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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扯得有些远了。回到朱元璋的时代，我断定陈友谅、张士诚始终没有意识到他们共同而弱小的竞争者有一种特殊的禀赋。他们本该自惭形秽，或至少有所警觉，但没有，结果都输得很惨。
关键中的关键，是朱元璋高度重视并解决好了知识分子问题———我所谓“明之得国，非得之‘天’，而得于‘人’”，这才是最根本的一条。将领善战、主公明睿，是打天下的重要保证，但不足以得天下。从打天下到得天下，一字之差，差就差在知识分子队伍建设这个环节。匹夫起事，先天不足便在文化上，没纲领、缺宏图、少指针，盲人摸象，误打误撞，难成大事。
这种经验教训，样板戏《杜鹃山》总结得其实是对的：“井冈山派来了党代表。”一堆五大三粗、使刀耍棍的绿林爷儿们中间，忽然塞进来一个文质彬彬、白白净净的女秀才，从此，三起三落的杜鹃山农民起义军便“节节胜利”、“涓涓细水入长江”了。
朱元璋对这问题的认识深度，不逊于《杜鹃山》。他自己虽是大老粗，难得而且令人称奇的是他非常了解“文化人”的价值，并十分坚决地接纳和倚靠“文化人”。明代解缙谈及此时曾这样评论道：
帝性神开明达……始渡江时，首兵群雄多淫湎肆傲，自夸为骄。帝独克己下人，旁求贤士，尊以宾礼，听受其言，昼夜忘倦。｛11｝
尽管是“歌功颂德”，但都有史为据。《翦胜野闻》载：
太祖在军中甚喜阅经史，后遂能操笔成文章。尝谓侍臣曰：“朕本田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开悟，岂非天生圣天子耶？”｛12｝
———这么自吹自擂似乎有点厚脸皮，不过，从中倒可见他以读书为善美、崇文尚学的态度。
几乎每克一地，朱元璋都不忘招贤求士，礼聘知识分子。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下徽州后召耆儒朱升问时政，而得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令朱元璋在整体战略上深受启发。他在采石访得儒士陶安，也很急切地征询陶安的政治见解，陶告诉朱元璋：现今群雄并起，但他们所想所要都“不过子女玉帛”，他建议朱元璋“反群雄之志，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首取金陵以图王业”。朱元璋闻言大为感奋，赞道：“好！”（《国初事迹》）《明通鉴》也记述有朱元璋与儒士唐仲实的类似谈话，看来这种故事发生颇多。访贤问士的结果，使朱元璋感到自己的眼界和心志大为提高，也深深认识到知识分子对他成就王业的战略意义。据说，胡大海打太平府时找到一个叫许瑗的儒士，派人送来见朱元璋，“太祖喜曰：‘我取天下，正要读书人！’”｛13｝此语足见朱元璋看重“读书人”（知识分子），不是摆姿弄态的政治作秀，亦不仅仅是因为一时一事倚用其谋策，而是出于“取天下”这一长远战略。
草莽之雄朱元璋（6）
至正二十年，朱元璋的事业有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其标志就是，这年三月，他成功地将刘基、宋濂、章溢和叶琛延入阵营。这四人声望素著，才智、文章、学问，皆一时泰斗，堪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们连同早些时候在滁州加入的李善长，组成了一个绝对超一流的朱氏智囊团。以这些人为中坚的知识精英，不单单在战争中为朱元璋运筹帷幄，更从法律、政制、礼仪、财税等诸多方面为未来明帝国制订和确立了一整套的秩序。明代的后世批评家回顾说：
汉高祖谓：“吾能用三杰｛14｝，所以有天下。”……我明聿兴，公侯爵赏数倍汉朝：李韩公｛15｝之勋烈无异萧何，徐魏公｛16｝之将略逾于韩信，刘诚意｛17｝之智计埒【等同，并立】于张良……我朝开国元功，视汉高尤有光矣，大业之成，岂偶然哉！｛18｝
这的确说到了点子上。
近代明清史大师孟森先生论述明之立国的独特意义，讲了三条：第一，“匹夫起事，无凭藉威柄之嫌”；第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第三，“一切准古酌今，扫除更始”，有大量制度创新，开启中国历史新阶段———“清无制作，尽守明之制作”，“【清人】除武力别有根柢外，所必与明立异者，不过章服小节，其余国计民生，官方吏治，不过能师其万历以前之规模”。｛19｝这三条，都突出了“明之得国，非得之‘天’，而得于‘人’”。这当中“人”的因素，除开“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永恒、绝对之真理外，最能显出明代立国具体实践特色的，是明太祖在战争阶段就有意识地积极地构筑其“有机知识分子”阶层，从而使新政权一建立就形成完备而坚实的文化基础。
