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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第二年回国时元气已大伤，汉冶萍虽说保住了，但自家的家产尚未发还，他必须继续拉着孙老亲家，跟大总统“对话”。
1916年6月初，盛宣怀还在日本的时候就听说，大总统有意要租用他在北京的住宅，即府学胡同5号的那幢大花园洋房。原来袁世凯见大局已定，已将家眷从河南彰德迁来北京，他们先住在陆军部。可是袁氏家族亦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家族，他有十三房太太、姨太太，生下十七个儿子和十五个女儿，加上男佣女仆，浩浩荡荡，足有上百号人，住在陆军部进进出出有诸多不便，于是派人四外觅房，想把家眷安顿出去。想不到觅房之人，竟看中了盛家的房子。真是老天长眼，盛氏得知后，赶紧打电报问孙宝琦可有此事·孙宝琦回电是的，是有这么回事。盛宣怀即刻大喜，决心在房子问题上动足脑筋，或许能讨大总统的欢心。
府学胡同的这幢房子，原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伟侯）的房子，二层楼花园洋房。1910年李国杰出洋，任驻比利时钦差大臣，就将此屋抵押在德华银行，押银七万五千两。盛宣怀到北京做尚书后将其赎出，并转押在正金银行，仍是七万五千两银。后来盛又添造了前后两屋。用银三万数千两，所以在正金银行的押款亦增至十万五千两。开始袁世凯的人来看房子，听说此价认为太贵，后来又提出可否租住。盛宣怀知道详情后，立即函告北京正金银行的总办实相寺君，再邀当日初次来问屋之人洽淡，请其转告盛宣怀的意思。那意思即是：“鄙见可请大总督或家眷先行居住，如果合适，只须照李伟侯押七万五千两付还正金银行，所有契据二张即由正金交呈，亦不必拘定付款日期，其未付款之前，押息七厘，仍由敝处付与正金银行可也。除抄函知照正金银行总办实相寺贞彦君责照外，兹特专遣家丁吕素到京，所有屋内原购陈设器具悉数点交，惟亲友寄存各件，即由该家丁带回……”
第七章 豪门联姻（5）
此信是写给孙宝琦的，请其在北京代为周旋此事。“洋式楼房两重，虽不华丽，确是爽明，住眷最宜，洋式家具均备，稍有花木，并有热水管，如果合用，祈即转达，尽可即日收用。候示，当即函致正金银行，所有押款，当由敝处认还该行，项城总统可无庸过问也。”如此热心地把房子让给袁大总统住，当总统的该不会无动于衷吧！当然，也得给亲家一点好处，所以另一信的末尾就有“尚有马车一辆，青马两匹，送交尊处备用可也。”盛氏考虑问题向来滴水不漏，亦是他多次能转危为安的一大诀窍也。
后来，袁世凯果真承其好意，把庞大的家属队伍安置进去住了，大约住了半年多时间，又迁去中南海了。此屋后来由段祺瑞接住。可见几十年间，此房进出的全是些头面人物。又据说解放以后，此屋归康生居住。然而十年前笔者来到府学胡同寻觅当年遗迹时，已经被拆掉了。
作为亲家，孙宝琦对盛氏已努力到家。但他做人也有自己的原则，后来很快又跟袁世凯闹翻了。他于1913年至1914年3月，连任熊希龄、徐世昌内阁的外交总长，于民国三年任国务总理。后来日本人见袁世凯想当皇帝，恢复帝制，需要日本人的帮助，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顾及中国的事情，日本人就乘机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强迫中国承认。袁世凯原则上要认可，而孙宝琦坚决反对，最后力争不得而于国是无望，便自动引退了。
后来复出，历任税务处督办、审计院院长、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经济调查局总载、全国赈灾处处长等职，这期间，曾因反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停止兑现一事，再次跟袁世凯翻脸，遂愤而辞职，袁世凯拿他也没办法。
1924年1月，孙宝琦再次被推为国务总理，兼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没几年，因反对向法国借款的所谓“金法郎案”，再次拂袖而去。
孙宝琦原本就清廉刚正，不刻意积蓄私产，加上民国后多次辞官，家口又众多，后来经济上就常常捉襟见肘。每次辞官离京，都是由他的朋友和旧属为之操办路费和行李，最后一次辞官南归，由于杭州的祖宅已年久失修不能居住了，就只好暂借住上海哈同花园。哈同仰慕他的名声，几十口子人一并住进，也毫无他言。后来他年迈病重，就移居盛公祠后面的汉冶萍公司俱乐部（北京西路万航渡路路口的交通银行的后面，现为警备区老干部活动室和医疗室），直至去世。他全家离开北京的时候，连付房东的房租都付不出了，而房东是建造北海的工程师，因仰慕孙公的为人，就说“算了，算了”。而孙公内心过意不去，就把从法国带回来供女儿学习的两架钢琴，吩咐人抬了过去，算是略表谢意。
