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无法继续。再靠士族地主垄断官职，这个已经是不行了。所以隋文帝开始想别的招儿，开科举士。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开始分科考试，隋炀帝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形成，从隋炀帝开始，整整1300年，一直到公元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才废止科举考试。科举制虽然废止，但这一千多年的卷子已经把中国知识分子考习惯了，所以现在的学生做卷子做得脑袋大是因为隋朝的时候被摆了一道。
虽然说纸上得来终觉浅，但当时这个制度还是十分客观有效的。
唐朝贞观时，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创武举和殿试，不光文的可以科举了，武的也可以。另外还开创了殿试，就是皇上亲自考你。明清两朝，殿试都是在紫禁城的保和殿，像康雍乾这三代圣主，基本上都是皇帝自己出题，自己监考。
开元年间则是高官主持考试。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一演就老是和ブ鞒挚际裕瞳｜相当于宰相。这样一来，科举制经过文帝、炀帝、太宗、武则天、玄宗几代皇帝，逐渐就形成了，它的形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
科举制形成的作用有这么些个。第一，冲破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王、谢、袁、萧，那几大姓，以前这帮家伙是垄断仕途的。现在不行了，科举抑制门阀，扩大了官吏的来源。实际上也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因为庶族地主也能够通过科举做官了，不再嫉妒高门大阀里那些个一生下来就能当官的窝囊废，以后纯靠本事吃饭。
第二，提高官员的文化素质。它把读书、考试跟做官联系了起来，所以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原来那种目不识丁的人，再做官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当然唐朝实际上选拔官员还是以士族子弟为主，并不以科举制为主，而且即使科举制也有身份限制，农民就不行。到了宋朝才开始英雄不问出处，谁都可以参加，挖完煤去考一考，考上了照样飞黄腾达。
5 老板很靠谱（4）
另外，在唐朝科举考试不是你想考，一考就能考上，它是非常难的。当时分进士，明经这两科，明经科就是填空，子曰什么时习之，你填一个“学而”就完了。但是明经好考，所以考上之后也做不了大官。
进士就特别不好考。诗词曲赋，时务策，国家大政方针，该不该开奥运，你得写一篇论文。唐朝人讲话叫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30岁考中明经属于老明经，因为那玩意儿简单，50岁考中了进士却属于年轻的进士，因为那个难。唐朝人平均寿命是29，要50岁考中了进士，是什么概念，得跟人拼寿命吧。等你把别人都拼死了，你活得最长，叼着人参做完卷子考上之后，回顾起来等于是一辈子都在考试。文人全都一辈子去考试了，还有工夫琢磨怎么造反吗。读书人不琢磨造反，剩一帮被人卖了还帮你数钱的文盲，就更别反了！
所以唐太宗最爱干的事儿就是巡查考场。那个考试不像现在高考似的，是年年都考，那时考进士是三年一考。唐太宗每次去看考场，一看大家兴高采烈地来了，然后垂头丧气地回去；三年后又兴高采烈来了，然后又垂头丧气地回去，三年后再来一次。眼瞅着这帮人黑头发给考成了白头发。唐太宗就身心十分愉悦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你们都上当了，掉我的圈套里了。然后唐朝人就写诗“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你让他考试，让他考不上，给他一个希望，他又考不上，这个哥们儿整天干这个，把头发都干白了。
毕竟像洪秀全这样干了一次没干上就造反的人特别少，因此有人说科举考试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牢笼志士。特别是到了后来，宋朝农民都可以参加考试的时候，阶级矛盾就进一步缓和了。农民百姓想当官的话，不用去造反去抢了，只要六经勤向窗前读，干那个就完了。所以中国的古代传统社会，为什么顽固，为什么那么长时间不可动摇，就是因为统治阶级的力量太强大了。
后来到18世纪启蒙运动的时候，中国的科举制被介绍到了欧洲，形成了今天欧洲的近代文官制度。再后来又传回到中国，叫国家公务员考试，实际上就是科举制。比如我学历史的，结果我们党竞选赢了，我就能够担任国防部长。一个学历史的怎么能担任国防部长呢，你懂得业务吗？我不需要懂业务，副部长懂就行，因为副部长是考上来的。考试考得最高就考到副部级，正部就是政治家了，副部往下是官僚，它是职业的。
