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隐园、杞园等等。万历时，王世贞在南京做官，曾畅游诸园，写下《游金陵园序》，不少园“皆可游可纪，而未之及也”。［10］有的园，虽占地不广，堪称小园，但“修竹古梅与怪松参差，横肆数亩，如酒徒傲岸箕踞，目无旁人，披风啸月，各抒其阔略之致”。［11］真是别具一格，独占风情。又如松江府，上海潘允端的豫园、华亭顾正谊的濯锦园、顾正心的熙园等，都是“掩映丹霄，而花石亭台，极一时绮丽之盛”。［12］上海经嘉靖倭患，有些园林毁于战火，但平倭后，又兴建了新的园林，如乔启仁原在上海城外筑一园林，“倭夷至，毁于兵，后重构于城内，皆在所居之西，故总之名西园云。园中有紫芝堂、飞云楼、香霞馆、芙蓉池、碧梧馆、玉宇台、孤竹楼、梅花堂、崇兰馆诸胜处”。［13］再以松江城而论，不仅在城内有啸园、文园、芝园、东园、李园、真率园，在城外也有倪园、熙园、魁园。［14］而绍兴的园林之多，更使人叹为观止。明末祁彪佳著有《越中园亭记》6卷，除了考古卷所记基本上是历史陈迹，只能掩卷遐想当年那些园林的千姿百态外，其他各卷所记园林，多为明中叶勃兴而起的；不仅城内有园林，城外的东、西、南、北，都遍布园林，少则10处，多则20余处；而仅城内的一隅之地，即遍布淇园、贲园、快园、有清园、秋水园、虫园、选流园、来园、木园、耆园、曲水园、趣园、浮树园、采菽园、漪园、乐志园、竹素园、文漪园、亦园、礃园、豫园、马园、今是园、陈园等。这些园林，大部分小巧玲珑，得水边林下之胜。如马园，“入径以竹篱回绕，地不逾数武，而盘旋似无涯际。中有高阁，可供眺览”。又如来园，“即其宅后为园，地不逾半亩，层楼复阁，已觉邈焉旷远矣。主人多畜奇石，垒石尺许，便作峰峦陡簇之势”。［15］绍兴园林的盛况，堪称明代江南园林的缩影。
二
江南园林，繁花似锦，它在明代的迅速崛起，是明代江南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
明王朝对江南的基本国策，是稳定江南，注意调整这一地区的阶级关系，以确保江南作为明王朝经济命脉所在地的安定局面，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成化以后，江南地区不仅从元末大乱、经济凋敝中复生，并有了长足的发展。封建经济的繁荣，是封建文化发达的基础，作为封建文化的一朵奇葩——园林，正是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费元禄对铅山河口镇的兴起与园林的兴盛，有过生动的记述，颇能说明园林由来。文谓：“河口余家始迁居时，仅二三家，今阅世七十余年，而百而千，当成邑成都矣。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平原广湿，东西数十里……闾阎之人与缙绅先生竞胜，而园林亭榭，秀甲一时。……盖其舟车四出，货镪所兴，铅山之重镇也。”［16］而明中叶江南出现的城市乡居化，更加速了园林的发展。所谓乡居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腰缠百万，追求封建的高消费，由城居地主向乡居地主移动，到乡间的山涯水曲，修建别墅、园林，远避市嚣，追求“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的精神境界，及四时皆有天然景色尽收眼底的赏心乐事。另一个方面，即在城内寻求乡村气息，财力雄厚者，建造“都市里的村庄”，财力一般者，也极力罗致花木奇石，植修篁数竿，以求足不出户，也能领略村景一二，朝朝暮暮，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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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节：论明代江南园林（2）
明朝人为乡居大唱赞歌者，颇不乏人。如莫是龙谓：“人居城市，无论贵贱贫富，未免尘俗嚣喧……我愿去郭数里，择山溪清嘉、林木丛秀处，结庐三亩，置田一区，往返郡邑，则策蹇从之。良友相寻，款留信宿，不见县官面目，躬亲农圃之役。伏腊稍洽，尊俎粗供，啸歌檐楹之下，以送余年，其亦可乎。”［17］也有人说：“入城居一二世后，宜于乡居则再往乡居，耕读相为循环，可久可大，岂非吉祥善事哉！”［18］顾元庆还专门论述了如去乡山居，必先识道的重要性：“凡山居者，先须识道，而未识道而先居山，但见其山不见其道，故心境未通，瞩物成壅，则郁郁长林，峨峨耸峭，鸟兽呜咽，松竹森梢，水石峥峥，风林萧索，藤萝萦绊，云雾氤氲，适足以资其喧耳。”［19］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乡居与美学修养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色彩。有人甚至概括出山居八德，也就是乡居的八大好处：“山居胜于城市，盖有八德。不责苛礼，不见生客，不混酒肉，不竞田宅，不问炎凉，不闹曲直，不征文逋，不读仕籍。”