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就传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要求地下党员杨刚女士迅速译成英文，以便让全世界都能读到这部指导中国人民抗战的重要著作。杨刚是《自由谭》的作者，外语极好，为安全起见，住在项美丽家里，在翻译过程中，邵洵美与之字斟句酌，并在译出之后，首先在《公正评论》上公开发表。这部著作从1938年11月1日至1939年2月9日，分四次连载完毕，随后又出版了单行本。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为这个英译本专门写了一千字的序言，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这篇序言后来也由杨刚同志译成英文，刊登在单行本上。另外杨刚还写了一篇“译者序”，序中对邵洵美的帮助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单行本出版之后，一部分由杨刚带走，交*地下党组织发行，另一部分则由邵洵美和他的助手王永禄，利用各种方式，把它塞进在沪外籍人员的信箱里。这些工作无疑会遭到日本人的干涉，那时日本人虽然还未进入租界，但那咄咄逼人的气势，早已不把西洋人放在眼里。终于有一天，两个日本人请项美丽“吃饭”，问她《公正评论》和《自由谭》的真正编辑是谁，稿子都是怎么来的。项美丽的回答不能令他们满意，于是杂志就被宣布勒令停刊了。
杂志不能办下去了，项美丽在日益紧张的“孤岛”无法工作，又捡起她初到中国时就有的写作计划，撰写《宋氏三姐妹》。为采访宋氏姐妹，邵洵美为其引荐，并陪她去了重庆和香港。可是在香港，项美丽却投入了另外一个男人的怀抱，并与之结婚，生了一个孩子。1941年底日本人占领香港时，她丈夫被关进集中营，她带着婴儿过了两年最艰难的日子，1943年回到美国，仍是以卖字为生，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中国。
项美丽可以一走了之，可是邵洵美的情丝却无法断绝。1946年，据说他是替一家电影公司考察进口电影设备，来到了美国，并且找到了项美丽。谁也无法知道他们那次见面各自怀抱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无法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总之，那时的项美丽，经过战争的磨炼，已有了稳定的工作、安定的家和心爱的孩子，年轻时代的冒险该结束了，她不可能跟邵洵美再回中国，邵洵美只能悻悻而返。
关于邵洵美后来的生活，真正熟悉他的人，几乎都不忍说了，认为这个诗人的悲剧完全是时代造成的，与其说是一个豪门后代的悲剧，毋宁说是一个天真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解放初，邵洵美的时代印刷厂的机器，全部由北京新华印刷厂收购，连同工厂里的工人一起全包了。为此邵洵美带了全家（除大儿子邵祖丞之外）也来到北京，一来他需要一份正式的工作；二来既然机器国家全部买去了，工人也全由国家包了，为什么不可以再包一个邵洵美呢？他与出版打了几十年交道了，甜酸苦辣尝尽，现在解放了，百废待兴，出版业不也正需要人吗？于是在1950年春，他在北京找了一处很幽雅的宅子住下来，然后到处拜访朋友，找工作，如果不工作，他除了那笔卖机器的钱，一无所有了，全家怎么生活呢？然而现实是，北京方面并没有容纳他的气量。他过去不晓得帮了多少朋友的忙，而如今，好像所有的朋友都对他爱莫能助。他病了，两个女儿也病了，全家只得返回上海。
第九章 公子天下（12）
朋友还是老的好。秦鹤皋在上海出版公司工作，1954年介绍他翻译了马克·吐温的《汤姆莎亚侦探案》，薄薄一册，出版后销路倒异常地好。但他不能老是在家里等活儿上门来，全家大小要吃饭、要读书呀！后来，他当年为之出过书、解过困的夏衍同志了解了他的窘况，就关照北京有关出版部门，邀请邵洵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稿酬每月二百元先预付，书出版之后再依次扣除。这样，他总算有了固定的收入，先后翻译了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又翻译了泰戈尔的《家庭与世界》、《两姐妹》和《四章书》，这三部书稿后因中印关系恶化而未获出版。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约他和余贵堂合译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邵洵美用笔名荀枚），于1959年出版。
1950年代下半期，他还莫名其妙地被投入牢狱三年半，同牢的居然是复旦大学著名学者贾植芳先生。关于这三年半的精神与身体上的煎熬，笔者实不忍心去叙述了，请大家阅读一下贾老先生回忆邵洵美的文章，原汁原味的牢狱生活，全在其中了。
这场冤狱后来又因“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据知情人讲，是因为解放后邵洵美还给项美丽写过两封信，然而都没有到达项美丽之手，都落到了有关部门手里。信的内容无非是向其求援，因为他实在是钱不够花。但在那个时代这是犯大忌的，因为项美丽的丈夫是英国谍报人员，跟这样背景的人通信，还不是里通外国吗？但天真的诗人哪里懂得这些！