其他不说，单“黄册”、“鱼鳞册”两大制度创新，即足使明之立国成为中国史划时代的事件。“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20｝由设“黄册”，明初有了完全的人口普查，建起真正意义上的户籍制。从社会角度看，它解决了流动人口问题并解放了往昔在贵族和地主豪强强迫下为奴的人民；从经济角度看，它理顺和保障了国家赋役的征调；从政治角度看，它大大强化了集权政体，影响跨越数百年而直到现代。“鱼鳞册”又称鱼鳞图册，是特别编定的全国土地总登记簿。明初决定对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实行丈量和登记，“厉行检查大小地主所隐匿的大量土地，以打击豪强诡寄田亩、逃避课税的行为……豪强地主被迫吐出他们过去大量隐匿的土地，就使朝廷掌握的担承税粮义务的耕地面积大为增加”｛21｝，孟森对此评论道：“明于开国之初，即遍遣士人周行天下，大举为之，魄力之伟大无过于此，经界由此正，产权由此定，奸巧无用其影射之术，此即科学之行于民政者也。”｛22｝此外毫无疑问，鱼鳞册编造也极大地强化了中央集权。
所以，明朝的建立，不像中国许多朝代制度因循，只是权力从某姓易手于某姓。明朝是历史上少数几个在制度上有所开创，真正形成自己文化内涵的朝代之一。尤其跟它之前全凭武力维持而文化颇为黯然的元代比，明代的创新、变革与建树更加彰显。但长久以来，国人似并不明了明代的文化分量，凡说到中国文化灿烂期，唯知以唐代为巅峰———此固不谬，不过以我看中国古代文化应该有两个巅峰，一个是唐代，一个是明代。唐所代表的是汉以来一步步发展到巅峰的皇家—贵族文化；明则代表了宋以来一步步发展到巅峰的文人—世俗文化。这两种文化气象不同，旨趣也不同，就像两代仕女图一肥腴富贵一清逸闲适的形象所表现的那样，各擅其胜，分别达到极致。明代文化不能说超越了唐代文化，但无疑全面置换了唐代文化的意象、主题和风格，不论诗文、书画、园林、饮食、服饰、家居，都别开一面、自造格局，确实堪为唐代文化的铢两悉称的对手。
写到这里，我们不免会为这样一个疑问而一惊：这朝代，这气象，竟由一个“叫花子”肇端吗？正是如此，千真万确。我们不必抬高朱元璋，把明代隽永的文化气息统统归功于他，但我们确实应该对这样一个出身赤贫的田家子，能明了文化的价值、大力弘文崇教，表示足够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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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之雄朱元璋（7）
朱元璋在兴起及建国后，多次下求贤书。洪武元年九月的《求贤诏》说：“朕惟天下之广，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成之。向以干戈扰攘，疆宇彼此，致贤养民之道，未之深讲，虽赖一时辅佐，匡定大业，而怀材抱德之士，尚多隐于岩穴，岂政令靡常而人无所守欤？抑朕寡昧，事不师古而致然欤？不然贤大夫，幼学壮行，思欲尧舜君民者，岂固没没而已哉？今天下甫定，日与诸儒讲明治道，其敢不以古先哲王是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贤辅政，我得以济民者，当不吾弃。”｛23｝
过去历史教科书解释朱元璋从农民起义首领变为皇帝的原因，有一种“变质说”。这其实很对，朱元璋的确是有些“变质”的，像《求贤诏》里体现出来的思想，就明显是“变质”。这一点，若跟许多不“变质”而一直保持其“本色”的农民起义首领加以对比，可看得更清楚。
明朝末年，有个工部员外郎叫赵士锦（常熟人，崇祯十年进士），亲历甲申之变。他在李自成攻进北京后被俘，羁系于刘宗敏营约二十日，脱身回到江南后把在羁押期间所见所闻写入《甲申纪事》，令人从细节上得以目睹李自成军在北京的作为。刘宗敏身为大将，进城后唯知敛财，日夜拷掠百官，勒其银两，“有完银多而反夹，完银少而反不夹者；有已完银而仍夹者，有不完银而终不受刑者，识者以为前世之报焉”。“自十八日起，每日金银酒器䦆疋衣服辇载到刘宗敏所。予见其厅内段【缎】疋堆积如山，金银两处收贮，大牛车装载衣服高与屋齐。”刘宗敏的行径，李自成非不知也，但竟无力辖制。赵士锦记述说：
初七日，李自成至宗敏寓议事，见庭中三院，夹着几百人，有垂毙者，不忍听闻。问宗敏得银若干，宗敏以数对。自成曰：“天象不吉，宋军师言应省刑，此辈宜放之。”宗敏唯唯。每日早将已死者用竹筐抬出，每筐三两人，以绳束之，至是五六日矣。
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即下《求贤诏》，而李自成军甫入京城则唯以拷掠士大夫为能事。按“阶级斗争学说”的逻辑，朱元璋本该和刘宗敏一样“苦大仇深”，但他却搞什么礼贤下士，分明是向地主阶级投降———由此看来，朱元璋之“变质”的确变得厉害。
“变质”，变出了中国唯一的“家庭成分贫雇农”的皇帝。我们当然可以大力批判朱元璋的“变质”，但他也许会反过来质问：骂我“变质”