政治家不专业，不专业没关系，国防部长是拿大政策的，底下一帮考上来的专业参谋给拿大政策的提意见就行了。而且国防部长主要的任务是到国会要钱，要经费，不真指望着他去打仗去，所以谁都可以干这个。日本的内阁更迭多快，首相一年完蛋，一完蛋部长就全换，这种大换血，国家怎么没事儿？因为副部一级稳定，换再多的不专业部长都没有关系。所以近代文官都是由科举制考上来的，这让政局特别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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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邑犹藏万家室（1）
管地不管人
一开始隋朝沿用了北魏的租调制，规定民年五十，免役收庸。以庸代役的制度开始部分推行，但是这个有年龄限制，50岁才可以纳绢代役，不到50岁的话，该服徭役你还得去。 唐朝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谷物叫租，绢和布叫调，服徭役的期限内如果想不去服役的，用纳绢或布代役叫庸。唐朝的庸不再有50岁的年龄限制，甭管多大的人，只要不想去服徭役，都可以纳绢代役。本来，在农忙季节如果大规模征发徭役，就没有人种地，会误了农时，现在不愿意去的人可以纳绢代役，留着劳动力去种地，多有好处。 租庸调有一个前提，我给你交租、交庸、交调，前提条件是你给我土地。你不给我地我拿什么交租子，布帛是地里种出来的，得种麻才能纺麻布，种桑树才能有绢子。但是中国古代的土地是私有的，归地主所有，那么国家要给百姓分配土地，这个待分配的土地是从哪来的，显然不能把地主的地给没收了再去分。途径只有两个，一个是新开垦的，再一个就是大规模的战乱之后，人口大量死亡所形成的无主荒地。不过，随着国家承平日久，人口增加，无主的荒地几乎没有了，新开的地也够戗，能开的差不多都开完了，那要去哪里拿土地分给百姓呢？
这时候政府有了新的应对措施，它规定，每个成年男子20亩永业田，80亩口分田。20亩永业田可传之子孙，80亩口分田，死后得归还给国家，然后国家好拿去再分配。拿口分田去再分配，想得是挺好的，问题是到了天宝年间，土地买卖和兼并之风盛行。
土地本是私有的，这些大地主大官僚们占有大量土地之后，还开始兼并农民的土地，没等农民死，他这一百亩地就没了，被兼并了。这一被兼并，国家就找不着口分田再往下分了，新出生的人就没地了。没地了，我的租庸调就交不了了，农民就只能逃亡，逃亡后，政府的租庸调就收不上来，国家就没钱了。整个连锁反应就是，政府直接分配的土地减少，均田制无法推行，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国家就得想招，不能再按照租庸调这种方法来收。公元780年，唐玄宗的曾孙唐德宗接受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每户按资产交纳户税，按田亩交纳地税，然后一年分夏秋两次，两税指的就是户税跟地税。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一年收两回，夏天一回，秋天一回，一年分夏秋两次征税。
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表明封建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原来的租庸调制，它的收税标准是以人丁计算，每个成年男子授田一百亩，每年为国家交（比如）150斤粮食，两丈四尺绢布。有你这个人，就有国家的150斤粮和两丈四尺绢布。意思就是，哪怕当年国家分给你的地已经被兼并了，地都没了，但是只要你人在，照样得交。那你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逃亡。
那么被兼并的地到哪里去了？到我这了，因为我勤劳致富。我们家八个儿子，你们家就两个丫头，所以你们干活干不过我们家，最后我们家发了财了，把你家地兼并过来了。但我怎么交税？我还是按照我的人头走，就算我现在有四千多亩地，我还是按照两丈四尺绢布，150斤粮这么交，因为我就一个人，你也是一个人，我交的和你一样。
6 小邑犹藏万家室（2）
所以那时候是按人丁为主，而现在则按照土地财产为主，你有地的你多交，你没地的就少交，甚至不交。没有土地的商人，交总资产的1/30。这样一来就表明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放松了，原来租庸调制、两税法不允许人口流动，你这一百亩地在海淀，你人跑朝阳去，我跟谁要税去，你的地在海淀，人必须在海淀，地在人在。现在无所谓了，你爱上哪上哪，因为谁占了这一百亩地，我就跟谁要税，你可以随便流动。如此一来，你在这没有地，可以上有荒地的地方开发，在海淀的地被兼并了，你可以去昌平、平谷，这就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对生产发展是有利的，两税法实行的好处就在这里。
而两税法一实行，国家不再管这个地在谁手里了，你有地，你就多交，没地你就少交，甚至不交，这就意味着土地兼并不受限制了，麻烦也开始出现。从唐朝以后，田制不立，兼并不受限制，愿意兼并就兼并，农民没有土地就只能去租种地主的土地，一租种地主土地，地主就把税负转嫁到农民身上了。比如我是一个血汗工厂的厂主，是生产圣诞树的，全世界的圣诞树都是我们生产的，我厂里的工人每个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