这三年半好歹算是熬过来了，但是到了十年浩劫他无论如何也撑不住了。他的藏书全没有了，朋友都不敢上门了，各自性命难保。有一段时间他被扫地出门，与大儿子邵祖丞合居一斗室，室内仅有一张床，他睡床上，儿子就得睡地上……1968年，邵洵美贫病交加，咳嗽气喘，身体不能动弹，夜不能寐，医院诊断是“肺原性心脏病”，住院、出院、再入院、再出院，折腾了好几个月，终于在5月5日与世长辞，结束了他那先甜后苦、不无快乐亦不无怨恨的“骑士”生活。他去世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他生前的译作：《青铜时代》和《麦布女王》。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如夫人陈茵眉女士经过长达十年时间的反复上访，对他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辞终于得到了纠正。他的儿子邵祖丞惊奇地从报上刊载的批判姚文元的文章里，得知其父病重时，有关单位还想把他拖到北京去批斗呢！
阴阳一生邵式军
汪伪时期的上海，有两个路人皆知的大财主。一个经营“烟”和盐，一个管税收，日进万金，财势熏天，背后都有日本人撑腰。这两个人居然都是盛家的人，是连汪精卫和周佛海都奈何不得的实力派。
这两人，一个是盛老三（盛文颐，又叫盛我京、盛国华），是盛宣怀的堂侄；另一个是盛宣怀的亲外孙邵式军（原名邵云麟，排行老五，又称邵老五，邵洵美的五弟），四小姐盛樨蕙的第五子。此二人一生均阴差阳错地跌宕起伏，大开大合，当然最后的选择和结局是不一样的，亦是盛氏大家族中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
关于邵式军，外界只知他在敌伪时期是税务大官，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投日的“门道”；只知道他的后台是日本军部，却很少知道他在家中的“领导”，即他的夫人蒋冬荣。可以说，邵式军一生中所有重大的转折和决断，都跟他的夫人有关，没有蒋冬荣，也就没有后来的邵式军。
第九章 公子天下（13）
邵式军成年的时候，家族已经中落。分家的时候，大哥邵洵美因过继给大房，分得了邵家的一半财产，另一半分给他的父亲邵恒。但邵恒夫妇不善经营，常年以赌台为乐，尽管拥有大量的房地产、典当、银楼和店铺，但天长日久，坐吃山空，大小账房又乘机中饱私囊，而等到邵家老四、老五、老六要花钱的时候，家中已拿不出钱来供他们享用了，甚至上学的学费都成了问题。
邵式军长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且年青气盛，很想在社会上有所作为。然而手中无钱，在上海就休想活动得开，于是在选择配偶时，尤其注重门第，指望依靠丈人家的财势，有朝一日出人头地。
他在复旦大学读书时，一次春游活动中，认识了蒋家小姐蒋冬荣。蒋冬荣是民国初期浙江督军蒋百器的女儿；蒋的舅舅吴启鼎是大名鼎鼎的银行家（四明银行老板）；蒋冬荣的外公，是旅日华侨商界的领袖吴锦堂，极富名望，他在日本神户的老房子，现辟为孙中山纪念馆。可见蒋冬荣是一个既有经济背景又有政治背景的豪门千金。一对恋人很快就热乎了，进入谈论嫁娶的阶段。
那时按照上流社会的规矩，结婚之前，男方须向女方家里送“盘子”（即聘礼），通常是一些有相当价值的首饰。而此时的邵家已拿不出像样的“盘子”，偏巧蒋冬荣又非邵式军不嫁。为了顾全面子，蒋家就将一批首饰夜间偷偷送到邵家，第二天白天，邵家再堂而皇之地送到蒋府上。因此，邵式军从一开始就对太太感激不尽，此后在重要的事情上，对太太更是百依百顺了。
他们婚后住在蒋家，邵老五见他的几个兄弟（除了老大和老六之外，时老大已成家，老六由其继母“马立斯”照管）都过得很艰难，于是征得了夫人的同意，把他三哥、四哥全都接到丈人家住。蒋家不忍让这个漂亮女婿大学毕业后无所事事，就由蒋冬荣的舅舅推荐，到福建省税务局当一名稽查官，同时也把他四哥邵云麒一同带去，因他与四哥最要好。在福建税务官这个位置上，邵式军初步尝到了办税务的甜头。
邵式军的岳父蒋百器（1878—1927，名尊簋）是老同盟会的会员，早年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又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日本时全力投入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07年他回国时，正是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他的同乡秋瑾涉案被捕之时。蒋百器奋不顾身进行营救。谁知营救不成，反而自己遭到抄家，更不幸的是清兵从他家中抄出一首秋瑾写给他的长诗，中有“久闻我浙有蒋子，未见音容徒仰止”句，更加引起清廷的怀疑，于是将他调往广西，辛亥革命后才又回到浙江，担任浙省督军。在后来的“护国运动”中，还出任过孙中山先生军政府大本营的参谋次长、浙江宣慰使。在浙江省内，他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正是这个原因，他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派人把他害死了。
蒋百器与吴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