他去世的时候，人们来凭吊时送的挽联，大多都赞美了他廉洁清正的品格。其中，当年的大总统徐世昌送的挽联是：“门多歇浦三千客，家少成都八百桑”，横批是：“旧雨晨辰”。一方面是感叹老朋友越来越少了，少得像清晨的残星一样，另一方面是热情地赞扬了他的为人和清廉。先是拿诸葛亮作比，说诸葛亮作为一代丞相，一生廉洁无私，身后别无长物，家中只有八百棵桑树，而他孙宝琦，连八百棵桑树也没有，故曰“家少”；又说他像战国时期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一样好客，养了三千门客，所以又说“门多”。
孙宝琦还有一件当今之人知之不多的壮举，就是在法国曾暗助孙中山先生脱险。孙宝琦当年出使法国时，适逢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后来到巴黎。有一天，湖南籍留学生汤芗铭及王某三人，得知孙中山先生的行踪后，就合谋以问学为由，将中山先生骗出寓所，到一咖啡馆喝咖啡，中途汤芗铭悄悄退出，潜入中山先生的住所，将其行李及文件一并偷出，送至公使馆向孙宝琦邀功。时孙宝琦已看出大清帝国的末路，对革命党极为同情，于是一方面把东西收下来敷衍汤芗铭，暗中嘱托李石曾，将这些东西给中山先生送回去，并送上一笔旅费，劝其赶快转移，中山先生由此得以解脱。有人说，假如中山先生当时碰到的不是孙宝琦，而是其他什么封疆大吏，那后来的民国史大概就要改写了。
此话看来也有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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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乡关何处（1）
流亡日本好辛苦
盛宣怀被清廷宣布革职，并且“永不叙用”两天之后，他在日本顾问高木陆郎陪同下，经天津去青岛，12月14日由青岛转到大连，12月31日，再从大连去日本，这次还带上了四儿恩颐和五儿重颐。到日本后，在浙江富商、旅日华侨商会会长吴作镆（字锦堂）的帮助下，先住在神户盐屋山的东方旅店，后来则租住当地民屋。世界上的事情常常是无巧不成书，那时他们哪里能想得到，若干年后，盛宣怀与吴锦堂也成了亲戚了。原因是盛宣怀的外孙邵式军（四小姐盛樨蕙的儿子）娶浙江督军蒋尊簋的女儿蒋冬荣为妻，而蒋冬荣的外公正是当年在日本的吴锦堂！
神户依山傍水，与明石市毗连，宽阔的明石海峡，终年风清月朗，类似中国的青岛。可是这一次来日本不比上次来治病，他无心欣赏皓月长风，能有个临时的安身之地已是不错了，况且国内来的消息，无不是些“抄没、查封、勒捐”之类的坏消息，这使他在穷愁潦倒之际，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自觉老境已至矣。
他不得不接连向国内发电发信，主要是请他的一些洋朋友，在此危难之时，出来帮兄弟一把，出面保护盛家的财产。受其委托的人主要有：日本人森恪（三井洋行职员）、英国人答拉斯（英国通和洋行经理）、美国人福开森（字茂生，盛本人的洋顾问，曾任南洋公学总教习，由盛氏保荐为大清邮传部的洋文秘书）、日本人高木陆朗等。
他接连签署“委任状”，委任森恪：“所有别表目录记述一切财产，原来归盛氏独产及其股份之私有者，现次为森恪君代表盛氏，所有以上一切财产交付森恪君。故兹言明：森恪君有一切全权（随时电商）。特给为据。”又与高木陆郎订立由朝日商会出面保护盛氏财产的合同，合同规定：“所有盛杏记苏州、南京、杭州、湖北各地基并江苏各典当以及各市房，委托朝日商会保护。”在此之前，还曾将一份在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的五十万两银的押据，过户于福开森的名下，又请福开森帮忙管理一部分房产。通过答拉斯，办理招商局各码头在汇丰银行抵押银一百四十五万两……
这些洋朋友鉴于旧情，都是肯帮忙的，问题是革命浪潮到来的时候，洋人的身价也掉了，尤其是日本人。有时日本人越出面越糟，基层革军根本不买账，越是依靠日本人就越是说明你卖国！于是他的三儿子盛同颐赶紧给老爸去电报：“还产无公令，骤由日人出面，无论有效与否，恐群起反对，内地尤虑生枝节。万一决裂，几无立足之地，乞详酌再办。”盛宣怀的亲信李维格（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经理）亦来电报说：“察看情形，公若借外力，不但财产不保，尚恐激成他变。朝日商会事亦万不可行。只有静候风渐过去，再筹保金，押股人极疑虑。”
这样一来，简直就无计可施，只好束手待变，等待命运的发落了。还好，渐渐地，总算盼来了点好消息，长房长孙盛毓常前被浙江军政府拘捕，后由上海军政府都督陈其美以“盛氏罪状未定”为由给放出来了。真是谢天谢地，只要人没事，这比什么都好。盛宣怀忙打电报问管家顾泳铨：“常放（毓常被放回），谁之力？朝日商会罢。”看来日本人还是有点用的，于是又恢复了些信心。
第八章 乡关何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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