使东汉王朝毁灭的各种因素俱已呈现，政府更加腐败，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到了桓、灵二帝的时候，局面愈发不可收拾，宦官与外戚两股势力由勾结而转为水火难容。梁氏外戚衰落后，新的外戚力量崛起，但面临的情况却迥然有异，很难再恢复到梁氏当政时的不可一世；而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势力则又重新抬头，他们挟天子而发号施令，与外戚集团争夺权力，相互倾轧。东汉王朝就像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吃上等的补药尚无济于事，何况再下两帖虎狼药？一命呜呼是必然的命运。
这些事情都是樊英先生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以樊英先生学贯古今的学识，早已通晓盛衰之理，对东汉王朝的身处末路心中了然。在他的内心里也曾想过振臂一呼，为国家的危难而奔走呼告，但这样的星星之火，没能成为燎原之势，只一闪而过，被无穷无尽的失望和绝望而取代。
儒家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理念，穷有两个境界，其一是个人之穷，比如生计无有着落，饥一顿饱一顿，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种情况于国于家均无能为力，只好洁身自好，以期避免给社会带来麻烦；其二是国家之穷，比如战争频仍，奸邪当道，皇帝亲小人远贤人，这种情况忠臣贤士已失去尽忠报国的机会，只好抽身而退，以苟全性命。
不论哪种穷法，解决之道都在〃独善其身〃，独身其身的方法多种多样，最普遍的就是跑到深山古刹隐居起来，与闲云野鹤相伴，做一个出尘脱俗的化外之民；比这稍好一点的，还要亲事稼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绝不麻烦别人；比这更好的，则是广招门徒，把自己渊博的学识传承下去，希望后继之人有所作为。樊英先生大概是最后一类，他不想全身而退，仍要为未来培养希望。
樊英先生的隐居，虽然是在国家丧乱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也称不上是值得推崇的行为，但他的隐居仍然是彻底的，他不跟任何人合作，只俯首讲坛，传播自己的知识，在传播的过程中，樊英先生发掘了自己的价值，并得到了自己的快乐。生活贵在有自己的方向和主张，那种生活在别人制定好的条条框框里的人永远都不会领悟到快乐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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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节：樊英，一个女权主义者（4）
樊英先生的隐居授徒，使得他的名声大噪。汉顺帝知道后，就让人拿着策书，预备好丰厚的礼物和大量钱财，征召樊英先生入朝为官。樊英先生以当官为祸事，无异于架上油锅，绑赴刑场，因此称病坚辞。汉顺帝大怒，对樊英先生所隐居的地方……壶山的地方官大加斥责，并命令地方官用马车强行将樊英先生送到京师。
樊英先生无奈，也不好难为地方官，只得进京，但到了京师以后，仍然推说病重不能入殿面君。汉顺帝再次命人强行将樊英先生抬入殿中，樊英先生的倔强劲也上来了，端坐在座椅上，不肯行君臣之礼。
面对樊英先生这个倔老头，汉顺帝很生气，后果很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