［20］这是对“羲皇上人”式道家共同体生活的向往，在田园风光中陶冶性灵，反而变得次要了。至于乡居者的具体生活情景，也是因人而异，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把城市里的骄奢淫逸声色犬马，搬到乡间园林中去，追求特种“山林之乐”；一是以乡村为天然园林，过着桃花源式恬淡宁静的生活。前者可以苏州的范长倩为代表，史载：“少参范长倩居天平山精舍，拥重赀，挟众美，山林之乐，声色之娱，吴中罕丽矣。……卜筑此山，搜剔岩薮，疏凿池沼，建亭榭堂庑，植嘉树美竹，大费经营位置，遂为兹山增色。春秋花月，游人之盛如蚁。”［21］而后者，一首《山居吟》，可谓将这一类型者的乡居生活刻画得淋漓尽致：“红莲米，紫纯羹，饭后摩腹东村行。村中有古寺，松竹多纵横，与僧博弈罢，溪阁忽秋声。网三鱼，射三莺，蔌既陈，酒复清，采菱剥藕供先生。不衫复不履，无姓亦无名。如此真率味，休传到市城。……背山临水，门在松阴里，草屋数间而已。土泥墙，窗糊纸，曲床木几，四面摊书史。若问主人姓谁？灌园者陈仲子。”［22］当然，对城市居民来说，去乡村建园林者毕竟是少数人，多数人只能在城内因地制宜，修建大大小小的园林，三吴城中，尤其如此。时人载谓：“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大略三吴城中，园苑棋置，侵市肆民居大半。然不过近聚土壤，远延木石，聊以矜眩于一时耳。”［23］
江南园林的发展，与明代政局的变化也是很有关系的。明中叶后，宦官进一步专权，党争激烈；明末的阉党、东林党，更是互为水火，闹得沸沸扬扬，直至明亡。急剧变化的政局，锦衣卫的横行，忠臣良将不断遭迫害、受株连，使不少正直之士政治上失去安全感，感到“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前程似茫茫苦海，心灰意冷，从而挂冠避祸，高卧林下，宦囊丰裕者，造园林以享天年，便蔚为风气。韩邦靖的《山坡羊》，屠隆的《渔阳鼓》、《逍遥令》，可谓生动地刻画出这部分人的心态。
《山坡羊》：肯靠山，南山北偃。肯倒海，东海西翻。我如今心儿里不紧，意儿里有些懒。如今一个个平步里上青天，一个个日日近龙颜。青山绿水且让我闲游玩。明月清风，你要忙时我要闲。严潭，我会钓鱼，谁不会把竿？陈抟，你会睡时，谁不会眠？［24］
《渔阳鼓》：俺少时，也有偌大的志量：秉精忠，立庙廊，奋雄威，出战场，去擎天捧日，做玉柱金梁……今日里，是天涯风波饱尝，心儿灰冷鬓儿苍。因此上撒漫文章，卷起锋芒，结束田庄。急收回一斗英雄泪，打叠起千秋烈士肠……
《逍遥令》：挂冠归去谢君王，脱朝衣，把布袍穿上。荷犁锄，掷手扳腰章。今日九重丹凤阙，明朝千顷白鸥乡。满西湖，荷花正香。望东海，月轮初上。曲岸横塘，画桥兰桨，只此处尽可容得疏狂。［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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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节：论明代江南园林（3）
陈眉公辑的韵语、联语，也不乏类似的作品。如：“献策金门苦未收，归心日夜水东流。扁舟载得愁千斛，闻说君王不税愁。”“世事不堪评，拔卷神游千古上，尘氛应可却，闭门心在万山中。”［26］在这种思潮支配下，与“林下何曾见一人”相反，出现了林下所见何其多的局面。时人曾评谓：“唐人有诗曰：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盖叹世人假途躐荣，守资待次，沉酣于名利中而莫之止。其于徜徉山林之下，自有乐地，殊未知也。夫政务之扰，孰与琴书之娱？勉裳之拘，孰与野服之适？午门待漏寒威逼，孰与睡觉东窗日已红？若急流中勇退者，诚达矣哉。”［27］也有的人认为，只有身在林泉，才能洞察世态：“山居观世态纷纭，历历如睹，在中朝混揉，未必然，盖旁观者明，自古如此。”［28］正德、天启时，挂冠避祸、建园林自娱者，更是盛况空前。张燧载谓：“正德间朝官有罪，辄命锦衣卫官校擒拿……朝列清班，暮出污狱，刚气由此折尽，或又暮脱污狱，朝列清班，解下拘挛，便披冠带，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将辱之矣，小人遂无忌惮，君子遂昧良心，豪杰所以多山林之思。”［29］昆山顾潜，曾任山西道监察御史等职，“逆瑾当道……眈眈侧目于公……去其官，公归，即舍南凿池叠山……所谓展桂堂者也，延宾觞奕，娱养情性”。［30］魏忠贤把持朝政，搞得天下一塌糊涂，民不聊生时，李长蘅见“魏珰窃柄，毒流正人……乃于园中复凿曲沼，开清轩，通修廊，栽河灌木，盖将终老焉”。［31］
当然，明代江南园林的繁茂，与江南悠久的园林传统及发达的文化基础，同样是有关的。下面还有机会涉及，此处不赘述。
三
神州自古皆锦绣，山河无处不生春。园林自非江南有，但是，明代江南园林的特点，是值得人们刮目相看的：
（一）江南文化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