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7月，日本成立了以田中角荣为首的新内阁。田中在就职当天就发表声明，要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周恩来表示欢迎。在中日关系出现转机的时刻，毛泽东提出：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田中首相一行应邀于当年9月下旬访华，两国领导人就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认真而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取得重要成果。
9月27日，毛泽东会见田中一行。毛泽东对田中说：“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田中说：“我这次也到美国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会谈。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双方谈话气氛轻松而活跃。
1972年9月29日10时2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中日联合声明》指出，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签字仪式结束后，大平外相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以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驻台湾的原日本大使馆处理善后事宜后将予以关闭。从这一天起，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中日关系由此揭开新的篇章。
中美关系缓和的趋向不仅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安全地位，而且在世界上引起了连锁反应，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国际社会承认、接纳中国的进程。中国外交也由此获得新的活力和宝贵的回旋余地。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著名的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与欧洲、北美、大洋洲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同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个建交高潮。此外，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建交增多，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改善。
最后的握手
进入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已到迟暮之年，疾病缠绕着他们。
1971年9月13日，曾一度被定为接班人的林彪策动政变计划败露，于出逃过程中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九·一三事件”是中国政治舞台上惊心动魄的重大变故，它无论是给毛泽东还是周恩来在精神上均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和打击，在繁重的国家大事和种种的困局当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更加心力交瘁，健康每况愈下。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78周岁。他的个性很倔强。平时有什么病痛都不说，更不愿找医生看，总相信靠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够顶过去。但毕竟年事日高，身体受到老年疾病的折磨，精神又遭此刺激，尽管他的头脑仍很清楚，体力却越来越难以支撑。1971年入冬时，毛泽东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响到心脏。
1972年1月参加陈毅追悼会后不久，毛泽东再次病倒。病情来势凶猛，他休克了。经过医务人员的全力抢救，才苏醒过来。
而此时的周恩来不顾病魔缠身，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在各个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尽可能地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病情越来越严重。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经京、津、沪三地的著名专家确诊为膀胱癌。
进入1974年，周恩来的病情严重恶化，癌症转移，身体已十分虚弱。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他却成了中国睡眠最少的人。根据有关记录统计，周恩来在1974年的头5个月共计139天的实际工作量为：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此外，从3月中旬到5月底的两个半月内，除日常工作外，周恩来共计参加中央各种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它会议和谈话57次。
1974年5月28日，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应邀访华。29日，在身体极度虚弱、医护人员随时准备抢救的情况下，为了揭开中马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周恩来仍坚持按原计划同拉扎克就中马两国建交问题举行会谈。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与外国首脑举行正式会谈。
30日，摄影师拍下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巨人一生中“最后的握手”。
这一天，周恩来陪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会见毛泽东。周恩来一边看着相知近半个世纪的毛泽东，一边慢慢地伸出手，毛泽东也慢慢地把手伸了过去。
1975年6月以后，周总理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公斤。但是他依然顽强地工作着，顽强地同邪恶势力进行着最后的抗争。
9月20日，在住院后实施第4次手术前，周恩来要来了1972年6月他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已经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手术中，剧烈的疼痛常使他浑身颤抖。术后在镇痛药也不能减轻疼痛的时候，他问医生张良佐 “我很疼，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啊？”
医生流着眼泪对他说：总理，您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手术中，发现他身上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全身。
1976年1月5日凌晨，医务人员为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但毫无结果。7日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旁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到：
“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是总理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十里长街，寒风凛冽，成千上万的市民哭泣着，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送行。按照总理的嘱托，他的骨灰撒在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他融进了风里，融进了雨里，融进了土里，融进了水里，融进了中华民族的血液里。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邓颖超逝世。那个曾经盛过周恩来骨灰的盒子，盛着她的骨灰，又一次来到了他们夫妻携手人生的起点——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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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军礼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人大的造反派组织成立了“揪朱联络站”，准备在首都体育馆搞一个批斗朱德的万人大会。毛泽东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说道：“不能这么搞。过去国民党要‘杀猪拔毛’，现在你们说他是黑司令，朱毛朱毛，司令黑了，我这个政委还红得了吗？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
关键时刻，毛泽东亲自出来保护了这位多少年来共同出生入死的老战友。
此后对朱德的公开批斗转为打入“冷宫”。后来康克清也戴上了“走资派”的高帽子，多次被游行批斗。
面对这一切，80高龄的朱德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办公室里，独自叹气，并喃喃自语：“是我的，我承认；不是我的，谁写的谁负责”，“只要主席在，总理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
这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他的住所会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朱德也应邀前往。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后来说：“当我送朱老总到会议室的时候，毛主席一下就看见了这位许久未见面的老战友，要站起来迎接。还没等他起身，朱老总已来到他的面前。毛主席微欠着身体，拍着身边的沙发请朱老总挨着自己坐下。此时，毛主席很动情，他对朱老总说：‘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吗？’朱老总操着四川口音高兴地告诉主席说：‘我很好。’在座的其他领导同志的目光早已集中到毛主席和朱老总这里。毛主席习惯地从小茶几上拿起一支雪茄烟，若有所思地划着火柴点燃香烟吸了一口，又环顾四周，继续对朱老总说：‘有人说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说是红司令，红司令’，他重复着。又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毛泽东的一番话勾起了朱德多少如烟的往事！
在中央领导人当中，朱德和周恩来一直保持着深厚的战友之情。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着一条见证周恩来和朱德战友深情的毛毯。那是在西安事变后，周恩来经常冒着严寒往返于延安与西安之间。一次，朱德在为周恩来送别时，把自己身边唯一的一条毛毯送给周恩来带去御寒。1937年3月，周恩来由延安去西安途中，遭到土匪伏击。周恩来机智地摆脱了敌人。当援军闻讯赶来时，发现匪徒们气急败坏地在朱德送给周恩来的毛毯上戳了几个大窟窿，然后逃窜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朱德即将奔赴太行山抗日前线时，周恩来想到那里天气寒冷，又把这条饱含革命情谊的毛毯回赠给了朱德。在太行山，朱德住在老乡家里。老百姓太爱自己的总司令，总想把火炕烧得更热些，结果这条毛毯又被烤了一个大洞。朱德仍舍不得丢掉它，让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